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吟阁遐想

（黄秋耘）

前几天，翻出一张旧照片，是我自己拍的武昌东湖旁边的行吟阁。这张已经开始有点褪色的照片，引起了我一段深沉的回忆。

五年前的初春，我因事去广州，路过武汉。在一个大雪后的晴天，我前去东湖，在行吟阁和屈原纪念馆一带盘桓了大半天。

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屈原，我有一种“旷百世而相感”的特别感情。从少年时代起，我就爱读《离骚》，每读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时候，总是“晞嘘而不可禁”。不过，我真正理解屈原的精神和《离骚》的真谛，还是在直接受到闻一多先生的教诲以后。

说起来，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闻一多先生主讲的《楚辞》是我最喜欢的功课之一。闻先生上课是不拘形式的，别的教师都在日间上课，他偏偏把课程排到晚间。我还记得，每当华灯初上，或者皓月当头，他总是带着微醺的感情，步入教室，口里高吟着：“士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真名士！”接着，他就边朗诵，边讲解，边发挥。时而悲歌慷慨，热泪纵横；时而酣畅淋漓，击节赞赏。与其说闻先生是以渊博学识、翔实的考证、独到的见解吸引着我们，毋宁说他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沉的悲悯情怀感动着我们。1935至1936年间，敌人的铁蹄已经越过了长城。那时候，几千里锦绣河山，几十座繁荣城市，都已经遭受践踏。旧时在那些暂时还没有沦陷的国土上，南瞻北望，又何处不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艰难的岁月跟屈原的时代是多么相像啊！因此，闻先生的孤愤高吟、长歌当哭，就更容易引发我们的共鸣同感了。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在闻先生的灵魂里就活着一个屈原，他好像就是屈原的化身。

且说我那天来到了行吟阁畔，东湖两岸，积雪茫茫，素裹红装，江山如画，四顾无人，万籁俱寂，连几里外水鸟振翅的声音都听得到。我参观过屈原纪念馆之后，又在矗立湖滨的屈原像前凭吊一番。我仿佛看到这位项上挂着花环、腰间佩着长剑、足下穿着芒鞋的古代诗人，披发伫立，蹙额低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我又仿佛看到穿着破旧的长袍、飘拂着长髯、背着双手的闻一多先生，昂首仰天，血脉贲张，作狮子吼：“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想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后来这两个形象就合而为一，何者是屈原，何者为闻先生，我都分不清楚了。

我无意以古人喻后人，以后人比古人，但一接触到与屈原有关的事物，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起闻一多先生的风貌。的确，他们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但无论是对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贞，还是斗志的坚强，死事的壮烈，都是颇有些相似的。因此，漫游之余，我又忽生遐想：闻先生是湖北人，且曾几度寓居武昌，假如在行吟阁上，屈原馆中，另辟一室，、陈列先生的衣冠遗物、著作手稿以及金石创作，使这古今两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相得益彰，也许不见得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吧。作为一个景仰闻一多先生的学生，我是殷切地期望着的。

尽管说，技术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由来已久，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技术却更多停留在工匠和下层民众的劳作技艺层次，未能成为精致的文化，并因此而为上流社会所不屑谈及。人们常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反映的就是社会主流思想对技术的忽视；《师说》中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虽不见得就是韩愈的想法，但是至少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实际状貌。事实上，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技术比之前人们的想象要深刻得多。

一般而言，一种技术正在发挥其作用时，往往处在一个“自我隐蔽”的状态。就像我们所戴的眼镜，当它正常地发挥作用时，它往往是不被我们的眼睛所注意到的。我们的胃、大脑一刻不停地在工作，但是我们一般感觉不到它们的重要。只有胃疼了、病了，我们才会在它的存在而外，感觉到它们是比较重要的人体组织。所以，越是好的、合适的眼镜或越是健康的组织，我们可能越是注意不到它。庄子所言“得鱼忘筌”，收获了鱼，就忘掉了捕鱼的工具，大概也就是对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世象的解说。因此，人们一般习惯认为，技术性的东西只是一些不自觉就会隐退的旁枝末节，当然也就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

另外，不管是在古代西方还是在古代东方，学术传统的重要特点就是不太去追究那些外在于我们的操作方式，而注重其内在的理路，注重道理的证明、推理和演绎。而证明、推理和演绎的过程，恰恰是不必诉诸外部经验即一般技术的。它们只是在自身内部进行，在思路、理路里面走。而那些与技术紧密相关的技术操作者往往置身社会底层，其对技术的推动作用的理解还缺少足够的影响力。因此，尽管技术也对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社会思想的主流仍然一直将思想作为人类最本质的特征。就像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笛卡尔也说，“我思故我在”。帕斯卡更说，人就像一根芦苇，一滴水就可以把它压弯，所以人很渺小；然而他又说，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人因着自己的思想而获得尊严，成就伟大。

近代以来，一些传统开始慢慢改变。曾经作为人类思想的“外在者”的技术，也开始慢慢地进入到我们视野的中心。其实，技术恰恰是思想的一种显性延伸，技术凸显了思想的可贵与成熟。也正因为如此，技术的长足进步，也就仍然有赖于人类思想的深入和发展。

涵元阁

岑燮钧

舜江有个著名的涵元阁，旧主人据说是前清大员。少爷是书痴，收罗了不少孤本。暮年，少爷膝下荒凉，多次对书童谢玉良说：

“不知涵元阁会落在谁手。倘也是个爱书的，我也放心了。”

“老爷，你放心，有我一天在，就不会让涵元阁丢失一本书。”

少爷曾跟着高人，学会了古书修复。谢玉良是书童，自然也懂七八分。少爷过世后，涵元阁捐给舜江大学的图书馆，他就成了古籍部的修书匠。他有一手当年跟着少爷学的绝技——借尸还魂法，能把整个旧书纸更换，让原来的墨迹附在新的纸张上。这一技法，江湖罕见。谢玉良渐渐老去，就带了个徒弟——龙志安。

龙志安是个年轻人，学古典文献的。修古书是件精细活，须坐得冷板凳。拆线，清洗节页，处理虫眼，替换册页，重新装订，这可不是简单的事，一天糊不了几页。尤其是借尸还魂的技法，不轻易传人。入了这个行，就得守着这个活。龙志安虽不敢怠慢，眼神却总有点迷茫。

谢玉良闲了时，就给龙志安讲当年的事。“我是答应了老爷的，他守一辈子，我也守一辈子。”仿佛这藏书楼就是他的旧主人一般。

可惜，形势逼人。日本人攻下了上海，舜江府也危在旦夕。舜江大学西迁，搬走了涵元阁的一半藏书——车马颠簸，已不能再多带了。

“师傅，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我老了，跟不了你们年轻人了。这半楼藏书，耗费了老爷的一世心血，宋元孤本，尽在其中，你要好生看管，剩下的，我守着。”

“师傅，你要好好的，等我们回来！”龙志安眼睛红了。

日本人进城那一夜，谢玉良住在涵元阁。他提着一盏马灯，前前后后仔细查看。他把灯芯旋得只剩一点点，一灯如豆。他上楼下楼，坐立不安。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外面日本兵一队队经过，感觉楼都在震动，那靴子仿佛就踏在古书上一般。

一天，一个日本人进入涵元阁，身后跟着两个侍卫、一个翻译。翻译官说，太君想上楼参观参观著名的涵元阁。谢玉良说，除了一堆破书，又没什么好看的。

“破书？我就是要看破书！”日本人说着半生不熟的汉语。

“把书柜都打开！”翻译撂下一句话。谢玉良没法，只得一一打开。“下去！”日本人把他赶走了。

谢玉良弓着背，在楼下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迟钝的耳朵变得特别灵敏，上面的些微声响都牵动着他的心。他几乎说得出每本书的来历，其中最东边一柜的最上层的一套书，少爷第一次用借尸还魂法把破损严重的册页换掉。看着旧墨迹重新附着在新书页上，少爷说有这门绝技，古书可以不朽了。前几日，谢玉良检视书柜，发现这一套书竟然没有西迁，他心头一沉。

日本人走下楼来，捧着一函旧书。谢玉良眼睛直了，他伸出手去，想把那函书夺回来，侍卫把他挡住了，他喊：“书不下楼——不能拿走啊！”这一说，仿佛提醒了日本人：“你的， 知道，孤本哪里？”谢玉良装糊涂道：“我只是个管门的，什么孤本不孤本？”侍卫一把把他推倒了。

第二天，涵元阁门口的牌子换成了“东亚文化联谊处”，日本兵已经站上了岗。

谢玉良再也不能进入涵元阁。他撑着手杖，绕着涵元阁一圈圈地走。涵元阁虽不高，却仿佛九层高台一般。他几乎天都要沿着涵元阁外边的小路，绕着往里看，走近了看，站在高处看，透过花墙看，或者远远地看。他看见涵元阁旁的银杏树，一天一天变黄，叶子一天少似一天，最终变成了孤零零的一株。他又看着它慢慢返青，坚强地长出新叶。他就这样一圈一圈绕着涵元阁。他的背越来越驼了。

他病倒了，时好时坏。

那一天，他发着低烧，真的看见了一个瘦削的男子，握住了他的手：“师傅，日本人跑了，我回来了！”他愣愣地看了半天，两行浊泪流了下来。半晌，他的精神好了些，让龙志安扶着，去看四年多没进去的涵元阁。他抚摸着楼梯，一步一步撑上去。他翻到一本很破的古书，对龙志安说：

“你‘借尸还魂’一下吧。”

走时，他回头看了看那株银杏树，金黄的叶子三三两两地悠然落下。

五更时分，谢玉良死了。他双目紧闭，似乎没有什么痛苦。

龙志安啜泣着，两眼直直的，“师傅，我也会守一辈子的”，把那本刚刚替换好册页的古书放在他的胸口。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