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制瓷史上具有特色的产品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宋代的青白瓷，第二是元明清的青花瓷，第三是清代的粉彩瓷。

青白瓷是北宋初景德镇窑工在五代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原料特点和广大民众审美需求的变化，模仿青白玉质和玉色的效果而创造出来的。这种风格独特的单色釉瓷器使景德镇在宋代进入了中国名窑的行列。景德镇这个响亮的名称，就是因为宋真宗赵恒偏爱青白瓷，而于公元1004年的景德元年用自己的年号来命名的。一个皇帝将自己的年号赐予一个城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自然促进了景德镇青白瓷的发展。

青花瓷是一种运用钴料进行釉下装饰的瓷器。它虽早在唐代河南的巩县窑就已萌芽，但真正成熟来自元代中后期景德镇窑工的贡献。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烧制成功，既得益于宋代青白瓷的烧制基础，又得益于磁州窑、吉州窑釉下黑彩瓷的生产技术，同时还得益于此前波斯对青花钴料的运用。元代青花瓷对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青白瓷。由于青花瓷具有素雅大方、纹饰丰富、彩料不易磨损、无铅毒等优点，很快赢得了国内外各阶层的普遍青睐，并成为明清景德镇瓷器生产数量最多的品种。元代以后，以青花为主的彩瓷逐渐统治了明清时代整个世界瓷器的市场，景德镇开始真正成为中国及世界的制瓷中心。

粉彩瓷是一种釉上彩瓷，它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从康熙珐琅彩瓷器蜕化而来的。粉彩瓷器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但很快地取代五彩瓷成为景德镇釉上彩瓷的主流，而且也成为能够与青花瓷器抗衡的景德镇瓷器的主要品种。粉彩瓷的色彩丰富，有立体感，形象刻画生动细腻，给人以华丽富贵的艺术感觉，正好迎合了清代追求华丽丰满的审美思潮。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瓷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景德镇的瓷业发展空前繁盛，“甲 ，乙”是景德镇明清时期窑业繁荣的写照。然而，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世界制瓷业逐渐进入了多元争霸的时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景德镇瓷业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昔日陶瓷霸主的地位怎么也恢复不了。

（取材于曹建文、余志琴的相关文章）

科学家重新审视达尔文进化论

达尔文学说需要重新审视吗？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细胞生物学教授恩里克·戴维森认为，“任何没有建立在基因发展体系上的、与身体构造变化相关的进化理论都需要从根本上进行重新审视。”

西班牙塞韦罗·奥乔阿分子生物学中心的安东尼奥·加西亚－贝利多指出，“现代生物学的一大贡献就是证明过去的进化论过于保守。我们所看到的令人惊叹的各种生命形式的变化都是根据相同的调控因子产生的，或者说通过基因子系统，它们负责所有动物的发展演化。如果按照达尔文理论，通过缓慢和渐进式的积累，进化论并不会给世界上的生物带来多少变化。”

戴维森与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道格·欧文在《科学》周刊上发表文章就动物进化论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该设想与各高等院校中长期以来教授的正统达尔文学说产生了矛盾，并被心理学和哲学等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用来理解人类大脑的构造。

“近五年来，许多科学书籍和文章都提出，传统的进化论需要得到改变和扩充。其中一些观点是建立在可与进化论相比较的发育生物学的基础上，”欧文指出。

“我们的观点不是反达尔文学说。只是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体系只适用于较低级别的系统发育，”戴维森认为。也就是说，达尔文进化论只能用来解释智人这一物种的出现，却不能揭示各种哺乳动物的演进过程，更不用说各种脊椎动物的演化。我们所谈论的已不仅仅是各种动物及构成它们的各种细胞的问题了。

戴维森还指出，“对于更高级别的动物，变化会以更加剧烈的方式影响到形态，这需要一种不同的基因变化方式。这也正是达尔文进化论无法解释动物进化过程是如何产生的原因。”

发育生物学方面的三位先锋人物加西亚－贝利多、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彼得·劳伦斯和伦敦大学的刘易斯·沃尔铂特均认为，发育生物学是理解进化论的关键。进化论与发育生物学的结合衍生出了一门新学科：进化发育生物学。

进化发育生物学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或者说大批高等生物物种是如何集中在那一段时期出现的，如节肢动物、软体动物以及脊椎动物等。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伴随着多种形式的变化。从地质学角度看，这种形态上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这其中一定包含着基因染色体的因素，”劳伦斯指出。加西亚－贝利多则认为，“当我们能够理解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化时，我们也就明白了什么是进化。”

已故著名的进化论学者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曾在1980年发表一篇题为《新的进化论正在产生》的学术文章。在文中古尔德指出，进化论的关键更多的是与变化的内在动力或生物身体的内在不稳定性相关，而非达尔文进化论里指出的肤浅的、表面的自然选择。他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视为旁门左道。对此，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值金斯认为，“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古尔德的理论其实是坚定地建立在达尔文学说基础上的。”

那么，古尔德的理论是否正确？“他的理论没有涉及任何本质。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学对于我们的思想没有任何影响。”戴维森说。

欧文认为，“所有资料都没有显示出大量物种的起源是突然性和跳跃性的，而我的怀疑是，这是—个迅速的过程。在我们与古尔德的思想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尽管在部分概念上我们之间的确存在联系。”

古往今来，青青翠竹吸引了无数诗人和画家，成为我国诗画的传统题材。早在《诗经》中就有提到竹子的诗：“（甲）。”到了唐代，竹诗竹画大为兴盛。萧悦工画竹，有雅趣，白居易曾为之题《画竹歌》：“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写竹子的诗，名篇佳句颇多。如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辛大》“（乙）”、韩翃的《秋斋》“（丙）”等，都生动地表现了竹子的声音和动态。

宋代涌现了更多的竹画家。苏东坡就是一位画竹的艺术大师。他画竹气魄极大，“从地起一直至顶”，线条和笔力都很强劲。元代文人画兴起后，画竹更为盛行。四大家之一倪云林的画，大都是修竹数竿，意境萧疏，具有独特的风格。明代画家蜂起。王绂画竹名驰天下，邵二泉题他的《墨汁》诗说“（丁）”，道出了他画竹的高超技艺。徐渭（字文长）创画雪竹的方法，所画极为精绝。有人评论说：“徐文长先生画雪竹，纯以明代瘦笔破笔燥笔断笔为之，绝不类竹；然后以淡墨水勾染而出，枝间叶上，罔非积雪，竹之全体，在隐约间矣。”

到清代，我国特有的画竹技法得到进一步发展，风格也更加多样化。扬州八怪异军突起，为竹画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八怪之一的金冬心格调清新，淳朴而拙厚。郑板桥更擅长画竹，他题于竹画的诗数以百计，丰富多彩，把自己的人生态度融进了对竹子的生态描绘之中。

竹子在我国传统诗画艺术中得到如此厚爱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具有宁折不弯的豪气和“中通外直”的度量，成为中华世族品格的一种象征。当代画家李苦禅所写“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道出了中国竹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