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真的能成为新一代的“移情机器”吗？

VR真的能成为新一代的“移情机器”吗？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VR的教化作用在未来的前景。在反对者看来，虽然VR的体验形式多样，但最终都只能制造出“同情的幻觉”。

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VR只邀请参与者沉浸在感官体验之中，但参与者不需要面临这个虚拟空间中的任何结果。参与VR体验的人不会真的被流浪汉抢夺走财物；也不会因为做错选择，在战场上受伤或失去生命。就如同所有的模拟游戏一样，VR再如何拟真，也不能复刻结果的真实性。

无论是古典的戏剧表演，还是现代的电影呈现，观众很容易抓住情感的特写。但在VR的沉浸式体验中，体验者常常会专注于自己的存在感而忽略了重要的细节。观看全景影片的观众容易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分心”，模拟情境中的体验者可能会沉迷于自己扮演的角色。

美国哲学教授Erick Ramirez认为，VR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同情心，但是不能让人产生真正的同理心。同情心更多是一种关怀与爱护的情感，而同理心侧重于认知和理解的能力。当一位好朋友失去亲人时，你想要走上前安慰。这样做很可能是出于同情。你的主要感受出于对好友的关心。好友痛苦的表情让你难过，安慰别人的同时会让自己舒服。与此同时，你不需要理解失去亲人是怎样的感觉就可以产生同情。同理心则不一样，电影中的人物失去双亲而痛哭流涕，让你联想起自己失去亲人的感受。你完完全全理解这个人如此痛苦的原因，你甚至能感受到痛苦的程度。“我不知道说什么能帮助你，但我完全知道你的感受。”很多时候，移情的对象可能是一个你漠不关心的陌生人，或者是纯粹的虚构人物。VR可以让大学生同情患有痴呆症的老人，但无法让大学生体会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真实痛楚。无家可归的窘迫处境激发了VR体验人士的爱心，但他们仍然不能以一个流浪汉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一方面，制造同情相对容易，有时廉价的情感诱导还会造成同情的滥用；另一方面，真正的移情是很国难的，有些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咸为一只蝙蝠可能是什么样子？在哲学家内格尔看来，即使一个人昼伏夜出，甚至长期倒挂在晦暗的山洞里，也不可能知晓蝙蝠的生活感受。蝙蝠的内在认知方式与人类迥异，即使面对相同的颜色、气味、痛感等外部信息，实际的感受也会截然不同。即使我们用最大的努力以蝙蝠的身份生活，我们也无法以蝙蝠的视角看待世界。VR模拟的场景也是如此。即使每天用四只脚走路，体验者也不可能知道一头奶牛面对屠宰场的真实情感。体验者只是从人的视角想象奶牛的无助。

不仅人与动物的认知模式不同，每个人的认知模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的生活经验、自我反思、情感与期望等等塑造了世界在我们眼中的呈现方式。在感知外部信息的同时，我们也把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融入其中。VR可以尽力还原边缘人群的周遭环境，逼真的环境可以激发我们的同情心，但要和不熟悉的群体产生共鸣是极其困难的。

——节选自（《新京报》）

钱玄同的生活习惯

钱玄同是一个值得后人记住的名字。他的履历很简单，早年留学日本，民国以后一直在北大、北师大等高校任教，直至去世。他对社会的贡献却不简单。作为思想家，他和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道，并称为《新青年》杂志的四大台柱；作为国语专家，他是白话文、汉语拼音、汉字拉丁字母化、简体汉字、汉字横排以及从左至右书写和阅读方式的发明者、开拓者或推动者，我们至今每天都在享用他的专利；作为编辑，他直接鼓动鲁迅为《新青年》杂志写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作为父亲，他培养了钱三强这样有中国核工业之父之称的大科学家……

钱玄同喜欢谈天说地，不少回忆文字都用谈锋甚健来描述他。所谈内容，是不拘一格的。他的朋友和同行黎锦熙回忆:除要讨论的问题彼此尽量分析辩论然后决定外，同时必杂谈所见所闻，天南地北，无所不说；古今中外，愈引愈长。钱玄同的弟子魏建功也回忆说，钱先生把去友人家聊天称为“生根”，“说是到了不走，屁股生了根了。”“‘生根’的习惯，是早在下午四时，晚或六时，先生提了他的皮包、手杖进了各家的客厅(多半就是书房)，坐下了以后，海阔天空的谈起。我所得益于先生的‘知人论世’、‘言道治学’;种种方面，全是在这些时间里。”魏建功还开了一张名单，列出当年与钱玄同经常过往的人物:沈士远、胡适、单不庵、鲁迅、刘半农、周作人、马幼渔、马叔平、黎锦熙等。

所谓“生根”，还有一层意思，即钱玄同好说而不好动，就健康而言，这是一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黎锦熙当年常拉着钱玄同一起去中山公园，黎后来回忆说: “天气暖热时，我总主张他同往中山公园，他谓之‘大雅’，但他一入茶座，便不起身，我则散步，遇友攀谈，久始归座吃饭，他讥我为‘惹草粘花’。”钱玄同的另一个不良习惯，是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不怎么在家里住，而是住在师大教员宿舍和孔德学校。他的子女回忆说: “在傍晚的时候，他回到家里看一看，待不久，不吃晚饭又出门去了。”钱玄同的不少友人在回忆他的文章中，也都提及这一点，但似乎不太在意这种生活方式的负面作用，即他不在家吃饭，也不在学校包伙，而是或者吃饭馆，或者去友人家蹭饭。钱玄同是语言学家，他把约友人下饭馆称为“雅”；把上朋友家吃便饭称为“骗”；如有人主动请客，他则称为XX“赏饭”。黎锦熙说: “(钱玄同)二十年来，‘食’的生活，每天都如此。常年吃饭馆、吃请，反馈到身体上，后果可想而知。”钱的子女回忆: “父亲在1929年以后，患高血压症，血管硬化，神经衰弱。”钱玄同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过一个估计，他告诉子女: “我的体质虽不如你们的伯父和祖父，他们都活到七十四五岁，但我想我活到六十多岁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个算不上长寿的自我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抗战爆发一年多后，钱玄同即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年仅52岁。  

钱玄同喜欢访友聊天，却不欢迎朋友来访。魏建功与钱玄同相交二十年，也只去过钱家一次。钱夫人长年患病，几经危险，身体很糟糕。一些朋友曾劝他纳妾，这在当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为钱玄同断然拒绝: “《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钱玄同的某些行为，与他在《新青年》上大声疾呼的某些言论，看似是相违背的，他自己解释说“‘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藉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文字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命脉，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符号标识，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使用，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字，是一种文化情怀和文化责任。汉字不只是简单的文字，更是中国人的思维之根、文化之根，情感之根。有了汉字，才有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才有了中国五千年绵延不绝光辉灿烂的文化。目前，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取得了辉煌成绩，但在汉字传承方面形势严峻。

第一，国际文化竞争日益加剧。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文化全球化，虽然文化全球化也有双向交流的性质，但是文化全球化并不是平等的全球化，而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实力竞争的全球化。文化霸权，文化单一性与弱势文化，文化多样性的矛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激烈。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全世界的政府交往，经济贸易、学术交流都用英语，而且互联网上的材料90%左右也是英文。相比而言，汉语使用人口虽占世界四分之一，但其地位和影响力却无法与英语相比。据媒体报道，近年来亚洲个别国家曾有意将汉字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消息是否属实，说明汉字发明权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作为发明汉字的中国人，一旦汉字被其他国家作为非物质遗产申报，如何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和后人。

第二，国人对汉字的重视程度不容乐观。目前，在国人的心目中，汉语的地位没有英语重要，汉语学得好不好无关紧要，英语学好了可以拿学位和出国留学。现在中国人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一直到硕士博士毕业，前后长达二十几年。英语学不好，上不了好大学。过不了四六级，有的学校规定拿不到大学学位证或硕士博士学位证；参加工作后，英语不过关；不能晋升职称。而作为母语的汉语，没有这种高规格的待遇。正是这种制度和规则的导向作用，使得汉字和汉语的地位不断下降。

第三，媒介转型加速了人们对汉字的遗忘。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快速发展和手机使用的普遍化，汉字书写由原来的毛笔与硬笔日益转变为键盘和拇指。一项针对书写的调查结果显示37%的人经常提笔忘字，甚至很多不难的字都忘了怎么写；22%的人写字时依靠的是电脑，而不是笔；16%的人觉得除了名字写得还行，其他字基本没法看；13%的人去外面听课或者开会，最怕的就是记笔记。键盘化，拇指化，已经让人们体验不到汉字书写带来的愉悦，于高一律的印刷体代替了富有个性和温情的手写体。汉字书写水平的整体下降，带来的更多是对于汉字的隔膜与疏离。

第四，流行文化对汉字的冲击。目前网络流行语、时尚流行语、娱乐节目语言、广告语的泛滥造成对汉字大量的更改与颠覆，使原本规范化的汉字变得不伦不类。例如把“没有”写成“木有”，同学写成“童鞋”，妹子写成“妹纸”，悲剧写成“杯具”，“什么”写成“神马”，还有一些生造词，如“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至于为了书写方便而出现的难以认出的简化字更是比比皆是。这种对汉字的滥用与破坏使原本美丽的汉字变得丑陋。

今天汉字传承面临着内忧外患，提高对汉字传承的认识水平，激发国民对汉字的热爱，捍卫国家文化安全，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摘编自汪振军《汉字传承与国家文化安全》）

材料一：

独角兽，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生物，稀有而高贵。基于此，人们常用独角兽企业来形容发展前景看好的初创企业，它具有发展速度快、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等属性。独角兽企业的界定标准是：创业十年左右、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其中，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被称为“超级独角兽”。在新经济时代，随着各类创新资源的加速流动，逐渐形成了能使独角兽企业不断涌现的社会土壤，使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机会，整合资源，爆发式成长为“独角兽”。当前，独角兽企业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强弱的评价指标，是全球各路资本竞相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所在。

（节选自《发展独角兽企业的思考》）

材料二：

2018年3月23日，科技部在发布《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共164家，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33家。其中因上市、被并购和成立超过十年而毕业的独角兽企业共20家，因估值下降而退出独角兽企业榜单的企业有9家。综合来看，2017年新晋独角兽企业高达62家，总估值6284亿美元，成都、宁波、东莞等六城市首次出现独角兽企业，这与国家重视创新的政策相符。而2016年全国共有131家独角兽企业，估值总和为2137亿美元。

从行业布局和地域分布来看，具有如下图的特点：

164家“独角兽”行业分布

材料三：

“独角兽”的大量涌现源于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它是经济爆发增长的标志。新经济时代，创新全球化和社交化等资源加速流动，为“独角兽”的大量涌现创造了基础条件。“独角兽”的成长中，有两个关键特质。一是自成长，制定新的行业规则，遵循新的进化法则，适者生存，依靠生态力量自发前进。比如，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优步”，颠覆原有规则，在打车行业中聪明地构建平台，植入盈利模式。二是要有生态圈。只有冲破藩篱、合作共赢，才能爆发式成长。首先，是“走出去”——与外部企业开展生态型合作。传统制造企业需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移动等新技术实现转型，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这些新技术往往是外部新兴行业中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优势。其次，是“请进来”——给顾客提供参与共创价值的机会。消弭与消费者的“楚河汉界”，利用顾客行为数据来提升自身管理质量，通过释放顾客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来改善创业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将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准则。“独角兽”在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产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行业创新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雅虎到谷歌再到脸书，“独角兽”企业成为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发展的领头羊。从产业变革来看，“独角兽”是引领产业变革的先锋，它颠覆了传统产业模式，成为产业的新核心，并带来产业的全新变革。“独角兽”还是城市名片和区域经济引擎。“独角兽”的辐射带动作用能促进上下游产业发展，产生杠杆效应，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独角兽”还成为区域城市名片，提升区域知名度，从而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引导。

（摘编自长城战略研究所《新经济先锋：“独角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