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脊梁

李光彪

依我看，每一个村庄都有骨有肉，有自己的脊梁。

我从小出生在云南楚雄千里彝山的脊背上，村庄的脊梁如母亲温暖的背，用彝家刺绣的花裹被背着我长大。

故乡的村庄以一条三四百米长、近千级的石梯为轴，如一只巨人的手，把古老的村庄举在半山腰。凸凹不平的石阶如祖先的脊梁，背负着山村厚重的历史，岁月的沧桑。

村庄躺在山坡上，说大不算大，说小也不小，几百年的繁衍生息至今，也只有稀稀疏疏五十多户人家。分布在石梯左右的房屋和院落，就像村庄发达的肌肉。从早到晚，春夏秋冬，石梯静静地承载着村庄的早晨与黄昏，承载着村庄的快乐与忧伤。

在我枯萎的记忆里，那架从村脚延伸向村头的石梯，是村庄的主轴，是村里人茶余饭后的乡村文化演展舞台。每天晚饭后，村里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陆陆续续来到石梯上，找块合适的石板坐下，三五成群凑在一起，吹牛聊天，谈古论今。天南海北，家长里短，家事村事，好事坏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很多花边新闻，都会在石梯上联播，在石梯上群发。谁买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胶鞋，谁家娶了新媳妇，谁家添人增口，都会在石梯上一一登台亮相。人闲手不闲的村里人，有缝针线纳鞋帮的；有吸水烟筒抽烟、砸烟锅吃草烟的；有吹竹箫、弹三弦、唱调子对山歌的。不论是谁，不分才艺高低，那些无师自通的民歌手，都会在石梯上层出不穷，比拼展演。父亲是个二胡手，经常在石梯上边拉二胡边唱放羊调、爬山调、过门调……悠扬的二胡声响彻石梯，萦绕在山村的上空。

石梯是验证乡村人品德的试金石。谁家丢了一只鸡，几个鸡蛋，瓜菜水果被人偷摘了，就会有人在石梯上拉开嗓门，高音喇叭似的指桑骂槐，骂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人。这一招还真管用，骂过之后，知情的人就会悄悄提供线索，做了亏心事的人，也会逐渐猛然醒悟，转过弯悄悄物归原主，慢慢变得干净起来，和和睦睦相处。也有些人家，有时会端着腌菜、葵花瓜子等零食，一一散发给来石梯上玩耍凑热闹的人吃。见者有份，哪怕是一块粑把，一根甘蔗，只要能进嘴的东西，寄生在石梯上的人，都可以尝到人情味。

石梯是透明开放的。有些哺乳期的妇女，拉起衣服，就敬胸露乳当众给自己的婴儿喂奶。有些婴儿，从小生下地娘就缺奶水，经常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儿，向奶水充足的妇女讨几口奶吃。那架石梯如村庄硕大的乳房，大公无私地喂养着村庄的每一个人。

石梯是村庄的主动脉。从早到晚都有人从它的脊梁上走过，听到脚步声、咳嗽声、说话声，远远的石梯也就能猜出是谁来了。出工收工、上山砍柴、下田干活，牛羊出圈、放牧归村，谁早谁迟，谁勤劳、谁懒惰，一切的一切，夜以继日守候着村庄的石梯，都历历在目，铭记在心。

石梯从不嫌贫爱富。在石梯的眼里，没有贫富之分，不管你是穿皮鞋、布鞋、胶鞋、凉鞋，还是赤脚从石梯上走过，石梯总是那样默默无语。来的都是客，不管是谁，你看上石梯的哪一块石头，屁股一坐，就是最好的板凳。石梯从不喜新厌旧，不管你离家多少年，不管你多长时间没来，天长日久迎接着一茬茬降临人间的孩子，娶进门的媳妇，送走一茬茬命归黄泉的老人。岁月沉浮，一代又一代，村庄的人去的去，来的来，石梯总是依旧躺在那里，毫无怨言地在风雨中、在朝朝暮暮中静静地等着你。

村庄在老去，我也在长大。如今的村庄，很多人家都建盖了单家独院的新房子，那一条条如石梯血管和肠道的村间道路，也不断变宽，打成了光滑的水泥地板，连接到各家各户。村中那架曾经热闹非凡的石梯，也逐渐门可罗雀。偶尔有人走过，几声稀疏的脚步，几乎再也看不见昔日全村人坐在石梯上聊天吹牛，谈笑风生的情景。我一屁股坐在当年那块下棋的石板上，牛角棋、豆腐棋盘的线纹还清晰可见。我等了很久，想等一个村里人下棋，一直没有人来，只有一条狗伸长脖子向我汪汪狂吠。

（有删改）

对“问题老人”现象，有各种解释，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句话：“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一断言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症候对个体人格形成有重要影响。

首先，如今的中国城市社会，是一个大移民社会。当我们说“这一代老人”的时候，对象事实上非常含糊。一般理解，就是那些不再工作但常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老人，他们已经退休或到了退休年龄，而且体力尚好，大部分出生于共和国成立前后10年。这一代老人最大的特点是跨越了农业中国和工业中国两个大时代。此外，其中大部分人还跨越了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两个空间。这一代老人，就是跨越了这“猝然发生”的变化，来到了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

这些不工作但常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老人，与周边的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建基于传统熟人社会的生物血缘纽带，而是立足于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契约规则纽带。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面对自然人，舆论的力量大打折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更是早已表明，一个人如果处在“匿名”状态，自我约束意识就会削弱。

其次，技术性孤立也是“问题老人”出现的重要原因。

人的孤独存在，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显著区别。过去，客观地看，它是中性的，既不积极也不消极，从情感出发，孤独存在就是一种病态。而今天，强大的技术让它不再是一种病，而是人的正常又甘愿的存在方式了。这个强大的技术，是智能手机终端及其后面的整个支持性技术系统。一开始，是年轻人随时随地都在玩手机，而近些年来，老人也被传染，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一种技术导致的自我孤立，但技术让孤立本身变成了一件深具乐趣的事情。结果是，人们在情感上和生活问题上彼此需要的程度下降了，人类的社会结合本能也在退化。不可避免地，人也会变得自私，变得对自身越来越爱惜，但对他者的戒备和敌意却在不断升级。没有责任感的自爱，作用于他人便是敌意。

这是个社会大背景的问题，在整体层面上往往无计可施。对“问题老人”，空谈社会教育或重复道德教条都没有意义，或许只能寄希望于个体的自我救赎和家庭成员的协助矫正。我们能做的，似乎只剩下用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些老人“浪子回头”——没错，这个说法非常尴尬。

（摘编自《问题老人与时代症候》）

与东北大米比，南方大米无论品质还是口感皆稍逊一筹。按理东北大米会比南方大米卖得好，可调研发现，东北大米在南方连销售都很困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的解释是:南方水稻一年种两季，产量相对高；东北水稻一年种一季，品质好但产量低，价格相对高。因此，国家粮库一般不收储东北大米，南方消费者购买不多。然而泰国“茉莉香米”价格高出东北大米很多却在南方卖得好，此为何故？有人的答案是:泰国香米特征明显，而东北大米与南方大米的样子差不多。由于消费者对大米的差异无法识别，为了避免中计，他们不得不将价格锁定在自己认为合理的水平上。可卖家总比买家精，对卖家来说既然大米优质不能优价，当然也不会将优质大米卖给消费者。有的粮商便在东北大米中掺入南方大米，或者用陈米冒充新米卖。几年下来东北大米陷入了“价格越低供给品质越差；供给品质越差，价格越低”的怪圈。这就是市场出现的所谓的“逆选择”现象。

如何避免市场这种现象的出现呢？有人说，必须让要卖双方之间信息对称。此在逻辑上肯定没错；问题是很难做到即便能做到，所付出的交易成本也会非常高。我认为，逆选择起因于信息不对称，但关键却在价格锁定。我曾撰文讨论过格雷欣定律，大多数学者认为，“劣币驱逐良币”是人们关于金银货币磨损的信息不对称，其实不然，金银货币的磨损程度明眼人一看便知。货币市场出现逆选择，真实原因是货币磨损而法定价格不变。既然劣币与良币的价格（购买力）相同，劣币当然会充斥市场，良币会被储藏、退出流通。同理，国内大米市场出现逆选择，归根到底也是价格锁定。大米品质不同，价格一旦被消费者锁定，粮商则别无选择，也会先卖出质量相对差的大米。由此看，要改变市场逆选择，就必须打破价格锁定。

价格解锁经济学提出过两个办法:一是商品按质定价。比如将东北大米按品质分为甲、乙两等，甲等定价每斤7元，乙等定价每斤5元，由消费者自主选购。另一方法是价格歧视。它指对同一产品按不同需求价。一般地讲，低收入者追求经济实惠，高收入者追求消费品质。正因为人们需求层次不同，卖方才有可能实行价格歧视。价格歧视虽不同于按质定价，但两者可以结合进行:将东北大米分为甲、乙两等，若再引入价格歧视，甲等每斤可提至10元；乙等可降至4元。当然这只是卖方定价，价格高低最后还要看买方能否接受。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卖方若希望优质优价，就得主动采取差别定价，若自己不拉开价格，价格就会被消费者锁定。价格一旦被锁定，市场将不可避免出现逆选择。

（摘编自王东京《“东北大米”现象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