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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在云南
1938年2月，由于日军进攻，国民政府决定长沙临时大学西迁云南。4月，文学院师生搬到蒙自，钱穆先生为文学院讲授国史。
1938 年8月，西南联大文学院师生迁返昆明，钱先生闻之，“大懊丧”，其时他正在撰写《国史大纲》，认为到昆明交际频繁，没有闲暇落笔，而他“因念宜良山水胜地，距昆明不远，倘获卜居宜良，以半星期去昆明任课，尚得半星期清闲，庶得山水之助，可以闭门撰述”（钱穆：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于是，钱先生就留在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潜心著述《国史大纲》。
当时的西南联大，初迁昆明，没有自己的校舍，临时租用昆明城内外几所中学的校舍，供文、法、理学院使用。城外的省立昆华农校和城内的省立昆华中学，是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作为西南联大各学院共同的必修课，钱先生所授的“中国通史”课安排在农校楼上的一个大教室里，这是当时学校最大的一间教室，可以容纳200多人。“西南联大继承北大自由讲学之风，允许校内校外人士旁听，而且尽可能兼顾其便。因此，其他大学的学生、中学的教师以及社会上有志于史的人们，皆来听讲，以致教室虽甚宽敞，仍不能使人各得其所”（李埏《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钱先生在北平讲授“中国通史”四年，来到昆明又讲了两年，“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先生（指钱穆）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讲演，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6年的讲授，使他有机会不断修改讲义，不断充实所需资料，最终于1939 年6月在岩泉寺撰著完成《国史大纲》这部享有盛誉、影响甚大的中国通史著作。
钱先生读书广博，精通国学，但他并非书呆子。他是抱着兴国安邦、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去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国史大纲》深刻地体现了钱穆先生“经世致用”的思想。在书中，他讲兴衰动荡之际多，太平治世之际少。因此，他对治世用的篇幅较少，大量的篇幅用于兴衰转换之时，尤以一朝衰落时期的表现和内在原因的分析最多。同时，钱先生还特别强调学术的兴衰对政权的影响。他认为，一个朝代要兴旺持久，必须有一种立国的精神。这种精神实际就是儒家传统学术的精神。因此，学术（指儒家）兴则国运兴，学术衰则国亡，他特别强调中国传统学术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战乱的岁月里，尽管昆明也不是世外桃源，然而相对于国内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一隅天地的确是难得的静士。钱先生秉性爱好大自然，他在宜良岩泉寺写作，探知附近有石林、大叠水瀑布等名胜，就邀请他的学生李埏（云南大学教授）一起前往。钱先生正是在云南的山山水水中寻觅到自己的心灵家园，从而在艰难时势中进行着自己的历史沉思。
《国史大纲》完成后，钱先生于1939年暑假经香港、上海回到苏州。一直到1946年，昆明学者于乃义、于乃仁兄弟筹建“私立五华书院”并与云南大学合聘钱穆先生到昆明讲学，钱先生才又重返昆明。钱先生刚到昆明时，居住在翠湖公园里，当时的云南省立图书馆也在国内，他常去图书馆看书、著述，后来搬到圆通山上的唐家花园（唐继尧故居）居住。1947年9月离开昆明，赴江南大学（无锡）文学院任教，自此离开云南。
（摘编自杨绍军《钱穆先生在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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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简称长沙临大，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是一所抗日战争时期位于长沙的临时性大学。（百度百科）
②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
③他（钱穆）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提炼与升华，以运用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一方面，他概括了儒家积极入世和利他主义的人生态度以及重视亲情和日常人伦的特点……只要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能获得人生的终极价值。（《廖建平《论钱穆的艺术人生观》）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受日军侵华的影响，钱穆跟随文学院师生迁往昆明，因交际频繁，无闲落笔，怕耽误《国史大纲》的编写进程，钱穆选择住在宜良。

B．即使在动荡的年代，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课也座无虚席，来者甚众，深受人们景仰，这是因为钱穆的博学多识、学养深厚、史识卓拔。

C．文中引用了李蜒、严耕望对钱穆的回忆，将钱穆先生授课的情景展现出来，对钱穆先生的形象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也使文章更可信。

D．本文语言平实，重点写了钱穆先生到云南后撰写《国史大纲》前后的生活，记叙了一个爱国史学家的成长过程及其作品的深远影响。

（2）钱穆先生为什么能完成《国史大纲》的撰写工作？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
（3）有人评价钱穆是中国史学家之中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请结合他在云南的经历，谈谈你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