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各国互联网星座和遥感星座蓬勃发展，动辄需要成百上千颗卫星。随着发射需求的飙升，利用传统大、中型运载火箭“拼车”“搭车”的入轨模式已难以满足发射需求。一批专为微型卫星量身定制的小型运载火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我国需要发射的尖端科学试验卫星也越来越多。这些卫星虽“体格”不大，但技术复杂，使命重大，是关键基础理论研究和验证未来空间技术的先行者，发射进度需求迫切。

扩张的市场将催生航天企业的热情。在强劲需求的牵引下，一些具有集成化、产品化、模块化先天优势的“商业火箭”，或可像汽车一样，实现批量生产，进入“需求多——产量大——成本低——需求多”的良性循环。

《流浪地球》中，人类集结全球航天力量打造的成千上万枚火箭齐刺苍穹的景象令人惊呼不已，但如果火箭的可回收技术未能突破、生产成本迟迟不降，人类的星辰大海或许只能沦为一个“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业航天正在成为航天事业发展的新动力：如果全球竞相发展商业航天，制造火箭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技术跨越的速度就有望像互联网那样迭代狂奔。到了一定阶段，人类就能够享受到相对廉价的太空之旅。这正是人们乐于见到航天领域出现竞争的原因。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2月25日）

材料二：

中国航天专家胡胜云说：“去年中国航天以39次发射居全球航天发射次数首位，其中商业火箭发射以低成本、快速灵活等优点，成为中国航天的有力补充。去年民营航天企业首次尝试了火箭发射，跨出这一步非常不容易。”

“今年中国商业航天将迎来发展新机遇。”中国航天集团科委会主任包为民表示。在长征火箭第300次发射的新起点上，该集团将搭建开放式商业化平台，为各类用户提供更多的订制化发射服务；按纯商业模式打造的固体运载火箭“捷龙一号”也将在今年进行首飞，为微小卫星技术验证、星座组网提供更加安全、灵活、经济的服务。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3月13日）

材料三：

现在国内从事卫星、火箭包括相关设备设施研制运营的商业公司、商业企业，有一定规模的就有30多家。“总体来看，商业航天蓬勃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国家航天工程司司长李国平认为，一方面，商业公司在项目选择上，对于项目目标、项目具体功能存在趋同现象。不同公司选择同一类项目。存在重复建设现象。另一方面，新成立的商业公司，对国家有关规定不清楚；有些公司甚至在没有完全取得国家许可的情况下就开始运作，存在安全隐患。

商业航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扶持。“发展商业航天，国家层面可用四个字描述，那就是鼓励、有序。”李国平说，一方面，国家支持鼓励商业航天发展。譬如，政府将会采取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开展国家航天空间基础设施运营工作。另一方面，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国家希望能够有序发展，鼓励社会企业、社会资本能够尽可能地投入到卫星应用产业里来。研究显示，卫星应用产业产值是最高的，能达到整个卫星产业链产值的80%以上。所以，国家鼓励商业企业、社会资本能够充分投入到不同种类的卫星应用中。

（摘编自“央厂网”2018年4月26日）

材料一：

2017年中央推出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而《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是《改革方案》的配套措施。

《意见》抓住了技工短缺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多年来全国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障，也涌现了一大批大国工匠和高层次、高技能领军人才。全国的就业人员有7.7亿，技术工人1.65亿，其中高技能人才有4700多万。技能劳动者约占就业人员的20%，而高技能人才不足6%，这两个比例都比较低。目前，就业市场上每100个技术工人对应150至200个岗位需求，特别是高技能人才非常短缺。技工短缺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体现，就业难与招工难同时存在。

《意见》抓住了技术工人的利益问题并推出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政策。当前存在问题的主因是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不够高，受社会环境、传统思维观念的影响，再加上收入水平偏低，许多青年人不愿当技术工人，这些问题需要统筹研究、综合施策、长期努力。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政策的推出，第一次把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上升到全局高度，摆在一个重要位置。

（摘编自《<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政策解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5月2日）

材料二：

奋斗新时代，让我们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劳动者的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大。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打赢三大攻坚战，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为劳动者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创造条件，才能建设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广大劳动群众勤于学习，不断提高综合素质，练就过硬本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就一定能够成就闪光的人生。

（摘自社论《书写新时代劳动者新的荣光》，《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材料三：

在实践层面，重建劳动教育观要强化激励性与基础性，让劳动成为一种积极的生存方式。劳动教育不是专门的课程，没有具体的可量化的育人任务、指标、考核标准；它不是刻意、强制的观念和行为，而是依存于自觉意识、自觉追求和自觉行为中。劳动教育虽难以落到实处，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必须渗透到教育的基础和归宿，它不仅能够增强体质，磨练意志，能够培养爱劳动、依靠劳动生存与创造的品质，还能够丰富对人生的理解，增强对自我发展以及成功体验的审美意义，能够实现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增进智慧等功能。

在学校教育层面，各地方政府要在国家相关文件指导下，制订劳动教育的实施细则，学校要结合学科教学制订劳动教育计划、开展课外实践活动和公益劳动活动。在家庭教育层面，既要规定学校指导家庭配合实施家庭生活劳动教育计划，又要通过对学生个人劳动教育过程与成果的记载考核，督促引导家庭开展劳动教育。在社会教育方面，政府要制定政策要求社会各单位、企业有接收中小学生现场劳动教育观摩实践的义务和责任；规定各种公益性场馆、教育基地有接收中小学生参观、学习以及开展实验演示教育的任务；允许并支持社会助学机构开展多样化创新和实践活动。最后要把劳动教育过程、成果作为学生、教师、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进行考核评价的内容载入档案，形成全社会的劳动教育激励机制。

（摘编自宁本涛《重塑劳动教育观》，《新华文摘》2019年第9期）

材料一：

近日，一篇题为“我半年工资，养不起一个暑假里的孩子”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刷屏，引发众多家长热议。数学课200元一节，新概念英语2000多元一期，钢琴课450元一节……各种培训班账单被家长无奈地称为“碎钞机”。相关调查显示，在参与投票的348位网友中，超过三成网友表示孩子暑期补课花费已经超过万元。其中南京一位初中生家长表示，女儿光数学就上了3种不同类型的课程，还上了钢琴课等，花了好几万元。一位家长补充说，这些花费仅是上补习课的费用，如果加上购买辅导资料、课外书，外出旅游或者各种游学夏令营的费用，1万元是远远不够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学生暑期疯狂补课呢？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首先是家长和学生被升学压力裹挟，为了进好学校，大家都很焦虑。家长普遍抱有这样的心态：班上成绩好的学生都在补，那其他学生还能不补吗？

（摘编自《扬子晚报》）

材料二：

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已经成长为一个体量巨大的市场，2016年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同年我国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约为1．82亿），辅导机构教师规模700万至850万人。而根据新浪数据中心此前联合某教育机构发布的《2017全国中小学生课外培训调查报告》，在为补习“埋单”的家庭中，一半以上中小学生每年参加课外辅导的花费为2000～10000元，更有13．7%的家庭每年为教育培训花费2万元以上。

作为校内教学的有益补充，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近些年越来越多地承载起学生对于教育多样化、个性化和分众化的需要，也正是这个原因，近年来民办教育培训行业风生水起，被受众需要的同时，也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

“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整个民办教育培训行业中，近95%的市场份额被众多中小型机构占据，几家大的教育培训机构所占份额不超过整个市场份额的5%。相对而言，对小机构的监管更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薛二勇分析，“还有一个数字让人忧虑，据不完全统计，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中，证照齐全的比例不到20%，这给行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直接表现为：机构违法违规成本低、教学质量无保障、价格机制混乱，聘用的教师无资质、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流动率过高，教学无保障，等等。”

“在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施行之前，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虽然叫培训机构，听起来属教育范畴，但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大量机构为公司性质，在工商部门注册。尽管有少量经过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前置审批，教育行政部门对其监管力度也还不够。”杨念鲁介绍。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三：

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王中立表示：“学生家长过度关注孩子成绩，通过校外补课的形式片面追求成绩，这影响了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教育的发展，必须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追求‘绿色升学率’。”

“减负是全社会的问题，应多方联动解决。”四川青神中学副校长王晓梅认为，学校应坚决执行为学生减负的相关政策规定，改变“唯分数论”的评价模式，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推进课堂和课程改革，向课堂要质量。

社会上的“文凭歧视”现象愈演愈烈，不断为学生沉重的学业负担推波助澜。不管待聘岗位对人才类型有何特殊要求，为数不少的用人单位都要求岗位申请者的本科出身必须是“985”或“211”大学，否则一概不予录用。这种失范行为给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号称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办学目标，对基础教育不择手段地索取高分学生。当学校、家长和孩子都盯着全国这一百多所大学的有限席位时，其竞争之惨烈、后果之严重着实难以想象。既然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社会就有责任与教育理性沟通，为教育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给教育以正确导向。

（摘编自《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力反思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