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并重塑一个诚信社会

①传统社会中，诚信是做人之本，一个人一旦没有了诚信，那么他就难以立身处世。《左传》记载，“人之所以立，信、智、勇也”。诚信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传统文化历来主张一个原则，“与朋交友，言而有信”。诚信是从商之道，是儒家普遍奉行的商业伦理，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廉贾、义商，无一例外地都把诚信作为自己经商成功的要诀。

②传统诚信伦理的基本精神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一项普遍性伦理规范，诚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③诚信应成为现代人重要的个人品质。传统诚信伦理表明，诚信不仅是社会的本体，还是人的本性，诚是天之道，也是人之道。传统的诚信对现代社会个体失落的症状有直接的诊疗作用。因为传统诚信是最内在、最根源的德性工夫，它要求个体对内立足于“诚”，坚持自我本真和独立，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对外恪守于“信”，信守自己的承诺，不出尔反尔，不人云亦云。如此，独立的人格便可凸现，个体尊严便可彰显，岂不正是现实人性统一和个性张扬的有效途径？当然，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只是外在的要求，仅当作为主体的人能够自觉地遵守它的时候，才被逐渐内化为个人的一种品德修养。因此，每个人都应该从小事做起，从细微处做起。

④诚信应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在我国古代社会，诚信不仅是调节个人行为的道德规范，而且是为大多数人所尊奉、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现代社会更需要诚信伦理的支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交易增多，这就对整个社会的诚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个人、单位和社会都要把诚信放在首位，作为基础性的公共伦理规范。传统诚信是构建现代诚信伦理的基石，现代诚信也只有在传统诚信的基础上才能生息和繁衍。继承和改造传统诚信道德，是构建现代诚信伦理精神的唯一可行之路。

⑤以诚信重塑一个诚信社会。今天，“诚信”二字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人们都在呼唤诚信，同时也感受到自己的周遭生活诚信缺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期，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正如《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所说，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化，都会造成一些人心灵上丧失三种东西：共识、秩序和意义。由于缺乏共识，就会产生各种冲突；由于缺少秩序，人们的行为没有规范；生活缺乏意义，就会因困惑而混乱。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某些无序和道德失范，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特别需要诚信来维系，需要诚信的精神价值的支持。

⑥重建一个诚信的社会，是现代化的要求，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容之一。重建诚信道德，使诚信观念转化为个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良心，一方面要进行道德教育，另一方面要靠个人道德修养，靠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传统诚信理念的启示，确有在当今社会发扬光大的现实意义。

（选自《人民论坛》，2013年15期）

“格调”作为诗论术语，是要求诗歌既具有美的形式，又具有大格局、高境界：前者是“调”的审美含义决定的，后者是“格”的人格、道德含义决定的。这两个字起初是并举而非连用的，连用之后，有时也还分而论之。

皎然《诗式》中说谢灵运的诗“其格高，其调逸”，这里的“格”是就内容整体而言的，是谢灵运特立独行的人格转化成的精神境界；“调”不单指音调，是就形式整体而言的，指英音调和谐而自由，遣词造句纵心任情。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论“格”而不论“调”，如说郑谷诗“……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此“格”指的是诗的境界。又说晚唐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此“格”是诗人胸怀、境界赋予作品的总体风格。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之法有五，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前三者大体对应于“格”，后二者则是对应“调”。严羽系统地探讨诗法，后世诗法及文法的基本问题大多不出照；范围。宽泛意义上的格调论，包括思想要求和艺木要求、内容与形式关系以及整体上效法古典还是重视新变的古今之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沧浪诗话》中都有所涉及，故而严羽被视为开后世格调论先河之人。

“格”“调”在诗文评中的连用标志着格调论正式出现，但其含意不固定，有时偏于“格”的含义，是就内容而言的思想境界：有时偏于“调”的含义，是就形式而言的审美性。因为“格”指诗歌体制、是观作品整体，所以就有了格局、境界的意思。概括明代的格调论，“格”是诗歌体制、整体格局，是知觉层面的诗歌内容，指代作品的境界和思想价值：“调”则是听觉层面的音节声调，与视觉层西的诗体——四、五、七言、长短句等相应，关乎情绪和感觉：不一一定涉及意义。二者的结舍，是形式美与或高远或深沉境界的一体，只是在具体．的诗文评论申可能偏于采一方面的意义。

格调论除讨论诗歌的形式与境界外，还展开了两个具有一般性的文论问题，一是崇古还是创新；二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主情还是主理。

值得重视的是，当格调论涉及古今之争、情理之争、内容与形式之争时，道德与审美、人格与文风的关系问题就凸显出来。从孔子、刘勰到韩愈，都注重传统道德的永恒价值，要求文章传播正确思想，培育健全情志，同时也对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品位提出了高要求。明清学者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将人格与文章、艺术风格统一起来。作为格调论的总结者的沈德潜在《说诗啐语》中说，六朝发挥了秦汉乐府的形式美、音乐美，至唐诗格律工整，兴寄和诗教则有所缺失，他要求不仅学习唐诗的声律美，更要追溯古诗的思想境界。现当代学者论及“格调”时，同样是：肾人格和文风统一起来。评说一个人、一部书，一件艺术作品及其他审美对象之格调有无、高低，可能是道德评判，也可能是审美评判，可能是就内在精神境界而言，也可能是就外在风范而言，当然更可能是兼而有之。

（选自《文史知识·格调：人格与境界的天成》，2016年7期）

每年5月18日，各博物馆会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向博物日献礼，以显现出对社会的诚心和用心，可是，日前因为个别博物馆用“抖音”恶搞中华文物经典，而让博物馆蒙羞和难堪。

博物馆中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有不可复制和难能可贵的文化和艺术的价值，因此，用博物馆的方式来保存这些优秀的文物和艺术，并通过各种方式来展现其魅力，这在全世界都是一种最为普遍的认同。博物馆因此成为国家的祠堂和祖庙。人们进入到博物馆之中的感悟与流连，则是对文化和艺术所表达的基本的尊重。

博物馆在面对诸多问题时，首先考虑的应是维护文物的尊严，其中包括对文物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认识。所以当面对“断臂的维纳斯”曾经有数十种“植肢”方案时，最终选择的还是保留原状。显然这里的“断”的残缺是最美的，而不管哪一种方法使其恢复，都可能破坏她在人们心目中存留的那种独特的美。这就是博物馆的价值观。也有好事者通过现代的数字手段使其断臂重生，这至少是难以获得博物馆认同的。面对历史和艺术，科技也不是万能的。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断臂的维纳斯在今日的中国，可能早就“活起来”了，像“抖音”中的那些抖动的秦代兵马俑。

中国古代艺术品所凝固的形象正代表中国艺术的精华。凝固的庄重，静态的庄严，所表现的是中国艺术在表现上的瞬间把握，这个瞬间的定格是中国美学的精气神。可是，“抖音”中的恶搞，颠覆了中国文物经典的社会认同和博物馆的价值观。文物“活起来”有专业的内容和专业的考虑，不管任何方式的“活”，都不应该让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尊严受伤。同样，“活起来”也有高下、雅俗。缘起于台湾故宫让那些帝王“活起来”的卖萌，像传染病一样正蔓延在中国文博界，显现了这个时代中的文化悲哀。

在中国的现实中，在大众娱乐生活的范围内，“活起来”的代表有广场舞，但是，国家大剧院不能因为“活起来”而把广场舞请进国家殿堂。博物馆是公众心目中的殿堂，是需要仰视和行注目礼的。因此，与博物馆相关的文物“活起来”绝对不应该是“抖音”的那种表现方式。博物馆对于科技手段的应用，应坚持在主业上的运用，而非歪门邪道，剑出偏锋。不能用“抖音”中那些社会嘈杂的“三俗”之音来惊扰博物馆殿堂的静谧。

科技让文博长上了腾飞的翅膀。然而，应恰到好处而非显摆雕虫小技。2011年2月，美国塞克勒美术馆与芝加哥大学斯马特美术馆联合主办了“历史的回响：响堂山佛教石窟寺”巡回展，该展借助新的技术将被破坏的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的原貌予以重现，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身临其境，还有破坏者的忏悔。而“抖音”所表现出的是低级的不足挂齿的科技手段，其创意来自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的经典之作《博物馆奇妙夜》，是美国人早就玩过的，其低下的创意水平更让科技界蒙羞。

（摘编自陈履生《“抖音”以“三俗”抖掉了中国文化的尊严》）

动画艺术的构建与传播对儿童心理的影响（节选）

周大勇 王秀艳

动画片以怪异形象、滑稽动作以及拟人话语构成了它的幽默源，而这些元素无疑与儿童求新、求奇、求趣的心理相匹配。也就是说，动画艺术的构成要素与儿童的接受心理具有同构性，这决定了动画艺术能够深入儿童内心世界，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无论是从背景布局到动画形象的设置无不呈现了它的特异性，比如“海绵宝宝”“天线宝宝”“大头儿子”“果宝”“大耳朵图图”等形象从外形的设计上就带有一定的怪异性。如果说怪异外形是动画片幽默产生的潜在条件，那么滑稽动作与拟人的话语则直接将幽默表露出来。 

很多动画艺术形象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但又并非现实生活原貌，而是在现实基础上的“变异化”组合。这种组合方式是符合儿童接受心理的，对儿童而言，这种艺术组合与呈现既具有“熟悉感”又不乏“陌生化”信息的融入。将儿童置于“熟悉”到“陌生”之间，满足了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索欲望。从“喜羊羊”“灰太狼”“加菲猫”到“忍者神龟”“功夫熊猫”等这些动物拟人化形象的塑造上，我们不难看出动画形象“熟悉”与“陌生”融合的特性。而且几乎所有的动画都按照“拟人”的化身来呈现，并借助拟人的“陌生化”来呈现“熟悉的形象”，拉近了与儿童的距离。不仅如此，以动画形象的“小巧灵动”向儿童传递“人小鬼大”的信息，有助于儿童自信心的培育。

通常动画片的叙事方式是基于“冲突”或“问题”而展开的。动画片中的“冲突框架”的确立是基于对立主体双方矛盾而反映出来的，一种是“斗勇”型，比如《变形金刚》《黑猫警长》《忍者神龟》反映的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善恶分明、情节清晰。另一种则是纯粹“斗智”型的，比如《猫与老鼠》《喜羊羊与灰太狼》《魔术师与兔子》等等以智慧战胜对手。“问题”的叙事模式是围绕问题的出现和解决路径而展开的，比如《海底总动员》是围绕小丑鱼父子从分离（问题出现）到团聚（问题解决）来完成叙事的。基于“冲突”和“问题”模式下的动画叙事使情节起伏跌宕，让儿童完全融入动画之中。跳入“动画世界”的儿童，在“冲突”和“问题”的推动下，能够满足于其心理体验。需要说明的是，儿童从“动画世界”再跳回“现实世界”就感觉很困惑、也很不情愿和某种不适应，需要及时干预。看来，家长需要做好儿童的“把关人”，对儿童的媒介接触进行控制和引导。

在动画想象艺术中，有时候改变了现实的关系法则，试图在动画中植入一种“平衡”，而恰恰是利用这种超越现实的方式引起受众对其关注。在《猫与老鼠》中，与现实相比，猫和老鼠的关系错位了，猫的诡计总是能被老鼠识破，而且猫总是被耍，似乎猫永远也斗不过机灵的老鼠。对于猫与老鼠的颠覆性构建恰恰是动画艺术性的体现，这种动画叙事的构建改变了自然法则。动画艺术形象“对立关系错位”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对儿童已有的或正在形成的认知图式产生冲击。《猫与老鼠》在叙事过程中所传递主题是动用智慧“弱小一样可以战胜强大敌人”，把斗智斗勇的精神传播给儿童。但不能不提及问题的另一面，这种构建方式一定程度上造成低龄儿童认知的困惑，心理学研究表明，7岁以下的儿童还不能充分理解电视节目的虚构性，常常认为故事人物在生活中真实存在。”而对大龄儿童而言并非坏事，这种违背常理的艺术表达方式有利于儿童打破思维定势、有助于逆向思维的培育。

今天的儿童，一方面存在着缺少玩伴的孤独，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无休止“学习牢笼”的禁锢，二者不同程度地压制了童真的释放。而动画世界的自由舒展、千变万化以及超现实的想象力恰恰给儿童送去了属于他们特有的童真——“单纯”“快乐”“稚趣”“游戏”等。尽管“动画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很大的差异，但现代科技助推下的动画艺术正在弥合儿童已经破损的童年之梦。我们有理由相信，进入动画世界的儿童是快乐的，这种快乐对于儿童而言，不但喜形于色，而且也指向其内心深处，在心理上达到舒展和释放。

材料一：

中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40亿个，方便面碗5～7亿个，一次性筷子数十亿双，这些占生活垃圾的8～15%。1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的柴油。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一吨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少采20吨铝矿。大家也可以利用易拉罐制作笔盒，既环保，又节约资源。

而且，垃圾中的其他物质也能转化为资源，如食品、草木和织物可以堆肥，生产有机肥料;垃圾焚烧可以发电、供热或制冷;砖瓦、灰土可以加工成建材等等。各种固体废弃物混合在一起是垃圾，分选开就是资源。如果能充分挖掘回收生活垃圾中蕴含的资源潜力，仅北京每年就可获得11亿元的经济效益。可见，消费环节产生的垃圾如果及时进行分类，回收再利用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好途径。

（摘自360百科）

材料二：

5月31日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显示，我国公众普遍对“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予以认可，但实际行动与认知程度差异较大。垃圾分类推广这么多年，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究竟难在了哪里？

首先，垃圾分类难在垃圾如何各就其位。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引导教育，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培养居民良好的生活习惯，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让居民明确知道哪些属于可回收垃圾、哪些属于有害垃圾、处理垃圾时做到干湿分离等。

其次，垃圾分类难在如何做到持之以恒。垃圾分类是一项水滴穿石的工作，必须有“积跬步以至千里”的精神。一方面，它是居民生活习惯养成的一个过程，需要社会、主管部门提供各种软硬件的支持。另一方面，管理部门应当通过立法形成垃圾分类的长效机制。用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力来推行垃圾分类，确保垃圾分类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摘自孟哲《人民环评：垃圾分类应做到持之以恒》）

材料三：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当今公共管理改革的发展趋势。垃圾管理是传统的公共服务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就开始探索政府向市场购买垃圾回收服务。政府购买促进服务的运作方式如下：首先，政府应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战略规划，明确购买目标、方式、预算和期限等内容，制订购买计划；然后，通过一定的购买形式，选择专业的社会组织作为合作伙伴，明确购买内容、绩效考核方式等，签订购买合同，同时通过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政府相关部门、街道等职责；最后，社会组织按照合同约定，组建专业队伍，设置街道垃圾分类减量促进服务中心，入驻街道，在街道的授权下，开展实施前的准备工作。通常，政府可要求承担主体撰写服务计划书，主要内容包括最核心的服务事项和设想，政府根据服务计划书内容进行协商谈判，共同确定服务方案，在服务过程中，随着双方信息的相互反馈，合同内容可不断完善。

（摘编自鲁圣鹏等《政府购买垃圾分类减量促进服务实现路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