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25分）
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的大名和成就，连年轻人也算在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差不多都念过他的散文名作：《背影》和《荷塘月色》。我念他的《背影》，还是在中学阶段，印象是：文富于感情，这表示人纯厚，只是感伤气似乎重一些。一九二五年他到清华大学以后，学与文都由今而古，写了不少值得反复诵读的书。一九三七年以后，半壁江山沦陷，他随着清华大学到昆明，以及一九四六年回到北京以后，在立身处世方面，许多行事都表现了正派读书人的明是非、重气节。不幸的是天不与以寿，回北京刚刚两年，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去世，仅仅活了五十岁。
我没有听过朱先生讲课，可是同他有一段因缘，因而对他的印象很深。这说起来难免很琐碎，反正是“琐话”，所以还是决定说一说。
我的印象，总的说，朱先生的特点是，有关他的，什么都协调。有些历史人物不是这样，如霍去病，看名字，应该长寿，却不到三十岁就死了；王安石，看名字，应该稳重，可是常常失之躁急。朱先生名自清，一生自我检束，确是能够始终维持一个“清”字。他字佩弦，意思是本性偏于缓，应该用人力的“急”补救，以求中和。但他终归是秉性难移，多情而宽厚，“厚”总是近于缓而远于急的。他早年写新诗，晚年写旧诗，古人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这由学以致用的角度看，又是水乳交融。文章的风格也是这样，清秀而细致，总是真挚而富于情思。甚至可以扯得更远一些，他是北京大学一九二0年毕业生，查历年毕业生名单，他却不是学文学的，而是学哲学的。这表面看起来像是不协调，其实不然，他的诗文多寓有沉思，也多值得读者沉思，这正是由哲学方面来的。
泛泛的谈了不少，应该转到个人的因缘了。是一九四七年，我主编一个佛学月刊名《世间解》，几乎是唱独角戏，集稿很难，不得已，只好用书札向许多饱学的前辈求援，其中之一就是朱先生。久做报刊编辑工作的人都知道，在稿源方面有个大矛盾，不合用的总是不求而得，合用的常是求之不得。想消灭求之不得，像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好办法，于是只好碰碰试试，用北京的俗语说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希望万一会掉下一两个。我也是怀着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心情这样做的，万没有想到，朱先生真就写了一篇内容很切实的文章，并很快寄来，这就是刊在第七期的《禅家的语言》。当时为了表示感激，我曾在“编辑室杂记”里写：“朱自清教授在百忙中赐予一篇有大重量的文章，我们谨为本刊庆幸。禅是言语道断的事，朱先生却以言语之道道之，所以有意思，也所以更值得重视。”这一期出版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更万没有想到，仅仅九个月之后，朱先生就作古了。
大概是这一年的五月前后，有一天下午，住西院的邻居霍家的人来，问我在家不在家，说他家的一位亲戚要来看我。接着来了，原来是朱先生。这使我非常感激，用古人的话说，这是蓬户外有了长者车辙。他说，霍家老先生是他的表叔，长辈，他应该来问安。其时他显得清瘦，说是胃总是不好。谈一会闲活，他辞去。依旧礼，我应该回拜，可是想到他太忙，不好意思打搅，终于没有去。又是万没有想到，这最初的一面竟成了最后一面。
死者不能复生，何况仅仅一面，但我常常想到他。朱先生学问好，古今中外，几乎样样通。而且缜密，所写都是自己确信的，深刻而稳妥。文笔尤其好，清丽，绵密，细而不碎，柔而不弱。他代表“五四”之后散文风格的一派，由现在看，说是广陵散也不为过。可是我推重他，摆在首位的却不是学和文，而是他的行。《论语》有“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话，这里无妨断章取义，说：与他的行相比，文可以算作余事。行的可贵，具体说是，律己严、待人厚都超过常格，这二者之中，尤其超过常格的待人厚，更是罕见。这方面，可举的证据不少，我感到最亲切的当然是同自己的一段交往。我人海浮沉，认识人不算少，其中一些，名声渐渐增大，地位渐渐增高，空闲渐渐减少，因而就“旧雨来，今雨不来”。这是人之常情。朱先生却相反，是照常情可以不来而来。如果说学问文章是广陵散，这行的方面就更是广陵散了。
说来也巧，与朱先生告别，一晃过了二十年，一次在天津访一位老友，谈及他的小女儿结了婚，问男方是何如人，原来是朱先生的公子，学理科的。而不久就看见他，个子比朱先生高一些，风神却也是谦恭而恳挚。其时我老伴也在座，事后说她的印象是：“一看就是个书呆子。”我说：“能够看到朱先生的流风余韵，我很高兴。”
（选自《负暄琐话》，作者张中行，有删改）
（1）下列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作者了解、熟悉朱自清，是从求学阶段学习他的散文名作《背影》《荷塘月色》开始的，在作者看来，他的散文情感丰富，只不过失之于感伤气重了一些。

B．朱自清先生给本文作者的总体印象是，“有关他的，什么都协调”，例如人如其名，他一生自我约束，清廉温厚，堂堂正正做人，能够始终维持名字中一个“清”字。

C．文章名为“琐话”，选材琐碎但不多余。比如文中霍去病、王安石是为了反衬朱自清先生的性格，而结尾处写朱公子，则直接映衬出朱先生谦恭而恳挚的性格。

D．朱自清先生的品行、学问和文采都很出众，但作者最推崇朱自清先生的还是其“行”，和他律己严、待人厚的“行”相比，他的“学”和“文”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E．本文作者虽然与朱自清先生只谋一面，交往不多，但用质朴平实的语言写了些零星的回忆，全面表现了朱自清先生的性格，表达了对朱自清先生的敬仰之情。
（2）结合全文，概括朱自清先生行、学、文的主要特征。（6分）．
（3）请从作者与朱先生的交往中举例说明朱先生“待人厚超过常格”。（6分）
（4）结合文中对朱自清先生的回忆，谈谈你对“德”与“才”关系的理解。（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倾向之比较
倪乐雄
把《诗经》中的战争题材诗篇同《伊利亚特》作一比较，明显会感到东西方两大民族对战争审美的旨趣迥然相异。战争审美倾向是一个重要环节，它一方面联系着历史文化背景，并由这种背景所决定，另一方面联系着艺术领域里战争题材作品的特征和风格，并给以直接的影响。
多少年来，北方各部落一波一波不断地涌向希腊半岛，人口与生存空间的冲突显示出尖锐性，使地区保持着一股强大而持续的对外扩张力，直到亚历山大远征东方，这股力量才得以彻底释放。这种环境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各民族、部落的关系完全由暴力来决定，即使是平等的关系，也是力量的平衡所致。战争暴力既是获得生存权利的第一工具，又是保持独立地位的唯一手段。
汉民族因生存空间的幅员辽阔，虽偶有扩张性战争之举，然而极其有限。农耕社会追求安宁和谐的生活境界，这种生活秩序又被道德伦理所肯定。战争掠夺从根本上与农耕生活的秩序相悖。因此，从社会控制角度而论，战争是维护农耕社会秩序的最高手段，并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决不可能产生以对暴力的崇拜为核心的极端之尚武精神。只能产生以“禁暴除乱”为目的、包含生活与伦理的合理性在内的一种有节制的尚武精神。所以，古希腊民族的尚武精神核心是“力”；汉民族尚武精神的核心是“德”。
一个民族的尚武精神一旦进入艺术领域，必然转化为一种战争审美意识。古希腊民族尚“力”导致了对战争作无理性节制的纯粹审美观照，把战争审美推向极端。汉民族尚“德”导致了具有道德节制的战争审美意识，对战争进行有限的审美观照。
首先表现在艺术家们对战争题材的选择上。《伊利亚特》所渲染的故事取材于一次征服性质的战争：特洛伊战争。历代诗人们对这次战争备加颂扬和夸张，并将之神化，层累地堆聚成一部史诗，世代传颂。《诗经》大都选择保家卫国性质的战争作为题材。那些为数极少的征服性战争也仅仅为维护中原地区正统地位的等级秩序。因为这种等级秩序在当时看来是维护中原农耕生活秩序所必须的。在军人形象的塑造方面，区别更明显。由于古希腊尚武精神的核心是“力”，战争审美的本质便是对力量的赞美，所以勇武有力成为塑造典型的最高原则。而汉民族在军人典型的塑造上，着重于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所讴歌的人物大都是勇武和仁厚的结合。因此，《诗经》反映了一个特征：汉民族的伟大军人形象既是有德的君子，又是杰出的战士。“荷马史诗”中的伟大英雄却个个强悍残忍、好狠斗勇、野性十足，丝毫感受不到“东方式”的仁厚德性。在战争场面描述上，由于把战争审美推向极端，《伊利亚特》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血腥的战争场面作精雕细琢，对残酷的厮杀场景给予尽情渲染。反观汉民族，所持的是一种有节制的战争审美意识，故而《诗经》对残酷的血腥场面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战争情景的展示大都侧重军威气势的威武雄壮。在对战争双方关系性质的构成和情感态度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异。《诗经》里战争双方一律构成一种“不对等”关系，即东方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的对抗（或者说“东方式”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对抗）。《伊利亚特》则不然，冲突双方构成一种“对等性”关系，诗人们对战争的双方一视同仁，一样地歌颂赞美，一样地同情怜悯。
【小题1】根据文意，以下说法正确的两项是（5分）（   ）（   ）

A．汉民族与古希腊民族具有不同的尚武精神。

B．古希腊所崇尚的平等与现代人崇尚的自由是相同的。

C．《伊利亚特》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血腥的战争场面作精雕细琢，《诗经》则没有战争残酷场面的描写。

D．在军人形象塑造方面，汉民族比古希腊民族成功。

E．《伊利亚特》中战争的双方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小题2】对首段划线的句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不同的战争题材作品往往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B．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着不同的战争审美倾向。

C．一个民族的战争审美倾向对其战争题材的作品有影响。

D．战争题材作品的特征和风格受到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

【小题3】根据文意，《诗经》与《伊利亚特》对战争题材进行艺术处理时迥然相异，其表现在哪几个方面？（4分）
答：  
【小题4】在作者看来，东西方古代两大民族的战争审美旨趣存在差异的原因是什么？（4分）
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B．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C．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D．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E．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死亡之海”的油岛
　　随着开采活动的持续,塔里木油田的工程师们已经从地球表面向下钻探了几公里,有时甚至要借助灌入地下水的方法将宝贵的油气资源挤出地面。如今,越过厚厚的黄沙,从地下3000至4000米深处抽取出来的石油、天然气会通过输送管道运往这个国家的东部地区,支撑着数千公里外那些城市的运转。无可否认的是,当国际原油价格又一次冲上80美元/桶的当下,这里抽出的能源是这些城市能够维持发展的先决条件。
　　车轮下的沙漠公路好似永远没有尽头,而“沙漠大巴”车窗外的景色则仍旧是一成不变的无穷沙丘,塔克拉玛干好似在无数次地重复着自己。“因为定期能够出去轮休,”员工刘震凝视着窗外,“否则人类可能很难受得了这样的荒凉吧。”“沙漠大巴”上满载的是“塔中—4”油田的员工,这是中国境内惟一的沙漠腹地油田,而按照规定,每隔二十余天,员工们就有一次机会可以选择坐车驶出这片世界最大的流动性沙漠———塔克拉玛干,到沙漠边缘的库尔勒市去休整,以期不会丧失作为普通社会人的生活及心态,而为之后的工作做好准备。
　　塔里木油田号称“中国石油的希望”,是中国仅有的数个大型油田之一。由于出产混合油气资源,这里不仅是西气东输管道的起点和源泉,又是中国石油版图上的一颗明星,只是,这里位于沙海深处,开采难度超出想象。在此处,一名工人洗一次淋浴的成本是人民币60元。“塔中—4”油田被塔里木石油人称为“沙漠孤岛”,是这个地区最令人称奇的人造设施。这里的几百人长年生存在沙漠的中央,依赖一条1500公里长的沙漠公路维持人类正常的需求,而这条公路则依靠24小时滴灌培植的红柳丛左右防护,不致被黄沙一夜掩埋。总言之,这里的任何存在都依靠给养,才能维持着与自然界巧妙的平衡。“这里或许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工作环境。”一位油田员工戏谑道。塔中的人们都知道,如果从“塔中—4”油田出发,不论向任何一个方向,也不论走多久,一切都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还在沙子里。”在这座沙漠的中心腹地,塔中—4油田是仅有的人类据点,荒凉的环境让这里的人们只有选择坚强,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管理者们修建了各种运动设施,并组织活动来冲抵那无处不在的孤独感。在整个油田最醒目的地方,往往会书写标语,提醒员工“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而每年从全国各地选派而来的新工作人员都会定期前来,接受或长或短的一次历练。
　　在塔克拉玛干的历史上,此前从未有人能完全征服这片广阔的沙域。曾经,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而很快,他的探险队全军覆没,仅剩他一人幸存,因此,他给了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的别名。在80年代之前,由于巨大的勘探难度,专家们无法在这里找到油气资源,而如今,由于科学技术的完善以及进步,已探明塔里木油气资源总量为160亿吨,而仅有的问题变成了如何更好地开采、利用这里的宝藏。
　　如今,这座“死亡之海”每日提供的三千余吨原油让更多的城市充满了生机,而这一产量据称在可以预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维持基本稳定,而整个国家也正因此获益匪浅。
（选自《南方周末》2009年11月19日，作者：翁洹）
【小题1】下列对文章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5分）

A．塔里木油田位于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仅有的数个大型油田之一。其中的“塔中—4”油田在这个沙漠的腹地。

B．塔里木油田是西气东输管道的起点和源泉，这里抽出的能源将输送到我国的东部地区,是我国东部城市能够维持发展的先决条件。

C．自从斯文·赫定以来，对塔克拉玛干的石油勘探经历了漫长的艰难过程，如今已探明这里的油气资源总量,并能日开采三千余吨。

D．文中两处画线句子引用油田员工的话，都说明了沙漠环境的荒凉和工作环境的恶劣，但前者强调的是生存的艰难，后者是相比较而言。

Ｅ．长期的沙漠生活会给人的身体和心理造成损害，甚至丧失普通社会人的生活及心态，需要外出休整和活动调剂，更需要意志的坚强。
【小题2】文章二、三两段都提到“塔中—4”油田，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请作简要说明。（4分）
【小题3】如果用“‘死亡之海’的油岛”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你认为是否恰当？请简要分析。或者，你也可以为这篇文章拟一个标题，并简要说明拟题的理由。（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25分）
下笔不觉师造化
黄宾虹一生绘画艺术的大进展，多发生在他隐居的时期。这并不是纯粹的巧合，无需应酬杂务的宁静生活可以让他深思内省，促使画作和自然风景、隐居生活进一步契合。池阳湖画风之变是一次突变，源自他对江湖水光天色的写生，也来自他蓄积已久的思考，还来自苦涩现实对他心灵的影响。其弟子王伯敏多年后还难忘他老师的教诲：“读书的人，要甘于寂寞。寂寞能安定，定则心静，静则心清，清则心明，明则明白一切事理。作画，墨是黑的，只要眼明心清，便能悟出知白守黑的道理，画便猛进。”
1929年的一件盛事是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南北国画家都参加。此时在上海美专任教的黄宾虹参加了展出工作，并发表了评介文章《美展国画谈》。文章提倡士大夫的逸品画格，以为不必求悦于人，人不知而不愠，才是真画者；还以为当时沪上流行的一种是细谨、工于涂泽的媚人习气，另一种是自矜才气、沦于放诞的欺人画风，以浮滑为潇洒、以轻软为秀润，真画者反不合时宜。他希望画者能坚持避俗趋雅的操守，力求华滋浑厚的画风，不要因一时俗世弃取而改变。
黄宾虹一向以为书画同源，所以称作画为“写画”。他以为上古时代书画不分，如伏羲画八卦，仓颉造字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象形，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已有横线、纵线、弧线等线条形式；汉以后虽分书画，但仍是道归于一，三代以上笔法可从甲骨、古玉、铜器中求之。他在1929年编辑的《滨虹草堂古印谱》里曾谈到古印上的籀篆文字：点画的肥瘦方圆奇正各不同，有助于绘画笔法；而结构的疏密、参差离合、抑扬顿挫、回环往复，更可见章法布置之妙。所以，他作画时要置备金石拓本在案头。他由古玺印这种上古金石实物、临近原始的艺术形式中悟出笔法要旨，认识到书法、文字、金石、绘画都是同一，即于自然山水，从而找到回归造化之路。
黄宾虹常提到古代书法家从观察自然中有所领悟，如在雨后看车行泥沼，车轮在泥中转动犹如笔被纸墨所滞却仍圆转，不疾不徐、不粘不脱，由此笔法大进。他也常以自然山水之理来诠释自己的笔法，如“平”就是如风吹水动、一波三折；“圆”如行云流水、宛转自如，而石有棱角、树有桠杈，则是圆中有方；“变”则如石有阴阳向背、树有交互参差，山有起伏显晦、水有缓急动静。1922年他在给友人陈柱尊的信里说到，自己是以山水作字，而以字来作画。可见，他已将山水自然之理、《说文》六书之法、书法、画法相互打通。
现代画家以画为道抑或以画为艺，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的对比，在黄宾虹和张大千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张大千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黄宾虹一生平静淡泊。张大千1925年在上海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26岁就扬名南北，后又去北平办画展，被称为“南张北溥”，可谓名满天下；而黄宾虹虽较早就有“南黄北齐”之称，但他直至1943年才在上海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这时他已经80岁了。
黄宾虹自来沪上就以鉴赏、鉴别真伪著称；而张大千仿作的石涛画，甚至瞒过了当时的大行家罗振玉、黄宾虹及其老师曾髯，可谓出神入化。还有对画与钱的关系，黄宾虹一生力避卖画，多以画赠友人知己。虽有润笔，与他的名气相比也很低，他一直严守传统士大夫不言阿堵的精神，过着清寂的学人生活；而张大千却有着对金钱的开通看法和潇洒追求，有过极高的润格，也卖商品画，出手阔绰。不同的人生态度最终体现在他们的画中，黄宾虹的画是典型的恪守传统的雅正的士夫画，张大千的画则有趋向民间、时尚的意趣。两人都是一代宗师，只是在境界上和被认可的领域不同而已。
(摘编自吴晶《画之大者——黄宾虹传》)
【小题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针对当时沪上流行的细谨、涂泽的媚人习气和自矜才气、沦于放诞的欺人画风，黄宾虹推崇细腻、轻软的逸品画格，倡导做“真画者”。

B．由于我国书法、文字、金石、绘画同源异流，道归于一，要研究中国书法、绘画的笔法意蕴，就只能从上古时期的甲骨、古玉、铜器人手。

C．书画家常能从观察自然中领悟到艺术的真谛，如由雨后看车行泥沼悟得笔法的疾徐粘脱，由石的阴阻向背、树的交互参差悟出笔法的变化。

D．张大千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模仿的水平也极为高超，以至于他仿作的石涛画，甚至瞒过了当时的书画大行家罗振玉等人。

E．本文通过记述黄宾虹博采众长、学习绘画的艰苦历程，描写了他在中国绘画艺术上的理论创见与突出成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位艺术家的感人形象。
【小题2】黄宾虹一生绘画艺术的大进展，多发生在他的隐居时期。这是什么原因?请简要分析。(6分)
【小题3】黄宾虹作画时为什么要把金石拓本摆在案头？请简要分析。（6分）
【小题4】尽管黄宾虹和张大千都是一代宗师，但二人的人生态度、对金钱的看法以及艺道旨趣却大相径庭。这给你什么样的启示？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