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寺黄昏

朱以撒

①我是选择黄昏深浓时分走入这座古寺的。

②这座已经显得凋敝的北方古寺,坐落在一处开阔的坡上,和那些皇皇大寺相比,它就像被长风卷走了青春的亮丽,只映现出苍老朴实。除了正午前后还有一些香客结伴而来,使寺院上空紫气缭绕,生机平添,一到黄昏,人迹萧然,能见到的只是寥寥的青鞋布袜的僧人的身影了。

③我之所以选择黄昏入古寺徜徉,是有一些想法的。我曾随着熙攘游人,多次在明晰清朗的上午进出那些金碧辉煌的寺院,从雕梁画栋、翘角飞檐的油彩,都可以一下子认出香火旺盛、香客密集的盛况。尤其是那海碗口一般粗大的香炷,总是让寺院终年弥漫在烟火中,佛们承受得了如此的熏炙吗?这种情景总是勾起人的特定想象,想到佛,想到往生,想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可是,来的人多了,也不免使佛门净地留下挥之不去的世俗,毫无清净可言,更无从做离奇的联想。

④黄昏对我来说是最轻松的时刻,用不了多久,暮色来临,一切就尽在迷蒙之中了,可以有白日不曾有过的身心舒展。黄昏前的劳作,总是使人精神紧张以至倦怠。只有黄昏到来之际,劳作宣告结束,像落日一样卸去重负,安然地缓缓沉落。我相信很多人在这时,会感到如期而至的安宁,这是安息的前奏。不过,当这个晚秋一日又一日加深浓度时,在远离秀色南方的这块土地上,黄昏时带给我的还有一丝淡淡的惋惜。我看到不少黄叶已经悄然地飘落在地,古寺里枝繁叶茂的几株大树,开始了删减的旅程。

⑤这时节,古寺和人一样显出了本真和从容。

⑥曾有人对我说,讨厌寺院的格局,不论东南西北,不分大寺小寺,格局大抵是千篇一律的,重视中轴线、对称、比例、规矩。即使是当今空间造型艺术走向跌宕变化、奇诡不测的创造,古寺翻新或重起楼台,宁愿割舍富于联想万端的诗情画意,铩去鲜活想象不可端倪的翅羽,也要保持那种千年一贯制的平衡和中正。宗教殿堂就是宗教殿堂,这么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沉淀,代代传承它的凝重和厚实,越是往后,人们仰之弥高的心理越是难以改变,更不敢别出心裁去随意改动。以不变而应世间万变,能使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初衷不改,也真算得上大智慧了。我面前这座古寺,这么小的格局,当然舍弃了诸如地藏殿、大悲殿、普贤殿这些非在中轴线上的建筑,油彩焕然的也只有大雄宝殿,其余的都在剥落古旧中,可是这些古旧处,在夕阳的照射下,罄露着古朴深沉的意味。古寺最让人流连并印上心头的,正是这种洞见岁月风霜的真实写照。剥蚀就剥蚀吧,又何必遮掩粉饰,包裹上隔代的不谐色泽;残损就残损吧,这种沧桑感理应更能传唤出生命代谢的过程。现实中的人们是十分乐意解囊装扮这宗教殿堂的,让佛光彩照人富丽堂皇,一身新饰,没有风霜感,也辨识不出年代远近。在我眼里,一代代的雕饰敷彩,越发走向世俗的技艺和心境,把原先带有灵气的寺院转换成了媚俗。用审美眼光巡弋,宗教教堂也就是艺术殿堂。可往往在洗去风霜的补救中,艺术性日渐消散,佛性怂恿了求索者的奢华,也纵容了艺术败笔的任意涂抹。

⑦夕阳已经掠过寺顶的飞檐,院内一片空旷,只有那高耸的塔顶端还沐浴在这如同嫣红的葡萄酒的醉意里。

(有删改)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之际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讫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的理念，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这使得他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

（选自王洪琛《“建安风骨”之流变》，《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6日）

数不尽的萤火虫

中国有着悠久的萤火虫文化。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萤火虫就成为先民的关注对象，诗中“町瞳鹿场，熠耀宵行”就是描述萤火虫的。古代诗人常借萤火虫抒情达意，唐代杜牧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便是千古绝唱。“囊萤夜读”的故事家喻户晓，也曾激励过无数学子发奋努力。

现代人是不再需要“囊萤”来夜读了。到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受萤火虫发光器的启发，发明出荧光灯。萤火虫发出的荧光是一种生物光，它不同于其他的光会伴生热量的损耗，是目前已知唯一已知没有热损耗的光源，因此也叫“冷光源”。荧光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能源使用率，但与萤火虫的发光率相比还差得太远。

最近，研究人员在研究萤火虫发光器时，还意外发现了一种锯齿状排列的鳞片，它可以提高发光器的亮度。科学家将其应用在二极管（LED）的设计中，制作出模仿萤火虫发光器天然结构的LED覆盖层，可使其效率提高50%以上。这种新颖设计可能会在几年内应用在LED生产中。

萤火虫特有的虫荧光素酶基因，在基因工程中也越来越多地作为遗传标记的首选来检测基因表达。人们不但利用萤火虫的基因检测癌细胞，还利用基因转移技术把萤火虫的基因转移到玉米中，较快地培育出新的具有抗病虫害的玉米新品系。

萤火虫还是血吸虫病的防疫助手。水生血吸虫的幼虫吃包括钉螺在内的螺类，而钉螺正是血吸虫的唯一宿主。萤火虫体内的腺苷磷酸，可作为一种优异的检测剂来检测水的污染程度。萤火虫喜欢植被茂盛、水质干净、空气清新的环境，凡是萤火虫种群分布的地区，都是生态环境保护得比较好的地方。

遗憾的是，如今，萤火虫在部分地区已越来越少见。除了自然天敌外，人类成了萤火虫最大的“天敌”。美国一些医药公司为了获取萤火虫体内特有的虫荧光素和虫荧光素酶，出价购买萤火虫，导致人们大肆捕捉萤火虫。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工业污染和城市扩张，致使萤火虫幼虫的生存率直线下降。

萤火虫求偶时，雌雄之间会发出特异的闪光信号以吸引异性并交尾。然而城市的亮光干扰了它们的闪光交流，当萤火虫感知到外界灯光时，就会停止发光、飞行、求偶，最终导致种群减少甚至灭绝。去年夏季一些城市刮起萤火虫展览热，千里迢迢从外省引入萤火虫，然后在公园放飞。但萤火虫的很多种类年复一年地在同一栖息地聚集、交配，即使栖息地遭到破坏，也不会迁往别处。萤火虫成虫的唯一使命就是繁殖，寿命很短，长的也就十几天。萤火虫本就不适合长途迁徙，目的地栖息环境又不太合适，它几乎活不了几天，繁殖就更是不可能了。不少专家为此呼吁：与其引进萤火虫，不如改善自然环境。

那些曾在林间泽畔“熠耀宵行”的萤火虫，如今已与我们渐行渐远，靠人工引进不能“引”来它们的回归。萤火虫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因而要靠自然来解决。而且，保护萤火虫不能光着眼于一个物种，而是要通过保护整片栖息地来保护许多物种。如果做到这一点，引来的肯定不只萤火虫。萤火虫如是，熊猫如是，白鹳也如是……总之，我们应多想想如何对自然更友好，与万物共存共荣。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4年第13期）

材料一

12月26日，国家统计局网站首次公布了2016年度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专家认为这对于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引导各地区各部门树立正确发展观和政绩观意义重大。

绿色发展指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测量仪”。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如何，需要“一把尺子”来衡量。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明确我国将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机制，以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绿色发展指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示器”。纷繁的数据背后，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指向清晰可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更平衡。“排名靠前的省份有各自存在的‘短板’，靠后的省份也有部分领先的指标，需要扬长补短。”李晓西说，指数的比较研究能够正确指出绿色发展的着力点，为决策者评价政策效果提供参考依据，这是“从让我干到我会干”的一个重要指南。

推进环境治理打好持久战。专家分析，治理指数重点反映地方政府在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方面开展的工作；而质量指数重点反映大气、水、土壤和海洋的环境质量状况，既与当地的环境治理工作进展情况有关，也与当地的气候、自然条件、产业结构等因素有关。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获得感”。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排名的落差较大。例如，北京、上海分别为绿色发展指数排名第一和第四，其公众满意程度排名为例数第二和倒数第九。

 (摘编自《人民政协报》《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大排名》

材料二

2016年度17市绿色发展总指数及分类指数

(摘编自《大众日报》

材料三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是促进绿色发展政策措施的一项重大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可积极促进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高效的能源经济体系，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中国宏观经济中长期发展始终面临的重大命题。完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使能源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治理成本，有利于促进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纠正能源负外部性，更好地平衡协调“清洁低碳、可靠供应、价格可承受”三方面关系。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可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我国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相对稀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污水、雾霾、垃圾等突出环境问题，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障碍。恰当的经济政策应当是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使生产者、消费者为能源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付费”。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可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引导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生活改善，更多的是结构变化。全面实现绿色发展，最重要的是改善结构，提高低碳、清洁、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比重，压低高碳、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生活方式比重。

价格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在实施过程中还会与其他政策发生冲突与矛盾。只有加强价格机制创新与推动绿色发展的其他机制的协调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总体效应。

 (摘编自《经济日报》，《绿色发展价格机制：促进绿色发展政策措施的重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