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木桶里都有一个美丽的月亮

徐方圆

①车从平原一路驶向高原，青杨望着车窗外出神，这次的目的地是西藏，她要去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寨支教。其实，与其说是支教，倒不如说是一场心灵的朝圣。青杨打开自己的双肩包，拿出装有工作介绍信的信封，上面写着几个字：木桶希望小学。看着这校名，她笑了。

②从拉萨下火车，换了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青杨终于来到了木桶希望小学。几年前，青杨来西藏旅游时，记得高原上鲜有树木，而这里却有许多高大的白桦树，让青杨甚为欢喜。

③青杨要带一个复合班，班上有大大小小 20个学生。上课时，孩子们都很乖；下课了，孩子们围在青杨身边，用生涩的汉语问个不停。

④青杨也问他们：“这里为什么叫木桶小学？”

⑤小女孩梅朵最健谈：“因为我们这里产木桶。老师您看到白桦林了吗？我们手工做白桦木桶。”

⑥“这些木桶都是做什么用的？”青杨又问。

⑦“听阿爸阿妈说，我们这里做的木桶要卖到城里去，都是做浴桶的。小的洗脚，大的洗澡。一个木桶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好，可以卖不少钱。我们自己舍不得用，都用塑料桶。”

⑧听到洗澡，青杨忽然觉得自己有不适感了。从出发到今天，已经一周了，却一直没有痛痛快快地沐浴。也没办法，这里打水比较困难，从学校出门要走将近1公里，才能到村寨的公用井。孩子们善良懂事，从青杨来的第一天起，每天都帮她打水。但井水不是很充足，每天只能打一桶，洗澡在这里便成了一种奢望。

⑨日子一天天过去。白天过得充实快乐，但一到夜晚，青杨就会想家。她常常做梦，梦见自己在远方的家里沐浴，还唱着幼稚的《洗澡歌》。可是醒来，青杨看到的却是陌生的灰墙。

⑩一天，青杨悄悄问梅朵，这里的人平时都去哪里洗澡。梅朵说，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个圣泉，泉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平时水很少，一年中只有半个月时间才会有许多水，会形成一个湖泊，这时候人们就会去圣泉沐浴祈福。青杨又问：“到底有多远？”“没多远，七八里路吧。”梅朵平静地说。说完，梅朵看了青杨一会儿，抿着小嘴不再说话。

⑪第二天一放学，孩子们就都走了，平时他们会在学校多待一会儿。夜晚，月亮升起来了，月光洒在白桦树上，把叶子变成了亮闪闪的星。青杨想，圣泉边的月色一定也很美吧。忽然，她听到了孩子们的声音，回头一看，她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她看到了孩子们，还有木桶。对，20个木桶，每个孩子都双手掂着一个盛满水的木桶。梅朵端着木桶，站在队伍里，她对青杨说：“老师，我们去接圣泉了，只是这时候圣泉的水流太小了。这些木桶都是我们家里新做的。”说完，梅朵放下木桶，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大束格桑花送给青杨，她趴在青杨的耳边说：“老师，您可以洗澡啦，这样您就不会离开我们了。”木桶还带着天然的白桦树的清香，孩子们把盛满水的木桶摆在青杨的宿舍门前。

⑫月亮越升越高，每个木桶里都有一个美丽的月亮。

（选自《中国教师报》）

①“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后来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理论上“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而现实生活中，“知音”往往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②“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基本内涵上，“粉”或“粉丝”就是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丝”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被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往往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

③在文本辨识力方面，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学作品，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伪存真，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力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学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④在参与方式上，粉丝欣赏文学作品，要求突破“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对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⑤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录、翻唱和MTV翻拍等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的释放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文学批评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

（选自《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有删节）

材料一：

改革开放40年来，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19.49万人，313.20万人在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活跃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各个领域。8月19日《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简称《报告》）在京发布。

《报告》指出，海归群体认为留学收获达到预期值，与此前多数留学人员选择出国接受教育不同，近年留学人员选择出国不再以接受教育为主，而以丰富阅历、体验他国文化和生活为主。

《报告》还首次对海归群体留学前后的城市迁移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聚焦国内“抢人大战”对留学生回国及城市选择的影响。《报告》指出，近三成留学生因国外的经济、政治或社会环境不利于发展选择回国，“北上广深”是海归首要目标城市；金融业就业比例占第一位，制造业就业比例有所上升；创业方面，30%的海归创业选择对口领域，运营成本高仍是创业最大困难。

（摘编自《<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在京发布》，《中国国情国力》2018年第9期）

材料二：

“海归潮”的出现是中国崛起的重要象征。我国日趋强大的综合国力显示出“人才磁铁”的效应。中国政府“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为留学人员指明了方向；各地政府也为他们回国创业提供了很多便利，帮挟政策优惠且精准。在国家高度重视人才的背景下，一些留学生入选了“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等，良好的国内创业环境使他们有机会将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

家庭因素也是“海归潮”的重要拉力。由于新一代海归多为独生子女，家庭团聚成为其回国的主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归湖”落实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使两代人保持了近距离的亲密，促进了代际团结。

未来5年，近几年出现的“海归潮”将更大，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拐点”，中国将从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流出国，转变为世界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但是，一些地方针对海归创业就业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存在碎片化现象；部分现行留学人员管理体制存在着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等问题。在用好人才的过程中需要建设公平公正的用人环境，一起用好本土人才和海归人才，收获广义人才红利。

（摘编自穆光宗《“海归大潮”所为何来》，《人民论坛》2018年第1期）

材料三：

表1：海归样本就业满意度分布

图1：2013-2017年海归行业去向统计

(选自臧梦璐《新一线城市成为留学归国人员新选择》，《光彩》2019年第2期

材料四：

研究生毕业回国的贾诩目前在北京工作，她表示不会考虑北京以外的地方。她认为留学回国人员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语言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就业期望会更高，作为世界500强等著名外企的聚集地，“北上广深”等城市与留学回国人员的就业期望比较合拍。与她一样选择留京的互联网精英李岩表示，“北上广深”等城市在生活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比较符合他们的心理预期；在薪资期待方面，由于留学人员在教育投资上远高于国内高校毕业生，在这些城市就业能够使他们尽快收回教育成本。

当然，“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在急速发展中也产生了诸如交通拥挤、高房价等问题，再加上竞争的愈发激烈，也有不少留学回国人员将目光投向了杭州、成都、南京、西安等新一线城市。还有一部分海归出于主客观因素的考虑，在一线城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选择到新一线城市去。其中，高校教职人员及科研人员流动性较强。新一线城市的高校为吸引高端科研及高学历留学回国人员，在落户、职称、薪资待遇、住房、配偶安置等方面提供优惠奈件。对于从事互联网行业的李岩来说，新一线城市的人才政策对他的吸引力并不明显，“但一些大企业，比如腾讯、阿里、百度等，会在新一线城市设置一些很重要的部门和岗位，比如，阿里的蚂蚁、腾讯的游戏部门都在成都，都是薪资很高的岗位，但是这类岗位的招聘条件也很高，如果有机会进入这样的部门，我会考虑离开北京。”

（摘编自臧梦璐《新一线城市成为留学归国人员新选择》，《光彩》2019年第2期）

所谓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的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创造了多种社会控制的形式，包括法律、道德、舆论、宗教等，还有社会习俗。在现代法制国家，法律是根本和基石，依法治国是社会控制的根本方略；除此之外，还有道德。法律制约和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提升人们的精神。即便如此，其他各种社会控制形式仍然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古代早就有“入乡随俗”的说法。《礼记·曲礼上》：“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亦作“入境问俗”“入境问禁”。“入乡随俗”中的“俗”可解为习俗，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集体生活中逐渐形成并共同认可与遵守的习惯和风俗，是人类生活中最早产生的社会控制形式之一。各个国家、地区、民族所处的环境不同，因此也就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个体在社会中从小到大、随时随地、一举一动都受到他/她所在社会的习俗的熏陶和影响，并自觉不自觉地遵从它。

习俗既是社会控制的力量，也是社会歧见和纠纷的重要原因。社会中许多矛盾和冲突都是由于习俗冲突，或者说由于某些习俗得不到尊重引起的。我们不断听到来自国内和国际对中国游客的议论和批评，除去一些在公共场合吸烟、闯红灯、在公共建筑上刻字留名等批评外，更多的是和入乡不能随俗有关。比如不尊重外国人的语言习惯，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嘈杂，在电梯里隔着陌生人和朋友说话，穿宾馆的拖鞋和睡衣上街等。

习俗虽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形成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在历史和时代的进程中，有些习俗变成陋习，而为人们所抛弃。例如，我国夏、商时代奴隶主有用人（奴隶）殉葬的习俗，以后封建主有用俑殉葬的习俗，而到了近代就连俑殉葬的风气也消失了。社会继承以往习俗，都是以其是否有利于该社会的利益和秩序为标准的，都要考虑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诉求。移风易俗，改造和取缔不符合社会利益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旧习俗，提倡和培养新的优良习俗，既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又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是在利用社会习俗控制社会时必须要考虑到的。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既要提倡“入乡随俗”，也要“移风易俗”，这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当然由于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要改变起来，并不容易。“入乡随俗”是要改变自己的习惯，服从他人的习惯，会使当事者不舒服。而“移风易俗”则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或否定一种习俗，时间会更长久，过程也会更艰难。

（摘编自潘允康《社会习俗：社会控制的重要形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