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之美”之于当下文学创作的意义

张丛皞

“中和之美”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组成部分，强调情感的表露要自然而然、居中克制、恰到好处，悲喜不要过度，情绪不宜宣泄，艺术表达与审美诉求尽量处于平衡、和谐、圆融的格局和状态中。 “中和之美”与当下中国文化境遇及大众心灵感受的脉息相通，对当下文学创作某些消极惰性倾向的平衡抑制功能。

“中和之美”切近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主体部分。文学是现实的镜像和反映，文学是历史处境与社会精神的折射。文学的审美取向始终随社会主流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震荡与观念不适后进入了平稳有序的发展期，改革是温和渐进，罕有社会结构的大幅调整与价值观念的剧烈变迁。尽管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悲欢离合，但在平衡和平稳的社会大格局下，生活不再是荆天棘地和虎狼扑面，经历的大多也不是惊心动魄和生死抉择，大爱大恨、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善大恶是极端化体验。“暴风骤雨”与“疾风劲雨”不是感受的普遍状态，“和风细雨”和“微风小雨”方是生活的主旋律。固然，人生难免有波折，情感也必会有波澜起伏，人格也要顶天立地，批判的锋芒也自不可缺，但就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气质而言，横眉冷对、歇斯底里、咬牙切齿明显是不自然和非常态的。中国传统美学在20世纪失去影响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丧失了阐释力，不能全面而有效的诠释现代中国社会的生存体验。重提“中和美学”，不是要在文学创作中建构生活的应然状态，而是它本身就切近生活的已然状态。以中和美学直面人生，钩沉世态，能较为准确地融构当下的存在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中和美学”是一个通向“中国故事”的路标，凭借它，文艺更容易到达“非虚构”生活的临界状态。

“中和之美”符合当下大众的审美习惯。“中和美学”是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心理与审美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已沉淀到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最深处。因此，文艺创作不仅要贴近社会，而且要切近心灵；不仅要有思想的张力，而且还要有精神的深度。一些文艺创作固然可以通过欲望煽情与极致人格书写产生的强烈风格而获得某种吸引力，但其影响只能是暂时性和有限性的，因为它的本质是刺激性的和消费性的。真正不沉于时间渊薮的富于成就的文学都是关注人的生存，歌颂人的天籁的作品。这类创作有对人的价值生活和伦理处境的深度关注，有对人的存在的发现与询问，有对群体意识的体察和共性精神状态的从容抚摸。在这个意义上，“中和美学”更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和欣赏心理，它与当下中国人的心灵生及大众生活精神主脉互息互通。自觉贯彻中和美学的文艺创作传递的观念和经验，可以令艺术创造者和接受者分享共同的情感与理念，获得真正的共鸣和相似的联想。这种艺术力量带来的不是隔阂陌生或是与现实经验的巨大反差，而是自由自在、持久动人的审美愉悦。

“中和之美”有利于抑制当下中国文学的某些偏颇。当下文坛，无论是文学观念上的陈陈相因，还是创作意图上与商业文化的亦步亦趋，都要借助血泪涕零的悲戚煽情、正邪价值的激烈对抗，高潮迭起的戏剧夸张、自我撕裂的感官本能以及疯狂诡奇的文本格调来实现，这明显与习见的日常生活相抵触，意识偏见与美学偏执不证自明。“中和美学”有抑制当下文学创作惰性的能量，以其为原则和参照进行艺术选择和艺术升华可以创生出敦厚平和与豁达俊逸的审美韵致，能在叙事的奔放与理性的约束间获取某种平衡，能规范和治理文学创作中失之节制的欲望写作与个人化倾向，能对那种通过戏剧性情节获悉的历史观与生活观的简单认知有所牵制，能赋予当下文学创作以自觉的分寸感和节制感。

（选自《文艺报》，有删减）

生活是怎样的，文艺也就是怎样的。问题在于，文艺毕竟不能照搬生活，这里有文艺家的主体性以及价值立场和审美态度问题，他的价值选择和审美判断问题，还有他的艺术良心和责任感问题。艺术家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和选择反映对象，在创作中要表现自己的情感评价和审美理想，即便是反映生活中那些庸俗、低俗、丑陋现象，也不能没有审美批判和价值导向，以往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启示。然而有些人故意回避这些问题，要么不承认低俗，要么将这种低俗归为社会问题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将文艺审美简化为娱乐，再偷换为游戏，沦为搞笑。这样一来，文艺审美应有的人文精神内涵就被悄然抽空了，变成了专给人提供即时快感的玩乐。为了逗你玩、逗你乐，将娱乐变成“愚乐”和“傻乐”，如此“审美”，文艺岂能不滑向庸俗和低俗的泥潭！

文艺大众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它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问题是，“通俗化”很容易变成庸俗化、低俗化。正如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所说：“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满足群众需要，并不意味着就要“俯就、迎合、媚悦”。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既需要满足也需要引导。健康的文艺有助于培养人的健康情趣，而低俗的文艺必然诱发人的低级趣味。真正的文艺大众化，大众本来应拥有主体性和自主性，是能够主动参与的，然而在当下的文化市场里，大众并没有获得这样的自主权，他们只是被动的消费者。

文艺观念上的种种误区,无疑会影响文艺实践,导致文艺低俗化现象滋生蔓延.因此,对这些容易让人陷入迷误的文艺观念加以反思和剖析,让人们自觉跳出这种文艺观念误区,对于扭转文艺低俗化之风十分必要。

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当今社会文化发展趋势，这意味着要更多面向消费市场和大众需求，更多考虑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文化产业化是否意味着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和不顾社会效益？按某些人的逻辑，似乎“文化事业”才有承担社会责任和考虑社会效益的义务，而“文化产业”则只需追求经济效益，所谓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可以完全撇开。这也许正是当今一些文艺不断走向低俗化的重要原因。精神文化市场不能一刀切地全盘“消费主导”，它既要考虑大众的消费需求，也要考虑文艺产品的健康有益，力求以此引导和培育健康有益的文艺消费。马克思说过：“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消费主体及其趣味是可以而且能够由产品来培育和创造的，既然如此，文艺生产就不能以“产业化”为理由推卸责任，更不能以此作为低俗化的借口，这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能含糊的。（选自2010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