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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大师钱穆：“爱国素不后于人”
陈虹
钱穆的一生，可用两句话概括：地地道道的书生，心静如水的学者。他除了教书便是写书。他这一生从未步入过政坛，也从未加入过政党。但他却对自己的老师吕思勉说过这样的话：“学生自读书懂事以来，就深知要爱国爱民族，爱国素不后于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钱穆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开的一系列课程，深受学生们的欢迎。然而战争却残酷地破坏了这一切，故都北平不仅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也放不下教授们精心钻研学术的书桌了。
后来，辗转颠簸到了昆明，钱穆终于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讲台——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他不辞辛劳地四处奔波，四处授课，目的只有一个——“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他上课时，学生、教师以及社会上有志于史的人们，皆来听讲，以致教室虽甚宽敞，仍不能使人各得其所。一张两人并用的课桌，总是三个人挤着坐。椅子坐满了，许多人便席地而坐……钱穆的课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的欢迎？——就连他自己也忍不住写道：余须从学生课桌上踏桌而过，始得上讲台。”这除了他一贯具有的诲人不倦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外，更重要的便是他那“爱国素不后于人”的激情深深地感动了台下的莘莘学子。
战前，钱穆于学术上的成果已非同小可了。然而，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即便在轰炸、逃难、贫病、不安的残酷战争环境中，在他“既苦书籍之未备，又恨精神之不属”的情况下，一部令世人刮目的《国史大纲》杀青了！
诵甘是当年武汉大学的学生，他曾慨叹：“读了先生这部书，得以重新认识自己祖先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价值之所在，一下豁然开朗的时候，其精神之感奋、激昂，又将为何如？所以，此书之出版，真是适逢其时；它对鼓舞爱国精神，提高抗战信念，是有所贡献的。”此话不虚，而钱穆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在该书的引论中这样写道：“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据说，当年该书问世之后，在沦陷区的北平，竟有人整本地抄录，且言：“读此书倍增国家民族之感。”
进入耄耋之年，钱穆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以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每念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但自抗战军兴，余对时局国事亦屡有论评，刊载于报章杂志。学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视余。”
由“世外人”变成了“世内人”，这正是钱穆于战争之中发生的最大变化。尤其是自1941年起，他开始大量地为《思想与时代》杂志撰稿，先后达数十篇之多。为表示自己的态度，并鼓励学生们奔赴前线，钱穆写下了长及万言的《知识青年从军的历史先例》，发表在《大公报》上。
“我们很盼望在此知识青年从军的大潮流里，再出几个楚霸王与霍骠姚，或是再来几个周公瑾与诸葛孔明，或是再有几个李英公（李勣）与李卫公（李靖），或是再有几个岳武穆与王文成。此乃国家民族前途祸福所系，全国知识青年其速奋起。”
史学家的笔下仍然是历史，爱国者的笔下仍然是抗敌救国。但是这样的文章已经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于钱穆之手了——抗战之初，他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前线的事情自有前线的人去负责。然而仅仅几年的时间，钱穆的思想便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的确是变了，他似乎从“静态”的书生变为了“动态”的学者。
（摘自《铁军》，有删改）
相关链接：
（1）1930年，钱穆受聘于燕京大学，但一年后，就辞职，他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
（2）1939年寒假，钱穆隐居在距离昆明70余千米处的宜良岩泉寺中，静心撰写《国史大纲》。一日陈寅恪来访，见此情景，不禁慨然而叹：“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个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摘自陈虹《大师的抗战》）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理解，最为准确的一项是
【小题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最恰当的两项是
E. 钱穆是史学家，更是爱国者。他不仅鼓励青年奔赴前线，甚至渴望与青年一道投入拯救民族危亡的战斗中。
【小题3】如何理解作者说钱穆“似乎从‘静态’的书生变为了‘动态’的学者”？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大师钱穆：“爱国素不后于人”
陈虹
钱穆的一生，可用两句话概括：地地道道的书生，心静如水的学者。他除了教书便是写书。他这一生从未步入过政坛，也从未加入过政党。但他却对自己的老师吕思勉说过这样的话：“学生自读书懂事以来，就深知要爱国爱民族，爱国素不后于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钱穆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开的一系列课程，深受学生们的欢迎。然而战争却残酷地破坏了这一切，故都北平不仅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也放不下教授们精心钻研学术的书桌了。
后来，辗转颠簸到了昆明，钱穆终于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讲台——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他不辞辛劳地四处奔波，四处授课，目的只有一个——“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他上课时，学生、教师以及社会上有志于史的人们，皆来听讲，以致教室虽甚宽敞，仍不能使人各得其所。一张两人并用的课桌，总是三个人挤着坐。椅子坐满了，许多人便席地而坐……钱穆的课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的欢迎？——就连他自己也忍不住写道：余须从学生课桌上踏桌而过，始得上讲台。”这除了他一贯具有的诲人不倦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外，更重要的便是他那“爱国素不后于人”的激情深深地感动了台下的莘莘学子。
战前，钱穆于学术上的成果已非同小可了。然而，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即便在轰炸、逃难、贫病、不安的残酷战争环境中，在他“既苦书籍之未备，又恨精神之不属”的情况下，一部令世人刮目的《国史大纲》杀青了！
诵甘是当年武汉大学的学生，他曾慨叹：“读了先生这部书，得以重新认识自己祖先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价值之所在，一下豁然开朗的时候，其精神之感奋、激昂，又将为何如？所以，此书之出版，真是适逢其时；它对鼓舞爱国精神，提高抗战信念，是有所贡献的。”此话不虚，而钱穆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在该书的引论中这样写道：“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据说，当年该书问世之后，在沦陷区的北平，竟有人整本地抄录，且言：“读此书倍增国家民族之感。”
进入耄耋之年，钱穆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以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每念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但自抗战军兴，余对时局国事亦屡有论评，刊载于报章杂志。学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视余。”
由“世外人”变成了“世内人”，这正是钱穆于战争之中发生的最大变化。尤其是自1941年起，他开始大量地为《思想与时代》杂志撰稿，先后达数十篇之多。为表示自己的态度，并鼓励学生们奔赴前线，钱穆写下了长及万言的《知识青年从军的历史先例》，发表在《大公报》上。
“我们很盼望在此知识青年从军的大潮流里，再出几个楚霸王与霍骠姚，或是再来几个周公瑾与诸葛孔明，或是再有几个李英公（李勣）与李卫公（李靖），或是再有几个岳武穆与王文成。此乃国家民族前途祸福所系，全国知识青年其速奋起。”
史学家的笔下仍然是历史，爱国者的笔下仍然是抗敌救国。但是这样的文章已经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于钱穆之手了——抗战之初，他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前线的事情自有前线的人去负责。然而仅仅几年的时间，钱穆的思想便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的确是变了，他似乎从“静态”的书生变为了“动态”的学者。
（摘自《铁军》，有删改）
相关链接：
（1）1930年，钱穆受聘于燕京大学，但一年后，就辞职，他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
（2）1939年寒假，钱穆隐居在距离昆明70余千米处的宜良岩泉寺中，静心撰写《国史大纲》。一日陈寅恪来访，见此情景，不禁慨然而叹：“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个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摘自陈虹《大师的抗战》）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理解，最为准确的一项是
| A．“爱国素不后于人”是钱穆先生爱国精神的写照，也是他爱国行动的宣言。 |
| B．钱穆的课深受欢迎，是因为他一贯具有的诲人不倦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 |
| C．钱穆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但从燕京大学辞职也说明他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
| D．隐居在岩泉寺撰写《国史大纲》，可见钱穆作为一个“世外人”的“心静如水”。 |
| A．钱穆认为，书生以知识为武器也完全能担当起振兴民族精神的大任，所以他一生从没有步入过政坛，也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 |
| B．钱穆精心钻研学术，但战争破坏了一切，为重新找回讲台，他辗转颠簸到昆明，“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其中既有愤慨，又有无奈。 |
| C．传记中的引用可充实文章的内容，本文多处引用钱穆自己的话和学生的话，既突出了传主的精神品质，又增添了评述的客观性、真实性。 |
| D．一部令世人刮目的《国史大纲》，是钱穆对困境中的民族前途的深刻思考，它鼓舞了国人的爱国精神，提高了国人的抗战信念。 |
【小题3】如何理解作者说钱穆“似乎从‘静态’的书生变为了‘动态’的学者”？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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