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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国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先生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先生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201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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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彭燕韩)
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
③“汤一介先生是用生命做事的人,他的贡献不在于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开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旗帜。”(《儒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常海)
④“汤先生是一位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的学者,不但对中国思想研究深入,更对西方文化有着包容和理解之心,是个现代的开放的有思想的谦虚的学者。”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奥地利籍教授、汤一介奥地利籍学生雷立柏)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恰当的两项是
A.材料记述了汤一介的家学影响、人生理想、学术成就、性格特点和不同人对汤一介的评价,展现了以为著名哲学家的学者本色。
B.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是哲学大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他家的家风。这说明家风的影响对汤一介日后成为著名哲学家至关重要。
C.在学生王博眼中,汤先生在学术研究上非常严厉,一丝不苟,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但他在待人接物上非常温和,表明汤一介在性格上有矛盾之处。
D.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是因为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上善若水,宽厚诚信,不怕艰苦。
 
E.汤一介认为没有建立被普遍接收的思想体系,没有出过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就不能称其为大师,见解独到,引人深思。
(2)“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汤家的家风,请结合材料谈谈“责”在汤一介的身上体现在哪些方面?
(3)引用学生、同事的言论,对刻画汤一介形象有何作用?请简要分析。
(4)汤一介取得成就的自身因素主要有哪些,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上一题 下一题 0.99难度 现代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6-11-08 04: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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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志摩纪念
周作人
面前书桌上放着九册新旧的书,这都是志摩的创作,有诗,文,小说,戏剧。志摩死了,现在展对遗书,就只感到古人的人琴俱亡这一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说。志摩死了,这样精妙的文章再也没有人能做了,但是,这几册书遗留在世间,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也仍长久存在。中国新诗已有十五六年的历史,可是大家都不大努力,更缺少锲而不舍地继续努力的人,在这中间志摩要算是唯一的忠实同志,他前后苦心地创办诗刊,助成新诗的生长,这个劳绩是很可纪念的,他自己又孜孜矻矻地从事于创作,自《志摩的诗》以至《猛虎集》,进步很是显然,便是像我这样外行也觉得这是显然。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清脆,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贡献了。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更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文学的损失是公的,公摊了时个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损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担也总是人数不会太多而分量也就较重了。适之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就是有派别的作家加以攻击,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而决不是他的个人。适之又说志摩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我也同意,而且觉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这个年头儿,别的什么都有,只是诚实却早已找不到,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是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在这时候有一两个人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无论这是哪一种主张,总是很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了。关于志摩的私德,适之有代为辩明的地方,我觉得这并不成什么问题。为爱惜私人名誉起见,辩明也可以说是朋友的义务
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几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是这从哪里去着笔呢?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我只能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这篇小文的次序和内容差不多是套适之在追悼会所发表的演辞的,不过我的话说得很是素朴粗笨,想起志摩平素是爱说老实话的,那么我这种老实的说法或者是志摩的最好纪念亦未可知,至于别的一无足取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于北平。
【小题1】对这篇文章的赏析,不正确的两项为
A.徐志摩的散文风格流丽清脆,意思是他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了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白话文的语言更富有表现力。
B.在中国新诗发展的最初十五六年,努力于新诗创作的徐志摩,可以说对新诗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最大。
C.由于当时人们对徐的人品多有微词,所以作者对徐的人品不是避而不谈,而是大写特写,以正视听,以让人们对徐的为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D.徐志摩的离去,在感情上给作者很大的打击,作为老朋友的周作人,很长时间不能从悲痛中走出来,所以拖了很长时间,才写了这篇纪念文章。
E. 这篇文章的结构安排令人称道。比如第二段一个”但是”,便由上段写徐志摩在文学上的贡献,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写徐的为人,层次清晰,结构严谨。
【小题2】徐志摩可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如果不是,作者缘何又说他这人很可爱?
【小题3】阅读下面的句子后,谈一谈你的理解。
①就是有派别的作家(对志摩)加以攻击,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而决不是他的个人。
②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是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
【小题4】回答问题。
①简述徐志摩在文学方面的贡献。
②周作人是怎样写徐志摩的人品的?

同类题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世纪学人梁伯强:妙术仁心,杏林漫山①
杨 逸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客家院士”梁伯强降生在梅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梁劭勤是一名教师。在严父慈母的管教之下,梁家子女都勤奋好学,梁伯强在班中也是名列前茅。然而不幸的是,在梁伯强6岁时,一场疫症夺去了他母亲的生命。济世救人的理想,也像一颗种子,从此撒播在梁伯强幼小的心灵间。
20世纪初,先进的西洋医术随着坚船利炮,送抵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先进的西洋医术,增强国民体质,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洞见。“病理解剖对于医者,譬如一盏光耀的灯,在黑暗的中国医道上,光照他们,引着他们走上路。”梁伯强的感言,道出了那个年代中国医者的心声。而这一点冀盼,也成了将梁伯强引上从医之路的指路明灯。
1912年,梁伯强入读梅县巴色教会中学。梁伯强勤勉好学,每天坚持早起背诵德语词典。他仅仅用了4年时间,便修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并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进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梁伯强,师从著名病理学教授F.欧本海姆,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尸体解剖。毕业后,梁伯强留在医学院里担任助教。而在这所为德国同行垄断的医学院里,梁伯强显然是一个另类。他不迷信权威,敢于独立思考,常常因学术观点的分歧,与德国教授争论。
因教学水平优异,梁伯强为校方推荐,赴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病理学。留学期间,他在钻研西洋医术经典之余,还著文向海外阐述中国的医学成就。与当时学者普遍怀疑和否定中医的态度不同,梁伯强对传统医学进行了客观而辩证的分析。他表示,近代医学遇到的不少问题,如胃肠解剖等,在《黄帝内经》中便早有论述。当然,梁伯强最感兴趣的,还是如何借助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提高国人的身体素质。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着眼关注国人体质,以及地方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最终,梁伯强凭借《中国人的血型和地理关系的研究》一文,以最优等成绩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梁伯强受聘为同济大学病理学副教授。1932年,由于上海战事吃紧,他回到了广州,作为当时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受聘到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兼任病理学研究所主任。
当时的病理学研究所,只有一名助教和一名技术员,教学用具严重不足。梁伯强立即申请经费,购置教学投影机、显微镜和教学图片,并率领助教和技术员装配课室和建造尸解室,向德国母校征集人体标本。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病理学研究所便成了当时国内学术氛围最为浓郁的第一流学术机构之一。
1949年初,梁伯强正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考察。由于国内时局动荡不明,不少亲友都劝他留在当地工作。然而,梁伯强婉拒了这一请求,新中国成立前夕,梁伯强终于回到了广州。
从1952年开始,梁伯强连同秦光煜、李瑛两位教授,连续开办了十多期高级病理学师资培训班。每逢开学之初,梁伯强总要亲临现场,做尸解示教,在解剖室里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每逢上课铃声一响,梁教授总是准时准点地出现在讲台上。他讲的每一堂课,都会让助手预先绘制图标,印发讲义,精心挑选标本和幻灯片。每做一场学术报告,梁伯强还要事先实地测量幻灯机的摆放位置,以求为听众预备最佳的观察距离。
尽管身居教授的要职,梁伯强却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他时常鼓励学生超越老师。梁伯强多次向自己一手培养的学生表示“甘拜下风”。对助手杨简制作的模式图,梁伯强更是逢人说项。他认为,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病理学的事业才能前进。他也将“能否培养出能够超越自己的学生”,视为老师成功与否的一条检验标准。事后,杨简也因其对食道癌病因研究的杰出成绩,成为国际知名的肿瘤学家。
他常常告诫学生“尽信书不如无书”。他认为,科学研究本身探索前人所未能认识的事物,因此虽重视前人的经验,却不能囿于前人的条框。1962年,梁伯强在莫斯科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首先提出了鼻咽癌的组织学分类,并阐明了“肿瘤间质反应”的新概念。他所提出的肝癌发生机理,也与当时国际的主流观点相抵牾。梁伯强根据自己的长期研究,提出病毒性肝炎是肝硬化的致病因素之一,并非是由于营养缺乏。这一科学见解,直到1980年才为病毒学、免疫学和超微结构的大量研究资料所证实。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潜心学问的梁伯强,虽一直避免卷入政治旋涡,却未能躲过这场无妄之灾。他受到了严酷的审查,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11月28日,由于心脏病复发得不到及时救治,梁伯强在广州与世长辞,终年69岁。直到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还试图邀约梁伯强参与上呼吸道肿瘤组织学分型图谱的复审工作,可惜此时他早已不在人世,这也成了学术界永远的遗憾。
(节选自2013年4月《南方日报》)
【注】 ①将医家称作“杏林中人”,乃是源于三国名医董奉定下的一则奇怪的规章:为人治病,不取钱物,病愈者栽杏一株或五株,再将种杏所得,易谷济贫。十年之后,十万杏树,郁然成林。
【小题1】在积弱积贫的中国,梁伯强最终获得了德国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其原因。(4分)
【小题2】作为医学教授,梁伯强有哪些值得肯定之处?请简要分析。(5分)
【小题3】世纪学人梁伯强,他的仁心都表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材料进行分析。(6分)

同类题3

一代怪杰辜鸿铭
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各种新思想如潮涌动,各色新派人物也纷纷登场,整个校园充满活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是常常会出现这样一副不和谐的图景:一位老者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枣红长袍天蓝青褂,斑斑油腻浸染其上,脑后拖着一根又细又长的辫子。此人便是民国闻人、一代怪杰辜鸿铭。他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其异行怪言,常常出人意料,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一
辜鸿铭是个语言奇才,他的语言天赋,在近代中国无出其右。孙中山说:“中国有三个精通英文者,一个辜鸿铭,一个伍朝枢,一个陈友仁。”林语堂的赞誉更高,称“其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出其右者”。辜鸿铭还精通其他语种,诸如法、德、俄、日文和拉丁、希腊两门古语。
在德国留学时,他的德文水平便在当地传为佳话。一次,辜鸿铭乘坐火车由维也纳前往柏林,与他同车厢对面而坐的三个德国青年,看他一身东方人的装束,且抱着一条小辫,便对他挤眉弄眼,窃窃评论。辜鸿铭佯装不懂,顺手抄起一份德文报纸,倒着看了起来。这下好了,那几个洋青年立即起哄:“瞧,这个土里土气的中国佬,竟然把报纸都拿倒了,哈、哈、哈……”在一阵阵嘲笑声中,他慢腾腾地挪起身,悠闲而又庄重地吐出一串字正腔圆、正宗地道的德语:“德国的文字太简单了。不倒着看有意思吗?就是你们的圣人歌德的《浮士德》,我也能倒背如流。”那几个洋青年已被羞得无地自容,火车一到站,便赶紧溜之大吉了。
还有人说,辜鸿铭居住在哪个地方,就能说那个地方的方言,张口即是,与当地人毫无二致。这种语言天分,实在令人钦羡。
二
青年时期的辜鸿铭是在西方世界度过的,曾饱受白人世界的冷遇。这种精神压迫的反作用力,使他尤为赞美中华传统文化,仇视所有崇洋媚外的思想。
在张之洞幕府工作的第一天,辜鸿铭在一份致外国人的商务公文中,看到把中国货写native goods(土货)时,顿时沉下脸来,将native改为Chinese。他说,native有蔑视的成分,非洲、美洲、澳洲的土著可以用native,我华夏文明古国所产货物怎能以native相称呢?应当堂堂正正地标之为Chinese goods(中国货)。同事中有人提醒说,native goods习用日久,乍一改写成Chinese goods,洋人难以接受。辜鸿铭不听则已,听了后更是怒不可遏,瞪着眼睛斥道:“积非成是,奴隶思想!就算抚台把它改成native,我照样要翻译成Chinese goods。”
1917年7月,他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古典文学。在课堂上,他常常借题宣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当年的北大学生阎震瀛回忆说,他常常教我们翻译四书,又教我们念英文《千字文》,音调很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辜鸿铭把英国诗分为国风、大小雅,凡所授的英国作家作品,都要找出一个对应的中国作家作品,以比较中西文化。比如,他把密尔顿的长诗Lycidas比作“洋《离骚》”,把杜甫说成是“中国的华兹华斯”。他要让学生树立这样的信念,那就是华夏文明优于世界上其它的文明。这种盲目自尊的心理,在辜鸿铭的身上已发挥到极致,甚至演变为蔑视和捉弄洋人。
三
1930年,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称其为“中国怪人”、“疯老头”,说他“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具有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弗兰西斯·波里对辜鸿铭印象最深的是: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时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
那条“象征性的发辫”使辜鸿铭尤为得意,他曾经大言不惭地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拖着这条辫子走街串巷,自然遭到一片非议。可是,他却如秋风过耳,若无其事。他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民国初年,很多人剪掉辫子后喜欢戴上顶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有个外国人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脑后的辫子剪掉呢?”他立即反诘:“你为何非要在下巴留有胡须呢?”一句话噎得洋人无言以答。
辜鸿铭有许多癖好,其中一大雅好,就是醉心于女人的三寸金莲。此癖由来已久,他的正室夫人淑姑,就拥有地道正宗的三寸金莲。他对此还有一番高论: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
【小题1】第一段划线处的作用是什么?(4分)
【小题2】结合全文,简要概括辜鸿铭作为一代怪杰的形象特点。(4分)
【小题3】这篇传记中,除了肖像描写,作者还运用了哪些手法刻画人物形象?请举例说明。(4分)
【小题4】文中说,辜鸿铭“尤为赞美中华传统文化,仇视所有崇洋媚外的思想”,对此你是怎么理解的?结合文本和现实谈谈你的看法。(6分)

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一个“有梦的出版人”
刘 荣
有人说他是富有远见的战略家,有人说他是勇立潮头的革新派,有人说他是游刃有余的社会活动家,有人说他是不知疲倦的工作狂,有人说他是感染力极强的演讲家,有人说他是精明老辣的生意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却称自己只是一个“有梦的出版人”。
谢寿光是一个富有战略眼光的人,正是这种素养造就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后来居上。
1998年,谢寿光出任社长兼总编辑。彼时,只有13年历史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没有丰厚的家底,仅有23名员工,年出书不到100种。“这样一家无名小社,想做大做强,很难!”在谢寿光举行的支招献计会上,苏国勋、李培林、沈原等学界同仁长叹。
当时,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不少学术出版社都选择“往下沉”,着力于大众出版,谢寿光却坚持“往上走”,将出版重心定位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在出版领域,我们不可能包打天下,教材、教辅、少儿等产品必须舍弃。”谢寿光分析道,“我们应该在最有可能形成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领域占据我们应有的位置。”
如今,凭借16年的坚守与积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权威、前沿、原创”的图书定位赢得学界广泛认可。社会学、近代史、苏联东欧研究等专业图书在出版界独领风骚,经济管理、国际问题、古籍文献等主题图书亦别具特色,学术期刊、电子音像、数字出版、国际出版齐头并进。谢寿光成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之无愧的掌门人。
谢寿光开创了一种名为“皮书”的全新出版形态和图书品牌,迄今已累计出版1300余种。经过近20年的精心打造,皮书作为一种智库产品,不仅成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出版品牌,而且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品牌,还被纳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早在十多年前,谢寿光就感觉到信息技术可能给传统出版带来冲击,在他的带领下,出版社早在十多年前就迈开信息化与数字化的步伐。在信息化的浪潮中,他趋新而不躁进,主张“我们是图书出版者,更是人文社会科学内容资源经营商”,坚持“以我为主”和“小步快跑,分段推进,适时整合、升级”的原则,建成了具有中国专业出版社特色的数字出版经营模式。
办令人尊敬的出版机构,是谢寿光不懈奋斗的目标。“学术出版是最讲究传承的事业。只有几代人的厚积,才会有某个阶段的薄发。相比于百年老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历史还太短。”展望未来,有着强烈危机意识的谢寿光不无忧虑却信心满怀,“我们会继续坚守学术出版方向,用出版来促进学术研究的规范与深化,实现知识的积累,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
基于此,谢寿光代表50多家出版社在原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座谈会上呼吁进一步提高学术著作出版门槛,并承担起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国家标准的起草工作。同时,他还精心组织学术演讲、访问交流等高规格的学术交流活动,扩大中国专家学者及其学术成果的国际影响力,致力于中国学术“走出去”。
社长之外,谢寿光还担任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社科院国情调查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并兼任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的教授,在教书、演讲、科研、出版诸角色间转换自如,被誉为精力充沛的多面手,他却谦称至多只是一位“杂家”。自称“学术票友”的他,在多个研究领域都有所建树,并深度参与了中国社会学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弥合了当时学界内部的分裂与冲突。知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曾赞誉说,他们那一群人都是谢寿光这样的编辑给培养出来的。
虽然成就卓著,谢寿光却称这不过是“时势造英雄”。这位1977级的厦门大学高材生,有着他那一代人的审慎与稳练。媒体朋友们更多是从社科文献出版社有着浓厚学术底蕴与现实担当的产品中,窥见他作为出版人的理想与抱负。
时至今日,两鬓斑白的谢寿光依然率领一群年轻人奋斗在一线,推进信息化与数字化,释放员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建研究型的出版机构,打造标准普尔那样的指数库……很多人不解:16年了,社长还没当够?何必把自己弄得这么累?他却回应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想,我还有好些年和大家一起奋斗的时光,争取再创20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务、中华那样的辉煌。”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小题1】谢寿光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要做了哪些工作?请简要概括。
【小题2】文章画线的句子在文中有何作用?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小题3】为什么说谢寿光是“有梦的出版人”?他的行为对你有何启示?请谈谈你的看法。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文后各题。
两种真诚
王 正
创作应当首先听命于谁?是应首先听命于领导,还是听命于读者和自己的心灵?
原中国文联主席曹禺先生曾有过深深的失落。他在后半生本应写出超越原有水平的作品,登上新的高峰,然而竟没有。平心而论,当时领导曹禺先生的领导,是真诚地叫他写好的。比如写《王昭君》,领导确是叫他写好这位民族团结的伟大女性的。这个要求一点不错。曹禺先生也真诚地接受并玩命地付诸实践。但这两种真诚结的果子却有些苦涩:在《王昭君》民族团结的伟大形象中,少了点具体的人生悲剧,一般扭曲了个别,就很难像《雷雨》《日出》那样让人们感动。作为领导,不论他懂不懂创作规律,大概都会这样要求的,这其实是社会层面的现实意识。而如何去创作,就是作家自己的事了。
对作家来说,有两条道:一条是真诚地把领导的要求往形象上贴,往形象里塞,下劲地充当工具;一条是只管真实地表达个别形象,只去追求审美的自由。前者冷落了审美,越真诚越糟糕;后者是在审美中张扬,越真诚越出色。到头来,领导那个意图却会从审美形象中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审美规律有这个能耐。白了说,叫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文了说,叫不用之用。有一些作家坏就坏在太听话了,或者叫不会用作家听话的法子,心甘情愿去委屈创作的审美规律。
我以为,领导要大度一点,我领导我该领导的,你尽管写你的;作家也明智一点,你尽管领导你的,我写我该写的。两者在这样的层面上契合,审美规律就能给领导和作家在作品客观的社会性上找到一个结合点。在规律面前,创作其实是作家们自己的事。楚顷襄王没领导屈原怎样写,《离骚》不是写出来了吗?曹雪芹的《红楼梦》也不是乾隆领导出来的。如果沙皇把托尔斯泰领导一下,硬要他去谴责“不道德”的安娜·卡列尼娜……那世界文学史上该少了多少光彩?古今中外,其实没有任何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单单是“领导”出来的,是太听话听出来的。
就作家角度而言,要改掉太听话的毛病,不是说说就能奏效的。这只能随着物质、精神、利益的羁绊一天天松脱才能慢慢有起色。领导身上的某些体制特色的消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谁也性急不得。有了这点悟性,违心的惧怕和幼稚的真诚就会少一点,对审美的干扰就会少一点,作家们也不至于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
【小题1】请简要概述本文的论述思路。(6分)


【小题2】指出文章第二段运用了哪些论证方法,并简析其作用。(6分)


【小题3】细读全文,说说“在规律面前,创作其实是作家们自己的事”中的“事”包含哪些内容。(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