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我国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全球新理念，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各国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促进各方互惠合作、共同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建设，是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新理念的务实行动。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秉承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对接，并把应对地球生态危机、建设全球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作为重要指导思想，同时打造先进能源技术和低碳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发挥我国在新能源技术和智慧电网领域的技术优势，发展跨国的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化开发利用，在满足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下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的同时，走上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

（摘编自《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8)》）

材料二：

“十二五”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工业部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在下降，服务业的贡献在上升。

中国2050年低碳能源经济转型路径

我们利用了预设目标、路径倒逼、多情景分析的方法，对中国未来低碳能源转型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情景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很有可能实现加速低碳能源转型，但在没有颠覆性技术出现的情况下，要实现超常规低碳能源转型，中远期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不仅需要有高碳价政策激励，也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如果在2030年后有颠覆性的能源技术出现，实现超常规低碳能源转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会大大提高。

（摘编自《低碳经济蓝皮书》）

材料三：

1月25日，“2017-2018节能服务产业年度峰会”在北京举行。在专家视点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杜祥琬以“节能提效是中国能源战略之首”为题,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介绍。他表示,世界能源发展可以归纳为转型加快、增速趋缓、创新活跃三大趋势。其中转型加快主要体现在,能源结构变革经历了煤炭为主、油气为主、非化石能源为主的三个历史阶段。

我们国家的能源战略几个主要支柱是什么呢？有三个战略支柱。第一，节能有限，提高能效；第二，现在还不能不用煤炭，煤炭跟石油要高效洁净化的利用，同时要提高天然气的比重；第三，高质量、高比例发展非化石能源，非化石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来改善能源结构。

（摘编自2018年1月26日中国低碳网）

材料四：

中新社卡托维兹12月4日电全球碳计划组织在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2018年全球碳排放预计增长在2%左右，这是继2017年碳排放小幅增长（增长1.4%）、全球碳排放量创新高以后，全球碳排放又一次出现增长。

报告指出，全球能源消耗的增长，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使用量增加，抵消了去碳化作出的努力。此外，煤炭消费的增长，以及个人交通、航运、航旅等需求的增加，也助长了2018年的碳排放。

按照当前升温速度，全球最快将在12年后温升超过1.5，这将对全球的环境生态、人文、社会经济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面对快速升温的威胁，各国应进一步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摘编自2018年12月4目中国新闻网）

材料一

为缓解工业原料不足，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从境外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但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屡禁不止的“洋垃圾”走私与严重的环境污染。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2018年1月，我国正式施行禁止“洋垃圾”入境新规，停止进口包括废塑料、未分类的废纸、废纺织原料等在内的4类24种“洋垃圾”。到2019年年底前，将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物。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表示，我国禁止“洋垃圾”入境新规，对广义、狭义上的“洋垃圾”都做出了限制，“一方面，多部门联动布下铁网，将非法垃圾挡在国门之外；另一方面，严控合法的固体废物进口，减少总量，提升品质。”“时代变了，政策需要根据发展阶段进行调整。禁止‘洋垃圾’入境，是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刘建国说。

（摘编自《人民日报》赵贝佳、杜海涛《减轻生态环境负担，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材料二

中国大幅提升固体废物进口标准的举措无疑让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洋垃圾”输出国感到不适应，垃圾出口国仍在努力寻找能替代中国的办法。各国抛出了不同的想法：据媒体报道，欧盟表示正在考虑对塑料使用征税，英国打算将一些垃圾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美国则要求中国取消上述禁令。但专家指出，这些建议都不是长期并可以在垃圾管理方面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的解决办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刘晓宇教授指出，中国禁止“洋垃圾”入境的政策短期内无疑会对美澳日等传统垃圾输出国的相关产业造成一定影响。但从长远看，此举不仅将大幅提升中国国内相关企业处理本国固体废物的能力，增加回收率，降低固体废物处置的单位排污量，从而进一步解决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同时也会倒逼全球固体废物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和相关技术的进步，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平悦《“洋垃圾”禁令越收越紧日媒：中国环保对策来真的》）

材料三

长期来看，禁令最终的目标无疑是提高国内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率，甚至倒逼出前端垃圾分类，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认为，制造业面临三种选择——国外再生资源、国内再生资源和新的材料。随着中国能源资源税率的上升，新原材料的成本在上升；而“洋垃圾”被禁止之后，再生行业的原材料供给缺口只能依靠国内的“土垃圾”来补足，这会倒逼国内的“土垃圾”做好后端处理，再进一步倒逼前端的居民社区垃圾分类做得更好。但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教授杜欢政对此表示怀疑。他表示，国内的资源量不足是中国从国外进口废弃物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真实的现状是，即使中国全方位推动生活垃圾分类，资源量依然难以满足市场需求。针对矛盾的根源环境问题，杜欢政认为，根本上这是处置固体废弃物的产业该如何进行提升的问题。只要规模化的处置企业能保障污水处理、空气治理、职业卫生，就不应该全面禁止进口废品。

李志青也认为，不能一棍子打死“洋垃圾”，认为所有的再生资源都是弊大于利。完善的市场应该是允许进口，但要满足中国管制的要求和标准。这个环境标准可以定得很高，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破坏环境的成本也理应提高。

（摘编自《中国经济导报》冯灏<“洋垃圾”被禁有望倒逼“土垃圾”分类回收升级》）

在美国文化和图书分类中，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是两种主要的类型，虚构文学主要指小说、戏剧、诗歌等，非虚构文学则是纪实文学、散文、传记、调查报告等。1966年美国新闻记者杜鲁门•卡波特《冷血》被视为非虚构文学的发端，作品凭借对新闻背后故事的深入发掘，参与到美国社会60年代的自我反思、批判之中。

回到中国语境，非虚构写作的流行大致有两个脉络，一个集中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如《中国在梁庄》《大地上的亲人》等作品；二是集中在新闻领域，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非虚构式的新闻报道如《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少年杀母事件》《了不起的茅侃侃》等成为“10万+”文章。前者主要是专业作家或和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写作者完成，后者基本上是新闻人、媒体人，很多有在传统新闻媒体工作的经验。

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对纸媒等传统媒体带来多方面的冲击，使得传统新闻业面临危机，体现之一是很多资深记者跳槽到移动互联网平台，如正午故事、谷雨故事、真实故事计划、《人物》、《南方人物周刊》等。由于非虚构文章经常成为“爆款”，这导致自媒体公号文章追求非虚构的风格，成为新闻性非虚构写作兴起的内在原因。

非虚构写作还与社会学、人类学有一定的关系。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报告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现在看起来都带有非虚构的色彩，如美国机械专家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国社会学家吕途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等，都是典型的非虚构作品，呈现出了新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在研究方法上，社会学、人类学所使用的民族志、口述史、田野调查，对非虚构也完全适用。

非虚构写作的伦理问题，主要是写作者与被写作对象的关系，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遭遇和交流的过程。好的非虚构作品强调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平等意识和倾听理念，不是先入为主地用自我的理念来讲述他者的故事，而是首先学会倾听，去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来理解别人的逻辑，进而把自我的认同相对化，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对话，既是为了使他者发出主体性的声音，又是对自我的一次反思。非虚构写作“天然”带有一种平民性和人民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虚构作品经常关注平民、底层和社会边缘群体，非虚构的文化职能是让弱势者变得可见；二是非虚构写作者本身也带有去专业化、去职业化的倾向，如新中国以来特别注意培养工人作家、农民作家，也就是说要让工农兵从被描写对象，变成书写的主体，这种“文化翻身”是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作为支撑的，而美国创意写作也是一种让非职业作者掌握写作方法，先学会用非虚构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总之，非虚构有两种基本的理念，一是平民意识，写普通人，让弱势者发声，二是全民写作，非虚构打破了写作的专业化、圈子化，鼓励非职业作者借非虚构讲述自己的故事。不过，非虚构写作对流量、点击率的追求，造成新闻性非虚构写作有时候为了吸引眼球，也带有猎奇性和揭秘性，这恰好是需要警惕的地方。

(摘编自张慧瑜《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非虚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