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的概念早在1978年就由美国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琼•斯潘思提出，最近几年这一经济现象开始流行，主要包括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商业机构、组织或者政府，个体借助这些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或者筹集资金。

（摘编自曾响铃《“共享经济”改变了什么》，《大众日报》2015年7月22日）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借助互联网手段，满足迥异的个性化需求，最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难看出，创新的不只是交易方式、交易对象，更是共享的价值理念。因而，同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共享经济带有天然的社交和情感方面的需求，同时也蕴藏由此而生的风险。有调查指出，约39.9%的受访者对拼车服务的安全有所顾虑；在私厨服务领域，69.1%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陌生人。信任和理解，已经成为共享经济成长过程难以回避的命题。单车的乱停乱放，让中国再一次成为“自行车王国”；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的利益纷争，在多个城市的街头上演；知识的分享，对原创内容的保护和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等。共享经济的发展，给治理带来了更多的难题。

（摘编自盛玉雷《共享经济如何优雅走向明天》，《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

图1：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重点领域市场交易额增速

图2：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主要领域融资额

(摘编自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共享经济：从起步期向成长期加速转型——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光明日报》2018年3月29日）

共享经济是近年来的经济亮点。以共享住宿领域为例，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共享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2018》，目前我国主要共享住宿平台的房源数量已达300万套，去年接待房客7600万人次。平台上的房东、管家、摄影师等服务者人数约为200万人，基本上每增加1个房东，就能带动2个兼职就业。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乡村民宿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之一。

（摘编自佘颖《共享经济需厘清行业底线》，《经济日报》2018年5月18日）

虽然欧盟多次强调对于共享经济要予以支持，但是现实情况中各地对共享经济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比如，伦敦对共享经济的包容程度就远高于其他地区。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英国拥有全球十分之一的共享经济业务，高于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总和。与英国不同，欧洲一些国家因为缺少适用于共享经济的监管条款，而抵制了共享经济的扩张。其中，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地的法院宣布，对Uber这类非专业司机驾驶服务的推广是违法的。此外，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地也已开始针对“共享住宿”收取税费。

（摘编自《共享经济治理：历史镜鉴与域外经验》，《国家治理周刊》总第137期2017年5月7日）

工匠精神是中国人自古及今、绵延百代孜孜以求的。早在《诗经》中,就把对骨器、象牙、玉石的加工形象地述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庄子》中的“庖丁解牛,技进乎道”、《尚书》中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以及贾岛关于“推敲”的斟酌,都体现了古代中国的匠人精神。

古代中国曾是界上最大的原创之国、商品出口国及匠人之国。而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银器、壁纸等产品曾是世界各国王公贵族和富裕阶层的宠儿。早在西周时期就已设立了“百工制度”,古代的“中国制造”闻名遐迩。

中国自古就有追求“精确”的传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说法就是例证。欧阳修《归田录》载，汴京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勘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预浩把塔建好后，却是“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预浩解开了谜团:“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意大利比萨斜塔的倾斜并不是设计者的初衷，而开宝寺塔则是在充分考虑到气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举。这样来看，不光前人要感叹预浩精益求精，就连今人也定会坚大拇指。

《五杂俎》记载，明朝中期有一位木工蒯义，参与了紫禁城建设，最终迈上了工部左侍郎的岗位;王世贞《奔山堂别集》记载，成化年间的木工蒯刚，仰仗木工技术，官至工部右侍郎;嘉靖年间的木工郭文英因建造宫殿有功，走上了工部侍郎的岗位，而同期的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

中国古代工匠匠心独运,他们把对自然的敬畏、对作品的度敬、对使用者的将心比心, 连同自己的揣摩感悟，全部倾注于一双巧手，创造出令西方高山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曾侯乙编钟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

总之，只有沉得下心、坐得住“冷板凳”，才能真正做出匠心独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如今，尊重工匠的劳动，以良好的环境催生新时代的工匠精神,才能使“工匠精神”绽放异彩。

少府和大司农这两大机构主要管辖着汉代的官办手工业，少府的收入归皇室，大司农的收入归国库。就其类型而言，主要有官府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两种。

官府手工业，是指汉朝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并直接为政府服务的手工业，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皇室，贵族及官僚提供各种日用消费品和奢侈品，另一方面是向军以提供兵器武备等。因此、汉代的官府手工业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市品生产，而是一种“专供生产”。就其经营管理来说，汉代的官府手工业又可分为中央政府所属的手工业和地方郡国所属的手工业两类。

中央政府所属的官府手工业，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西汉时负责供给天子及皇室之用的少府属下设有考工室、东织、西织、东园匠、尚方和御府等，其长官为令和丞。东织和西织，其下设有丝麻纺织工场，专门负责为皇室及责族制作祭祀时穿用的衣物服饰。

除了上述中央官署之外，西汉少府所属的内者，水衡都尉所属的上林和钟官，以及供工、内官、寺工、右工等也都设有官府手工业工场，制造铜器和漆器等。东汉大司农、太仆所属的书言府、虎贲官等机构也设有制作铜器的工场。

作为汉王朝官府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府还在各地设有工官为皇室和政府进行专门的手工业生产。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共设有八处工官。据汉长安城未史宫官署建筑遗址出土的骨签刻文及其研究可知，河南工官、颍川工官和南阳工官，是当时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三工官”，主要负责铜器和兵器武备等的生产和供给。

汉代的官府手工业，除了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外,还有地方郡国经营管理的手工业，其产品主要供给中央和郡国的统治者使用，或用于装备中央和地方武装。

官营手工业，它不同于官府手工业的根本区别在于，虽然同样是政府管理和经营，但其产品并非只供给特定的人群，而是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经营”“专营生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盐官和铁官的设置及盐铁专营。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汉朝政府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将煮盐和冶铁收归政府。盐铁不再由少府管辖，而是改由主管全国经济的大司农掌管，大农丞领盐铁事，在全国27个郡国设置盐官37 处，进行食盐的生产与运销，即盐官招募百姓制盐，并官收、官运、官销;同时，在全国40 个重要产铁的那国设置大铁官49处，铁官设令、长及丞，主鼓铸:“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销熔旧器铸新器；严禁私自铸铁、煮盐。

汉代根据不同的手工业门类设置不同的工官，进行专门的生产，最大限度地使生产专业化。当时尽管有综合性的工官，但最常见的还是专业性的工官，如河内工官主要制造弩机等兵器武备;颍川工官主要铸造铜器皿;南阳工官主要制造兵器;广汉郡工官主要制造铜器和漆器;设在齐郡临淄和陈留郡襄邑的服官，专门为皇室及贵族制作日常生活及上朝所穿用的文绣服饰。

至于工官及手工业工场的内部管理，一方面采用“物勒工名”的做法，实行生产责任制，建立完整的质量监控体系;另一方面根据工艺流程进行细致的分工，以保证工匠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的质量，尤其在官府手工业工场中更是如此。

所谓“物勒工名”，是战国以来形成的一种手工业工场产品质量监管制度。《礼记·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郑玄注曰:“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也就是说，在制成品上刻上工匠的姓名和监督管理者的姓名，表示对产品的质量负责，如发现有残次品和劣质品，即“功有不当”，则会受到严厉的追责和惩罚。至于工种的划分，则因手工业门类的不同而有异。这种“物勒工名”的做法和工匠的细致分工，在蜀郡西工的漆器生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蜀郡西工是汉王朝设在蜀郡(今成都)的一处工官,以生产漆器为主，兼及铜器和铁器的制造。蜀郡西工制造的有铭文的漆器，迄今已发现28件之多，充分揭示了蜀郡西工漆器的生产过程、工匠分工及质量管理体系。

也正因为如此，汉代官府手工业工场的产品做工精致、质量优良，形成了汉代工匠精工细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朝鲜平壤石岩里丙坟汉式墓出土的一件水始元年漆盘,其口沿背面刻有锦文:“永始元年,属郡西工造,乘與髹渝画伫黄釦饭盘,容一斗,裂工广、上工广、钢妇黄涂工政、画工年、洀（pán）工威、清工东、造工林造,护工卒史安、长孝、丞□、據谭、守令史通主。”

中国传统文学中，抒情与叙事、诗意与故事常常形影不离。

第一，以借景抒情为主、以叙事造势为辅，是诗词曲之韵文文体。其中，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以故事为主线的叙事诗，如《七月》《长恨歌》等；另一种以抒情为主，情中带事；还有一种是事隐藏于诗情画意之后，明其事方可体会诗境和真情。其中，第三种最知名的应算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此诗的关键词是“古人”和“来者”。这两个词隐含着一段诗人以乐毅自居、欲在军中施展抱负却反遭贬罚的悲伤故事，以及古代燕昭王筑黄金台招揽天下贤士的佳话。由此，“古人”和“来者”都是比喻伯乐。自信有乐毅之才的陈子昂，却找不到可识其才的伯乐，不由得怆然涕下。这样一来，叙事与抒情依然相从相生，只是事隐于情之后。

第二，以叙事为主，以造境写意为辅，是散文、小说的非韵文文体。其中，小说虽然主要是叙事的，却常伴有诗词曲赋和诗情画意的场景；唐传奇则倏忽奇变，给人诗情画意的美感，实为以诗思、诗笔叙写小说。就长篇小说来看，我们就不时能看到其中夹杂着诗情画意的场面。在《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刘备招亲”一类的场景画面屡见不鲜。在《西游记》《水浒传》中，也常见给人带来闲情逸致之乐趣画面。而《红楼梦》叙事如画，愈读愈感诗情画意充盈其内。且不要说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单小说第一回写甄士隐的故事，便可谓一部《红楼梦》的缩影和解读之文眼。一僧一道之《好了歌》，贾雨村中秋吟月之诗，“贾雨村”“甄士隐”的谐音寓意，处处暗藏玄机。

抒情与叙事、诗意与故事形影不离现象的根源在汉字里。甲骨文字里的象形符号至少有两大类：一类是表意的物象符号，如山、水、日、月、鱼、马、牛、羊，一般表现静止的意义，多用来造境写意。另一类是事象符号，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一定空间和时间长度的符号。比如“奠”字，上面是一个盛酒的容器，下面是一个有腿的长台子，将一大容器的酒搬放到一个大台子上，为的是祭祀神明或祖先。一般来说，物象符号多由单一的符号构成，事象符号则由多个物象符号构成。这种事实表明，事象符号是物象符号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更为复杂的产物。物象符号一旦进入事象符号群里，原来静止的属性就会被激活起来，从而具有动态性。由此，物象符号和事象符号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存关系。这种相互依赖性和同生性，正是中国文学中抒情与叙事、写意与故事同生共长的根源。 

（摘编自许建平《读懂中国文学，还得从汉字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