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

陈振林

王后病了，病的很重。

王后以前也得过病，但她感觉这一次与以前不同。毕竟也是年过六旬的人了，王后知道这一次会离开这个世界。

王坐在王后的床边，拉着王后的手，看着王后的脸，听着王后的呼吸。那手，瘦弱得像枯枝；那脸，苍白的像张纸；那呼吸，气若游丝。

王三十多年前从老家起事，王后一直跟随在身边，形随彩追；照看着王的生活，无微不至；管理着王的大家庭，并并有序。王没有了生活之化，没有家庭之乱，他一心打拼着自己想要的江山。王常常想：要是没有王后，自己可能只是个平庸的官兵。

如今，江山已得，王成了真正的王。可是，他心爱的王后却病倒了。

王后以前也病过。只是小病时，王后自己挺过就好了。也有病重的时候，王就会叫过太医，把脉，用药，不过几天也就痊念了。

“我要让我的太医前来，为你瞧病。”王拉着王后的手抚摸着，轻声地说。

“传刘太医。”室外已响起了叫唤声。一会，急匆匆赶来的刘太医跪在了帘子外边，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他深谙医道，在宫中很有名气。

王后摆了摆手，说：“他瞧不了我的病，让他退下吧。”

“传王太医！”又响起了叫唤声。王太医立即跪在了帘子外候旨，他已须发皆白，曾经医治好了王的偏头痛，最得王的信任，是太医中的佼佼者。

王后轻轻地摇了摇头，吐出了三个字：“退下吧……”

须发皆白的王太医和气喘呼呼的刘太医走出宫门，很是惋惜。刘太医有些“自谦”地说：“王兄啊，其实王后的病情应该不重，不要说请您老医治，就是我开出三个方子，王后的病应该是能治念的。”步履满珊的王太医应声：“刘兄所言极是，王后为什么不让我们帮她瞧病呢？

怎么不相信我们医者呢？”

太医走了，王有些急了，他走到门口走回来，又走向门口，声音大了一些：“王后你不相信这些太医，那我再去全天下请良医。”

王说到做到。他当即下了一道御旨，重金募求良医。不到三天，全天下的良医聚到了京城。然后层层选拔，优中选优。最后，王亲自遴选其中十名良医进到内室。

王坐到王后的病榻前，轻声说：“王后，我已请来全天下最好的郎中，来治你的病。”王说着，泪水已经在他的眼眶里打转了。

王后的头摆得更厉害了，说：“不行！草泽医者，没有用的，你让他们都退下吧。”

王一摆手，那些良医纷纷离去。良医们有些失望，走出宫门。他们的声音大了起来：“我们是能够治好王后的病的，王后为什么不让我们帮地照病呢？她不懂我们医者啊。”

王后的病情更严重了，她说话的声音也听不见了。她叫人拿来纸和笔，颤抖着写下“丧事从简、不要殉葬”的遗嘱。三天之后，王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脸色，安详而平静。

王拉着王后的手，痛哭不已。王一个劲地自责：“是我没能照顾好你，没能找到全天下最好的医者。可是，为什么你就不同意他们为你瞧病呢？……”

王后的葬礼，依照王后生前的嘱咐，尽量从简，也无殉葬。

葬礼的队伍最后，走着一行人，他们捶胸顿足，极尽哀痛，泪洒襟袖。他们是刘太医，王太医，还有那几十个从各地挑选进京的医者。

就在昨天，须发皆白的王太医向这些医者告知了一条消息：是王后救了大家的姓名……王后，才是最好的医者。

前不久王子找到王太医，告诉他一个消息。就在王后临终之时，王子前来探望母亲的病情。王子跪在王后的病榻前，痛哭着说：“母后，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不接受父皇为您找来的那些医者为您瞧病呢？”

王后对着王子招了招手，让王子的耳朵贴近自己的嘴边，王后说：“我的重病本已无法救治，任何医者为我开任何药方都是没有用的。你的父皇嗜杀，在我死后，悲痛之中，盛怒之下，肯定会将他们都杀掉的……等将来你君临天下了，一定要心怀悲悯，爱惜生灵……”

（原载《小小说大世界》2018年第2期，有删改）

（材料一）

所谓酒令，按新版《辞海》的说法：“酒令，旧时饮酒时助兴取乐的游戏。推一人为令官，余以听令轮流说诗词，或做其它游戏，违令或负者罚饮。”据考证，酒令之始可以上溯到周朝初年，鉴于商朝统治者溺酒亡国的教训，由周公以王命发布《酒诰》禁酒。“群饮，汝无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起初本意是为了禁止酗酒而设酒令官。在《诗·小雅•宾之初筵》第五章中有“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的句子，这里的“监”“史”即令官，是为限制宴会上饮酒过度而设的执法官，对饮酒失仪妄言者要予以惩罚。而后世所说的酒令与其本意恰恰相反，是劝人多饮酒的一种行乐手段、游艺活动。从形式上看，酒令有多种多样，诗词曲文类（如作诗令、说诗令、回环令等）；游戏类有拇战（或曰猜拳、划拳等）、猜枚、牙牌令、射覆、投壶、击鼓传花、占花名儿、拆字、联句等。从内容上看，酒令有俗令和雅令、通令和筹令之分。

中国的酒令文化是一种特别、独有的酒俗。“酒令”二字出现在历史资料文献中最早见于《后汉书·贾逵传》：“逵作酒令，学者宗之。”但在当时并没有广泛流行。《梁书·王规传》说：“湘东王时为京尹，与朝士宴集，属规为酒令。规从容对曰：‘自江左以来，未有此举。’”可见，南北朝时期，酒令并不风行。它的流行大概始于唐玄宗发明的击鼓催花，从此就自上而下传播于民间。唐代的酒令有许多种类，据唐人皇甫松《醉乡日月》记载，已有骰子令、旗幡令、上酒令、手势令、小酒令、杂法等多种，唐人的诗歌也多有反映，如白居易的“筹插红螺碗，斛飞白玉卮。碧筹攒彩碗，红袖拂骰盘”，刘禹锡的“杯停新令举，诗动彩笺忙”等等。同时，一系列的行令、酒约也制定出来。《醉乡日月》的目录里便有“饮论”“为宾”“律录事”“觥录事”“选徒”“令误”“逃席”等各项内容。宋代的情况与唐代差不多，只是更加丰富。至于明清两代酒令则发展到了高峰，举凡世间事物，人物、花木、虫禽，曲牌、词牌、诗文、戏曲、小说、中药、丹令、八卦等等，无不入令。

（取材于姜南《浅析〈红楼梦〉中的酒令》）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人，喜欢在各种场合显示学问与才能，以示风雅博洽。唐代开始，雅令便在文人学士的酒席间流行开了，当时即有“闲征雅令穷经史”说法。雅令的种类很多，如古文贯串令、词牌令、拆字令、四书令、飞花令等。以下略举一二。

“古文贯串令”行令的格式大致如下：先说一句古文，接旧诗一句，再以一个骨牌（即“牙牌”“宣和牌”）名称和一支曲牌名称衔接，末以历书一句殿底。这么一个长句，共同组成“酒面”，长句之间要上下照应，彼此关联，最后说出“酒底”。“酒底”多为酒席间现成的花果名，再续古诗一句，诗句须有花果名相联。《红楼梦》六十二回宝玉做生日，酒席间湘云和宝玉划拳，湘云赢了宝玉，要宝玉行一个“古文贯串令”，宝玉一时说不出，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钟，我替你说。”宝玉真个喝了酒，听黛玉说道：“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枝折脚雁，叫得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说得大家笑了。众人说：“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个榛瓤，说酒底道：“榛子非关隔院砧，何来万户捣衣声。”

“四书令”是用“四书”中的句子组合而成的酒令，这种酒令在明清时期特别流行。行令时具体要求又各有不同。《重论文斋笔录》记载了清朝嘉庆年间一则“四书令”，很有特色。这种酒令要求选用“四书”中的两个句子，上一句的末字和下一句的首字须合成一个药名，否则便要罚酒。其佳构有：道不远人，参也鲁（人参）；诸侯之宝三，七里之郭（三七）；臧武仲以防，风乎舞雩（防风）；不知为不知，母命之（知母）；殷鉴不远，志于道（远志）；颜路请子之车，前日于齐（车前）；事亲为大，黄衣狐裘（大黄）；长一身有半，夏日则饮水（半夏）；与其弟辛，夷子思以易天下（辛夷）等等。

可见，不熟悉经书的文人是无法参与这种“四书令”的。明清两朝科举制八股取士，当时的文人要参加科举考试就要死背经书，“四书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流行开来的。除了“四书令”，其它雅令也都具有一定的难度。

（取材于史双元《说酒令》）

（材料三）

唐宋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助饮方式是行酒令助饮。行酒令助饮多在巡（行）酒之后进行，它极大地调动了当时人们的饮酒情趣，唐宋酒令艺术的繁荣对唐宋饮酒之风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唐代，酒令开始作为一个专有名称，特指酒筵上那些决定饮者胜负的活动方式。酒令在唐代形成后，很快就成为人们宴饮助兴的主要娱乐形式，从文人到百姓无不选择适应其活动的酒令来佐饮。唐代的酒令名目繁多，但现在人们能够知道的大约只有20多种。大多数唐代酒令至宋代时就已经失传了。宋人多不解唐代酒令这一现象，说明唐宋两代的酒令有很大的变化。唐宋两代的酒令及人们行令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唐代酒令以器具令居多，宋代酒令以文字令居多。唐代的器具令众多，如头盘（亦称投盘、骰盘）令、筹令等，这些酒令需要借助骰盘、筹箸等器具方能行令。与唐代器具令居多不同，留传下来的宋代酒令多是文字令。宋代文字令的盛行与宋代文人群体的迅速壮大密切相关。由于宋代统治者采用重文轻武的政策，加大科举取士的力度，大大刺激了宋代文化的发展，使宋代的文人群体日益扩大，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们进行文字游戏的技巧也比较娴熟。酒酣耳热之际，宋人为后世留下了不少高水平的文字令。

其次，唐人行令强调胜负，宋人行令注重参与。唐人尚武任侠，争强好胜，行酒令时也往往强调胜负，负者要罚酒。唐人最喜欢在酒席上罚别人喝酒，有时看着对方醉倒而大乐不已。受此风影响，人们千方百计去寻找罚酒的理由，以致于你惩我罚，毫无休止。为公平处理因酒令而引起的纷争和更好地维持酒场秩序，唐人聚饮时常设酒纠（亦称席纠、觥使）。与唐代相比，宋人行令更注重参与，不太计较胜负。由于宋人行令不太强调胜负，酒席之上的纷争也大为减少，所以宋代酒纠的设置也不如唐代那么普遍。

最后，唐人行令比较豪爽，宋人行令比较文雅。唐人行令之所以比较豪爽，除了唐人普遍开放豁达之外，与唐代的酒令形式也不无关系。由于唐代的器具令居多，行令时，人们的注意力随着骰盘、香球等器具的运动而转移，往往面目紧张情绪激动。除器具令之外，唐代酒宴上还流行各种动作令。与此相反，由于宋代的酒令多为文字令，需要的是口齿清晰地吐字讲谈，而不是如狂似颠地大呼小叫，加之宋人行令不太强调胜负，酒席之上的纷争也大为减少，因此宋人行令就显得比较谦和、随意和文雅。

（取材于刘朴兵《从酒宴习俗看唐宋社会变迁》）

梨花风起正清明

丁立梅

祖母走后，祖父对家门口的两棵梨树，特别地上心起来。有事没事，他爱绕着它们转，给它们松土、剪枝、施肥、捉虫子，对着它们喃喃说话。

这两棵梨树，一棵结苹果梨，又甜又脆，水分极多。一棵结木梨，口感稍逊一些，得等长熟了才能吃。我们总是等不得熟，就偷偷摘下来吃，吃得满嘴都是渣渣，不喜，全扔了。被祖母用笤帚追着打。败家子啊，糟蹋啊，响雷要打头的啊！祖母跺着小脚骂。

我打小就熟悉这两棵梨树。它们生长在那里，从来不曾挪过窝。那年，我家老房子要推掉重建，父亲想挖掉它们，祖母没让，说要给我们留口吃的。结果，两棵梨树还是两棵梨树，只是越长越高、越长越粗了。中学毕业时，我约同学去我家玩，是这么叮嘱他们的，我家就是门口长着两棵梨树的那一家啊。两棵梨树俨然成了我家的象征。

我家穷，但两棵梨树，很为我们赚回一些自尊。不消说果实成熟时，逗引得村里孩子没日没夜地围着它们转。单单是清明前后，它们一头一身的洁白，如瑶池仙子落凡尘，就足够吸人眼球。我们玩耍，掐菜花，掐桃花，掐蚕豆花，掐荠菜花，却从来不掐梨花。梨花白得太圣洁了，真正是“雪作肌肤玉作客”的，连小孩也懂得敬畏。只是语气里，却有着霸道，我家还有梨花的。——我家的！多骄傲。

祖母会坐在一树的梨花下，叠纸钱。那是要烧给婆老太的。她一边叠纸钱，一边仰头看向梨树，嘴里念叨，今年又开这许多的花，该结不少梨了，你婆老太可有得吃了。婆老太是在我五岁那年过世的。过世前，她要吃梨，父亲跑遍了整条老街，也没找到梨。后来，我家屋前就多出两棵梨树来，是祖母用一只银镯换回栽下的。每年，梨子成熟时，祖母都挑树上最好的梨，给婆老太供上。我们再馋，也不去动婆老太的梨。

我有个头疼脑热的，祖母会拿三根筷子放水碗里，嘴里念念有词。等筷子在水碗里终于站起来，祖母会很开心地说，没事了，是你婆老太疼你，摸了你一下。然后，就给婆老太叠些纸钱烧去。说来也怪，隔日，我准又活蹦乱跳了。

那时，对另一个世界，我是深信不疑的。觉得婆老太就在那个世界活着，缝补浆洗，一如生前。有空了，她会跑来看看我，摸摸我的头。这么想着，并不害怕。特别是梨花风起，清明上坟，更是当作欢喜事来做的。坟在菜花地里，被一波一波的菜花托着。天空明朗，风送花香。我们兄妹几个，应付式地在坟前磕两个头，就跑开去了，嬉戏打闹着，扎了风筝，在田埂道上放。那风筝，也不过是块破塑料纸罢了，被纳鞋绳牵着，飘飘摇摇上了天。我们仰头望去，那破塑料纸，竟也美得如大鸟。

祖母走后，换成祖父坐在一树的梨花下叠纸钱。祖父手脚不利索了，他慢慢叠着，一边仰头望向梨树，说，今年又开这许多的花，该结不少梨了，你奶奶肯定会欢喜的。语气酷似祖母生前。

我怔一怔，坐他身边，轻轻拍拍他的手背。我清楚地知道，有种消失，我无能为力。祖父突然又说，你奶奶托梦给我，她在那边打纸牌，输了，缺钱呢。我听得惊异，因为夜里我也做了同样的梦，梦见祖母笑嘻嘻地说，我每天都打纸牌玩呀。我信，亲人之间，定有种神秘通道相连着，只是我们惘然无知。

祖母走后三年，祖父也跟着去了。他们在梨花风起时，合葬到一起。他们躺在故土的怀抱中，再不分离。

非常张五常

李功耀

张五常经历独特，机遇奇佳，屡逢名师，曾师从阿尔奇安、赫希莱，并与科斯、弗里德曼、阿诺德、哈伯格等经济学巨匠亦师亦友。1966年，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张五常，博士论文刚完成一半，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通知，学校给了他一个博士后奖金。1967年秋天，张五常到芝加哥大学任职，并在开学后几天就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拜访了经济学家科斯。过去张五常与科斯素未谋面。

他一到科斯的办公室就战战兢兢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史蒂芬·阿尔钦的学生，曾经花过三年的时间读你的《社会成本问题》。”张五常才打量科斯，只见科斯头发斑白，戴着眼睛，正在桌子前阅读。科斯听了张五常那样说，好奇地抬起头来，问：“我那篇文章是说什么呀？”张五常一时无言以对，不知从何说起，过了一阵子，勉强地答了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说合约的局限条件。”科斯立即站起来，高兴地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

从此，张五常和科斯成了好朋友。正如张五常所说的，尽管他与科斯没有师生之名，但倒有师生之实。1969年张五常到华盛顿大学任职时，经常会接到一些不相熟的经济学者的长途电话和来信，说科斯要他们来问张五常，关于科斯的某篇文章是怎么解释的。20世纪80年代张五常到了香港，一位教授路过香港，告诉张五常一个故事。科斯到他们大学演讲，听众济济一堂。在演讲中，科斯直截了当地说，引用他的思想的人都引用得不对。到了个人提问时，一位听众问道：“当今之世，有没有一个引用你的思想的人是引用对了的？”科斯回答说：“只有张五常。”

被美国经济学大师如此看重的张五常在香港受挫，被评为“最差的教授”，对这个结果，他倒不以为意。每次上课，只要铃声一响，张五常进入教室，整个教室顿时会鸦雀无声。只见张五常往黑板前的椅子上一坐，把一双腿往讲台上一搁，就有声有色地讲起来。在课堂上，学生们或是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听讲，张五常思维快如闪电，稍不留意，其精妙之处就会失之交臂；或是会哄然大笑；或是激烈争论，谁有疑问随时可以举手与张教授讨论，而正是这样的讨论，又会引发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的课堂气氛，张五常无论是开大课，还是开小课，每堂课都会爆满。香港大学有一个可以容纳350人的大教室，张五常在这个大教室开课已有多年，但是每次开课都有后来者席地而坐，对于学生迟到早退，他都“悉听尊便”。

张五常讲课，从来不备课，也没有讲义，更不在黑板上板书。在他看来，自己天天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依书本讲授，只会限制自己思想的表达和灵感的迸发。即使是正式场合的演讲他也不会有多少准备。张五常教书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写一本教科书。因为，在他看来，书中有的东西是不需要老师多说的，任何一个国际上有分量的教授从来不会依书而教的。而老师在上课时讲过的东西，学生必须在课堂内，尤其是在课堂外，到学校的图书馆去消化，这样学生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因此，张五常上课，重点在于给予学生思路，给予学生启发，教给学生的重点不是经济学的知识，而是如何利用经济学的推理、方法及假设去思考问题、解释现实的经济生活。

（节选自《乐龄时尚》2008年第9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