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情景交融的和谐美

田川

自然形态的甲骨文又称甲骨刻辞，是古人崇拜天地和神灵祖先的产物，凡是自然气候变化、军事行动、田猎、耕种、生育等皆要问神灵、祖先，释疑难，解吉凶。甲骨文的形成是用毛笔先书写到甲骨上而后用刀刻，或直接用刀刻之。表现出来的文字线条比较单一，多呈直线或折线状，常带有刀锋痕迹，故而给人一种视觉形象独特美的效果。

甲骨文所表现出来的客观存在的自然事物是经过艺术化处理的，情、景作为我国古典美学的独立范畴，被巧妙地运用到甲骨文的创造中。“情”是契刻者刻字时的情感塑造，以及几千年后甲骨文对后人的情感冲击，二者激起的情感共鸣。“景”是泛指当时的一切社会和自然客观存在物的图景或形象。当我们审视甲骨文字的情景融合时，便成了今人和甲骨文之间的交流关系，从审美的角度看，情、景还应包含文字意义内容与文字造型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从现有的甲骨文研究中发现，甲骨文中的一些会意字鲜明活泼，在构图中被组织成一幅幅情真意切的画面，这种独特的画面产生一种独特的美像，给人以很大程度上的想象空间，同时也保留一定空白，使文字这一客观主体与人的情感有了更大的交流融合。甲骨文之所以能穿越时空让后人与它们产生共鸣，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造型美，更在于它的真实性。甲骨文无论是它的载体或是它的文字都呈现出美轮美奂的形态，它所表现的内容和细节也是淋漓尽致地使甲骨文的情和景交融在一起，使一些极具趣味的情感传达出一种令人遐想的美。

甲骨文情景美首先是文字排列上的主次关系，文字笔画的变化无穷及其丰富多层次的构图烘托了情景。其次是文字静中有动的结构，这样的场景主要表现在田猎、牧鱼等劳动方面；不但有动态的美，也有静态的美。再次是文字的虚实结构，甲骨文的虚实关系处理得非常到位，文字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二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生成情景美的构图。虚实相结合符合审美要求，它时隐时现，把情感隐蔽在每个字中，在客观事物和夸张中传达出契刻者的情感世界。

甲骨文情景美不是仅以具象为美的，而是逐步离象而求，囊括万殊，是人类精神境界的宝贵财富。甲骨文之所以能穿越时空三千余年再现于今日世界，就是因为它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魅力。甲骨文作为殷商时期的主要文字符号，殷商社会状况和审美风貌必然体现在其中，为我们研究殷商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节选自《艺术科技·试论甲骨文的审美与欣赏》）

   9月20日，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颁奖典礼在京举行，让我们向道德模范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人无常心，习以成性；国无常俗，教则移风。孟子曾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人们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日益明显，主流价值观和基本道德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讲利益不讲道义、重能力不重品行的现象有所滋长，人们对道德的敬畏和敬仰之心正逐渐消失，所以道德教育在任何时候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德以劝善，法以诛恶。道德是软约束、是人们内心的法；法是硬约束、是最基本的道德；二者功能互补、相辅相成。要使道德教育由软变硬、由虚变实，必须有一套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和保障。如果扶危济困、助人为乐者的合法权益时刻得到保障，好人难做、冷漠围观现象就会减少；如果不择手段、非法牟利者的行为受到严惩，“毒奶粉”“地沟油”便会失去生存空间。惟有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自觉，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石才能坚实稳固。国家者，积人而成。孔子曾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假如当前一些官员能够成为道德模范，如此，又怎能不让群众信服？纵观当下，有些人对不道德现象有痛恶之言，也有行善助人之心，但常常瞻前顾后、逡巡不前；有些人虽懂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理，但只想作壁上观、独享其成；还有些人置社会道德于不顾，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凡此种种，应当坚决摒弃。只有人人修身自律，躬行实践，积小善而成大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工尺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乐谱之一。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发明了乐谱——意大利人发明了五线谱，法国人发明了简谱，中国人发明了工尺谱、减字谱、律吕谱等。把转瞬即逝的声音用一系列抽象符号记录下来，是一项看起来简单但构建过程却十分复杂的工程。为记录声音，古代的中国人尝试了多种方式，寻找到多种途径，创造了多种乐谱。这些乐谱应当与方块字、造纸术、印刷术一样，是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伟大创造。

千百年来音乐家一直在不断追求和完善乐谱这一用平面图形表达声音高低长短的符号体系。古今中外，贯穿乐谱中的基本元素是数字。五线谱依据五条横线的高低，表示声音高低。简谱以数字排序，表示声音高低。西方唱名法(do re mi fa so la si )来自一首赞美诗每个诗句的第一个音节，这是外国乐谱的情况。中国人用汉字表达音高，历史上把乐谱符号，称为“谱字”。工尺谱字是否也是数字呢?常见的“谱字”共计十个: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一眼便知的数字有:一、四、五、六，其他符号也同质同构，源于数字。

在20世纪西方乐谱大面积传播之前，工尺谱使用甚广，中国戏曲的主要记载方式就是工尺谱。清乾隆六年(1741)，由清庄王允禄编纂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共收录4466首曲谱，是记录戏曲音乐最丰富的资料集。清代“贮香主人”于1821年辑录的《小慧集》，是目前唯一能见到的用工尺谱来记录民歌的文献，其中收录了著名的《茉莉花》。民间器乐的主要记录形式也是工尺谱，大家熟悉的西安鼓乐、福建南音、山西笙管乐、冀中音乐会、江南丝竹等，都是采用工尺谱记录。民间乐师依照师傅嫡传的墨本和父辈祖传曲本，辗转续抄，代代相传。工尺谱的流传,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文化现象，不但宫廷、寺院传抄，市井、乡村也传抄，而且民间抄本比宫廷藏本保存得更好，流传得更广。

20世纪，传统文化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五线谱与简谱成为音乐传播的主要形式，工尺谱被驱除出文化传承的主渠道，甚至连其名称也已退出大部分人的记忆。21世纪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深入人心。从20世纪初现代学堂明令禁用工尺谱，到今天专业音乐院校学生跟着民间乐师咿咿呀呀地韵唱工尺谱，历史已经大翻转了！“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等古老乐种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则说明人们对工尺谱的态度已发生了逆转。

没有谱本，无以为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存在的声音也就不易传播。乐谱是话语权之所在，代表了书写，代表了传统，代表了师承。于曲目，它是保存乐曲的传媒；于乐器，则是按谱用字的依据；于乐师，则是代代相承的脉络；于乐社，则是凝聚维系组织的象征。正如文化部副部长董伟所言，出版《中国工尺谱集成》，不仅对营造全社会注重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具有积极作用，还将对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产生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振涛《工尺谱:让传统音乐有“谱”可依》)

杜甫传（节选）

冯至

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

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会发现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

（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