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科技创新 催生“蛟龙”入水

① 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开展探索海洋、开发海洋资源的活动。深海潜水器是进入深海不可或缺的重要运载作业装备。在无人潜水器迅猛发展的今日，载人潜水器的发展仍然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被称为“海洋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石”。

②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载人深海潜水器是美国的“曲司特I”号。由于该潜水器无航行和作业能力，使用性能受到限制，加上体积较大，建造与运输均不方便，此类深潜器未得到进一步发展。真正开创了人类检测海洋资源历史的是美国1964年研制的“阿尔文”号，法国、俄罗斯、日本的大深度载人潜水器则是80年代的产品。

③“蛟龙”号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2009年，我国研发的“蛟龙”二号载人潜水器在南中国海首次开展了1000米级深潜实验。2010年已能下潜到3759米的海底，并完成海底取样、海底微地形地貌探测等任务。2011年7-8月，“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又在东北太平洋进行了5000米级实验，取得了一系列技术和应用成果。仅仅过了一年，2012年6月27日，“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开展了7000米级载人深潜实验，下潜到7062米深度，创造了国际上同类作业型载人潜水器下潜深度的最高纪录。2013年，“蛟龙”号转入实验性应用，并首次搭载科学家下潜，取得了大量宝贵样品，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了进行深海实地科学考察和研究的能力。2014-2015年，“蛟龙”号在印度洋下潜。2016年5月，“蛟龙”号在西北太平洋雅浦海沟进行科学应用下潜，并开展了超过1公里远的近底航行。

④“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研制充分体现了我国自主科技创新的追求。它与美国最新的6500米级“新阿尔文”号载人潜水器在水下的工作时间极限相同，能够携带的科学有效负载也相同，操纵性能和悬停作业能力相近，但在下潜深度方面它要深500米。“蛟龙”号的自动驾驶水平、水声通信功能也要略胜一筹，特别是水声通信传输图像的能力和微地形地貌的探测能力更是“新阿尔文”号所不具备的。

（取材于崔维成、王海磐、刘涛等的相关文章）

“彩虹鱼”：中国深潜新利器

①国际上对海洋的深度区间是这样划分的：3500米至6500米为深海，6500米之11000米为深渊。要使中国在深潜方面继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须尽快研制出万米级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在“蛟龙”号研制的基础上，“彩虹鱼”号向11000米深渊极限发起了挑战。

②根据“彩虹鱼”项目总体设计，探秘深渊将是协同作业：以“彩虹鱼”号万米级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为核心，配备1台无人潜水器，3台着陆器和1艘4800吨级的科考母船“张謇”号。这些科学设备共同构成我国全海深的“深渊科学技术流动实验室”。凭借这一世界领先的实验室，科学家可以对全球26条6500米以下的深渊海沟开展系统的科学普查，获取珍贵的深渊资源样本，建立深海生物DNA数据库，从而带动深渊生命科学、深渊地质与资源科学研究的开展。

③然而，探索万米以下的海底世界绝非易事。试想一下，下潜深度达到11000米是一种什么体验？如果把珠穆朗玛峰放在沟底，峰顶都不会露出水面。那里的海水寒冷刺骨，黑暗无边无际，还要承受约1000个大气压的压力——这样的压力足以摧毁大部分科考设备。因此，“彩虹鱼”号载人潜水器需要克服压力巨大、深海低温和深海供氧等难题。

④正在研制的“彩虹鱼”号载人潜水器有望成为国际上首个作业型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与7000米级的“蛟龙”号相比，万米级“彩虹鱼”号在外形设计、 制造材料、 设备抗压能力、 电力系统等方面均需升级换代，提升各项性能，根据设计方案，与胖鲨鱼外形的“蛟龙”号在海里垂直下潜不同，“彩虹鱼”号呈瘦长的鱼雷状外形，在海里将采取45度倾斜下潜的方式。由于抗压能力要求高，“彩虹鱼”号载人舱的制造材料也与“蛟龙”号不同，需要使用优于目前常用的高强度钛合金的新型材料——马氏体镍钢。在稳定翼、舾装系统、声学控制系统、通信系统等方面，“彩虹鱼”号均需提升相应的耐压性能。在电力系统方面，“彩虹鱼”号正在研制寿命更长、 动力更大的锂电子电池。

⑤万米级深渊科技流动实验室建成后，将具备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深海载人潜水器所没有的万米深渊作业功能，能够填补我国在深渊科技这一前沿技术领域的空白，提升我国开展大洋深海交叉科学研究的综合能力，占领世界深渊科技研发的制高点。

（取材于张欣、张建松等的相关文章）

家是游子的心灵港湾，是浓得化不开的情结。然而古往今来，少小离家建功立业，几乎成为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人生选择与内心情感逆向行驶，并非是因为不眷顾家园亲情，而在于炽烈情怀早已从乡土走向家国。

家国情怀，与其说是心灵感触，毋宁说是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无论是《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还是《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抑或是陆游“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忠诚执着，家国情怀从来都不只是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更近乎你我内心之中的精神归属。那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那种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就来自那个叫做“家”的人生开始的地方。

《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小家”同“大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命相依。正因为感念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所以我们主动融家庭情感与爱国情感为一体，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的义务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当。家国情怀宛若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着民族的精神道统，滋润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家庭是精神成长的沃土，家国情怀的逻辑起点在于家风的涵养、家教的养成。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为基础，以治国平天下为旨归，把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是古人的宏愿，亦是今人传承家风和家教的本分。在传承优良家风中筑牢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在正家风、齐家规中砥砺道德追求和理想抱负，在履行家庭义务中知晓责重山岳、公而忘私的大义，正是家风传承中所蕴藏的时代课题。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责任和担当，乃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当我们专注于亲情眷念、自我圆满，不应忘了民生之疾苦同样关乎自我之荣辱。更好地兼顾小家与国家，将对家的情意深凝在对他人的大爱、对国家的担当上，人生才能真正达成圆满。从***“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壮志豪情，到赵一曼“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慷慨赴义，再到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为民情深，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是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与奋斗中，见证共产党人的忠诚信仰和无私情怀。以伟岸人格承接伟大担当，以家国情怀托举复兴使命，每个党员干部都应有这样的使命自觉。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精神有了归属，生命就有意义。家国情怀是一股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有了它的丰润，我们必能描绘大写的人生、成就不凡的意义。

(选自2016年01月20日《人民日报》)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他的妻子也才知道原来“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其实，他的一生中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最终他都放弃了。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站上世界科技的高峰。

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不过他喜欢的却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因此，1946年，他选择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研究生毕业不久，他便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中央政府高瞻远瞩，部署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而且研究所里还没有一台加速器，探测元件和仪器设备也刚开始研制。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环境中，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在较短时间内，于敏取得很多创新成果，并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以及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工作迅速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赏。彭桓武曾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事实上，在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而于敏就是理论探索队伍的一员。

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希望他参加氢弹研制工作。事实上，于敏喜欢的是基础研究，而且当时已经很有成绩。和于敏有过接触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曾提到，凭借他的才华，如果一直从事纯基础研究，可能会做出影响更大的成果。

而当时，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而且要隐姓埋名，长年奔波。纵然如此，于敏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钱三强的要求。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在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由于要计算数据，以于敏为主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攻破了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的难题。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5年9月到次年1月，氢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于敏带领部分科研人员在上海突破了氢弹的设计原理，提出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后来，这就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历史上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氢弹研制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发展速度世界最快。其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选自《中国科学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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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百度百科)

青春不只是孤独的狂欢

李　菌

寝室里只响起键盘敲打的声音，四个女孩静悄悄地面对着各自的电脑上网，蓝莹莹的屏幕投射在她们专注的脸庞上。突然，一个女生探身对室友说：“你看到了吗？我在微博上@你了。”另一个这才咯咯笑出声来：“看到了呀，我回复你啦，快去看。”而她俩之间的距离，不到两米。

毫不夸张地说，十年前开始风靡中国的社交媒体，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穿梭在校园里，你经常会看到低头紧盯手机屏幕的人匆匆走过；课堂上，一张张埋在电脑背后的脸多半是在翻看好友更新的照片和日志；甚至连社团会议、小组研讨都开始被微信群所取代。当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养成“起床刷微博，躺下发微信”的习惯，社交媒体的魅力似乎显而易见与日增强。然而，在我看来，大学生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带来了孤独问题。

去年微信的大规模瘫痪造成的慌乱让我们意识到，现代人最恐惧的，是被切断与社会群体的联系，哪怕只是一小会儿。那么，到底是孤独催生了社交媒体，还是社交媒体放大了孤独？那些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发送的“晚安”，表明我们对孤独的恐惧并没有减少，反而更强烈了。

科技带给我们一种“永远不需要独处”的错觉，让我们在排队时、等待公交车时，甚至在卫生间时都可以有事可做。过度频繁的联系让我们产生习惯性的心理饥饿感，让我们每当离开通讯设备、每当没及时收到回复时就不免心慌意乱。更加频繁的交流带来沟通质量不可避免地下降，我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渐渐流于表面化和片面化。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表示“比起说话我更愿意发短信”，我们渐渐习惯逃离真实的交流，自欺欺人地选择更浅层面的沟通。当我们懒于打理好自己再坐一小时地铁去和闺蜜小聚，而是选择躺在床上使用微信对讲时，是否考虑过对社交网络的过度依赖已经挤占了现实社交的活动空间？这种高效率、低成本的社交，是否也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廉价浅薄？是否可能导致自我封闭，使现实社会关系如苏打饼干般易碎？

虽然社交媒体让我们孤立自己，但这种孤独已经丧失了独处应有的本质，当科技让我们成为彼此的情感拐杖，过度的交流让我们没有时间安静地独处，以至于在不得不独处时完全无法习惯。而聆噪的网络世界逐渐让我们养成横向查阅而不是纵向思考的习惯，我们的注意力愈来愈难以集中，也进一步丧失了独立钻研的能力和意识。

有句歌词：“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只有给自己和自己对话的机会，才有可能安静地观察、冷静地判断、沉静地反思。独思的修行，意志的磨砺，最应在大学时代开启，才能在将来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时，都能在群体的喧嚣中保持相对的清醒。

看到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软件，只要放下手机10分钟，就会有捐助者给非洲儿童提供一天所需的饮用水。那么，不妨以“不动手之劳”，为需要的人赠一桶清水，也给自己的内心开掘一眼清泉。

(选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