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7日下午，CZ380航班执行浦东前往广州的飞行任务。在登机过程中，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往飞机发动机内抛洒硬币“祈福”，所幸，老太太扔硬币的举动被身后的旅客看到并报告。近150名旅客下机等候，滞留机场，机场公安到场介入调查。经勘查，机务人员在飞机发动机附近共发现9枚硬币，其中2枚5角硬币，6枚1角硬币，发动机内部1枚1角硬币。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深度的老龄社会到来，老年人增多所凸显出的“传统”力量，不再只是表现于传统大家庭中的“大家长”作风，而更反映在公共场所中所涌现出的一种“老人逻辑”—一虽说不一定都有主观恶意，但由于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由于既有经验与社会的脱节，他们的一举一动往往会表现出“不按常理出牌”“不知轻重”的一面。向发动机扔币“祈福”的老人如此，与年轻人争抢篮球场的老人亦如此。他们共同构建出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老年人群像。

所以，不只是航空安全，这起事件其实给整个老龄化社会提了个醒：在一个快速发展并走向化的社会，老年人与新事物的摩擦或不适，某种程度上难以避免。如何降低这种冲突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帮助老人更好地接受与接触新事物，应是老龄社会必须补上的一课。

强调当前社会存在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老人逻辑”，并非贴标签，也并非要恐老、孤立老人，而恰恰是提醒所有人，应该看到老龄社会的到来，不只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代际更替，也不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口结构的变化，而更有着社会观念、价值上的化学反应。整个社会不能对其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只留待时间去解决。

(摘编自朱昌骏《老人向飞机发动机投币“祈福”，是一则老龄社会的隐喻》)

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有15天带薪护理假，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正式发布《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规定》，明确多种假期的落实，于2018年2月1日起施行。

在社会化养老资源不足、成本高下不一的大环境下，带薪护理具有多重意义。一则，此举体现了尽孝爱老的传统文明美德。百善孝为先，孝，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最基础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基于民生关怀，有关部门理应从政策层面给予人们尽孝需求的反馈，正视道德建设与个体需求之间的关联，实现政策扩容与补缺，这是一种公共责任，也是一种服务智慧。二则，此举为子女尽孝创造了条件。“常回家看看”是一种精神赡养，儿孙绕膝和天伦之乐需要获得时间保障。在带薪休假执行不力，法定日又存在时间短、弹性弱的条件下，给年满60周岁父母的独生子女15天带薪护理假待遇，为子女回家尽孝创造了条件。而如今有了政策性时间保障，也能起到必要的相关道德约束。

(摘编自堂吉伟德《独生子女带薪护理让尽孝之路更宽广》)

材料一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调查1月10 日在京发布。调查显示：2016 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2．57 亿，超过总人口的1/6。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指出，一个国家在市场统一、生产要素得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结果一定是空间上的“高度集聚”。“这是现代经济的共同特征。”

空间的“高度集聚”是怎样的?比如年轻人涌向北上广，比如沿海城市成热门选择，这就会让“不平衡”三个字呼之欲出了。陆铭将此形容为“统一、效率、平衡”之间的矛盾。“统一的国家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每个人都有选择权，资源自由流动；而人们在衡量自己的收益和成本时，都会最大化自己的效益，有一个效率追求。在‘统一’和‘效率’都实现的情况下，空间的配置一定是高度不均衡的，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不平衡’。”他甚至断言，如果要同时追求统一、效率和经济活动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是“不可能!”

（摘自澎湃新闻网《中国城市化问题：你要大城市一张床，还是小城镇一间房?》2017 年1月2日）

材料二（本报讯（记者卫敏））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调查日前在京发布。该《报告》以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为重点，分专题对人口流动迁移和城镇化、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与社会融合、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和流动人口生育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相关的政策。《报告》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加，2016年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2．57 亿，超过总人口的l/6．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中商情报网讯》2016 年10 月20 日01版）

材料三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指出，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聚集了千万以上的城市人口，形成一个多元异质、丰富多样的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结构。这对青年们产生了无穷的吸引力。然而，随着人口的高密度聚集，北上广也日益暴露出“大都市陷阱”的一面：住房昂贵、交通拥堵、通勤距离过长、工作节奏快、高竞争压力、环境恶化、孤独感、亚健康，等等。在北上广谋求发展的全国各地青年经常处在一个“向下的青春”“摇摆的青春”和“放逐的青春”的迷茫旋涡里。

（摘自2016 年5 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人口不断流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人口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一个人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到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哪怕最后遭遇失败，两手空空地回来，在你的人生旅途中也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事实上，到大城市去，到资源最集中、机会最多的地方去，是每一个时代的永恒主题。在今天的中国，大城市在资源配置与机会均等上，确实有高人一等的优势，这里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原因。一者，大城市也有熟人规则、也有拼爹窘境，但就像不少求职过的大学生说的，在不少二、三线乃至不入“线”的城市，“关系”更像硬通货、更容易升值。二者，在2010 年的时候，“逃离北上广”就成了年度热词。人人控诉高房价之祸，铺陈着梦幻田园般的归隐生活。只是躲过了高房价，却完全找不到现代生活的节奏。三者，市场是一个动态平衡机制，人力资源流动带来生产的压力，自然会带动劳动者劳动价值的升高。

（摘自光明网《别鼓动年轻人“逃离北上广”》2016 年9 月10 日）

叫声“李大囡”106人答应

景洪一400余人村庄106名妇女同名

村民25年第一次见到户口本

首席记者 戴振华  通讯员 黄志荣

外界的人进入村寨张口呼喊“李大囡”时，立刻会有大到82岁，小到16岁的106名女性跑出来“一呼百应”，一个家庭祖孙三代的4名女性都同名“李大囡”，这样闻所未闻的趣事就发生在景洪市勐旺乡的瑶族村寨大龙山。更为有趣的是，这个人口为453人的村寨，竟然还有3个“张学友”、8个“张柏芝”。

记者探访

一家人4个名叫“李大囡”

记者昨日由景洪驱车6个小时，来到这个坐落在深山里的家族村寨。随行的景洪市公安局民警一进入村寨，便立刻召集村民排队领取户口本和身份证。按照相片上的模样一个一个仔细核对清楚后，民警将户口本和身份证一一发到村民手中。

“过去全村人都没有户口，更没有见过身份证。”村民小组长李金华告诉记者，这个村寨的村民全是1984年从墨江县文武乡自发搬迁来的瑶族，25年来全村人没有一个村民有户口，跟外界也少有接触。加上语言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全村没一个人在结婚前有名字。结婚后，按惯例男子就取名为“李老大”、“李老二”，女子就跟着男方被称为“李大囡”。因此累积至今，全村已经有106名已婚妇女同名“李大囡”。

现在，不仅村里家家都有“李大囡”，而且有的一个家庭里就有3个以上的“李大囡”。“最多的是村民李六家。”李金华说，李六82岁的奶奶、42岁的妻子、24岁的女儿和19岁的儿媳，4人全都名叫“李大囡”。

特事特办

公安局为村民办落户

李金华和村民的说法，记者在勐旺派出所得到了证实。与这个村寨打了20多年交道的勐旺派出所老所长罗正明介绍，由于这个村的村民一直没有户口和身份证，村民结婚也不领结婚证，男方只需将女方领回家同居后请亲戚朋友吃上一顿饭，就算正式夫妻了。因为没有户口，这个村寨的计划生育工作也就成了一个难题，村民李定学夫妇就连续生下了9个女儿。

随着与外界接触的增多，村民发现户口和身份证的必要性。如今村民们除了因为没有身份证无法出远门外，林业和农业部门按照国家相关政策需要发放给他们的退耕还林和粮食直补款项，已经累计达20余万元放在账户上，却因为办不到银行户头无法拨付给他们。

李金华说，因为已经在这里定居了20多年，近年来当地政策也承认他们属于勐旺乡的村民，但由于全村人从墨江搬迁赤来时没有办过任何迁移手续，私自离开户口所在地20余年后，墨江也无法落实他们的身份问题。尽管近年来他们一直找有关部门反映，但始终因为不符合国家有关落户的相关政策，户口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今年公安局开会部署，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为大龙山的村民办理登记落户手续。

重新取名

村里出了8个张柏芝

罗正明对记者说，由于全村已婚妇女都使用“李大囡”这个名字，而未婚的男女村民都没有名字，因此登记落户时要求村民重新取名。但令户籍民警没有想到的是登记的第一天，村民报上来的名字除了一个“张宇”，3个“张学友”和8个“张柏芝”外，尽是“老疙瘩”之类的名字。无奈之下，派出所只好发动民警来给村民们取名字。

“我一个人就取了100多个名字。”罗正明说，那一段时间他们挖空心思给村民们取名字，工作量远远超过了正规的取名公司。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景洪市公安局通过3个月时间的努力，终于帮这个“黑人黑户”了25年的村寨所有村民上了户口，并帮适龄的村民办理了第二代身份证。这也意味着，这个村寨的村民过去所有涉及户口和身份证问题带来的烦恼都迎刃而解，而全村有106个“李大囡”的时代也将就此成为历史。

材料一：

无论何种动机的“状元”炒作，都无法逃脱名利缠绕的怪图，这种缠绕让基础教育生态始终无法真正好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持续强化社会对教育的不当认知，让公众对教育的理解囿于考试分数的粗浅层次，抵消素质教育等教育教学改革效果。

要彻底禁止“状元”炒作，就必须出台国家层面的监管“硬杠杠”，不仅要有行政部门的禁令，还要有明确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与处罚措施；不仅要有行政法规的约束，还要修改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把禁止宣传炒作“状元”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要求，违反规定的学校、媒体以及新媒体机构要受到行政处罚，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状元”炒作现象。

（摘编自《科教新报》）

材料二：

高考状元们喜欢在学习知识中追求完美无缺，追求无所疏漏，在考试中过分看重分数，使思维处在了僵化的神经质般的模式上。许多高考状元们对来自上方的指令，往往能够苛刻地按要求完成，而在完成任务时往往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思维是对来自应试教育做现成试题而又想获得完美答案的一种重复。高考状元们只是在应试上取得了暂时的成功，而他们却又往往以这一次成功引以为一生的骄傲。过分地回顾过去，却丧失了以后为更高远目标努力的动力。高考状元们的家庭背景往往不太理想。他们在学习上心无旁骛，梦想摆脱某种困境。一旦实现理想，却又陷入了没有目标的窘境，而在就业上却又得不到家庭和社会的更为理想的指导，结果好多人也就听天由命。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常说，他在科学上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美国航空学会和美国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他曾多次感慨：“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夫人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摘编自《今日头条》）

父母对自己学习的参与程度

2017年对40位高考状元问卷调查

（资料来自《澎湃新闻》）

材料四：

澎湃新闻对全国高考状元发去一份“2017年高考状元问卷调查”，回收40份有效问卷。问卷是示，40名高考状元中6位状元来自农村，其余85%的状元均是城镇户口。此外，父亲是公务员的状元占比35%，母亲为公务员的占比22.5%，远超其他职业。

虽然公务员与教师家庭可能相对更为重视教育，但是公务员与教师家庭，尤其是普通公务员与普通教师，并不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特别是在当前教育公平越来越得到维护与促进情形下，公务员与教师家庭在占有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现在的孩子可以说已经能够基本实现在相同的基点上开展学业竞争，公务员与教师家庭出身，并不能对学生升学发挥明显的助益作用。

现在农村的父母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节衣缩食、尽最大努力为孩子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抱怨、纠结出身“不好”，往往会成为一个人不愿意努力的借口，出身于农家，不但不能成为其努力改变命运的动力，反而令其找到自暴自弃的理由，才是真正的悲哀。学生自身应该正确认识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正确认识自我，如教育专家强调的，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自身的兴趣，找准闪光点，去做最大的努力，达到最好的成绩。如此理性看待出身差距，永远精进奋斗，一个人即便出身农家，同样可以获得璀璨的明天与精彩的人生。

（摘编自《扬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