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擦

夏鲁平

（前情提要：史丽萍老师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她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学习不好的“野孩子”而放弃我，反而关心和爱护我。我想报答她的恩德，于是在班里的板擦坏了后自告奋勇要做一个板擦给她）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突发灵感，我一路小跑到家门，钻进仓房，从工具箱里找出四根半寸长的铁钉，将折叠毛毯条铺在木板上，在四个角上钉上了铁钉，黑板擦终于做成了。

第四天上学，史老师刚走进教室，我赶紧从书包里掏出那只黑板擦，史老师喜出望外接在手里，忽然一愣，这黑板擦显然出乎她的预料，而且不是出自大人之手。她反复掂量这只稚嫩的黑板擦，指甲划向蜡笔涂上去的蓝色，说：“不错，我代表全班同学谢谢你。”史老师开始用这只黑板擦了，黑板擦擦向黑板的一刹那，我们的耳边发出了尖厉声响，是铁钉与黑板摩擦的声响，一道长长的划痕出现了，惊心动魄。全班同学好像早就琢磨起这只怪异的黑板擦，一直憋闷着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一个划痕终于划开了他们的笑声。史老师转过身，也在笑，她肯定觉得这只黑板擦滑稽可笑，同学们于是跟着放肆地笑了，笑得我咬牙切齿，头猛地埋向桌面。在天昏地暗中，史老师敲响了讲台桌子，那是黑板擦与桌面的撞击声，她粗暴地镇压住所有的笑声，教室一下子静了，接着，史老师喊起了我的名字，让我站起身来。我站起来，耷拉着脑袋，史老师让我抬头，看同学，看老师。我万万没想到史老师泪水盈盈地愤怒着，说：“我知道你们笑什么，我为你们的笑声感到羞耻，有谁能像夏鲁平同学这样亲手为班级做成一个黑板擦？我现在宣布，期末优秀学生，优秀班干部，就是夏鲁平同学，大家为他鼓掌！”顿时，我的心又一次热浪翻滚，泪水潸然而出。

不久，学校为每个班级分发了新的黑板擦，我做的那只黑板擦一直被史老师上课时攥在手里，她用这只黑板擦时，轻拿轻放，不再在黑板上擦出划痕。有时，她还将学校分发的黑板擦与我做的黑板擦交替使用，两只黑板擦沾满了厚厚的粉笔灰。

第二学期，史老师离开我们班，教下一个年级。我们班新来了一位老师，何老师上课，喜欢操起学校统一分发的那只黑板擦。我做的那只黑板擦基本闲置，时间长了，被推到黑板槽边缘，与一些碎粉笔头挤在一起，我看着也几近麻木，认同了那只黑板擦本该拥有的命运。有一次，何老师写错了一个字，正站在黑板边上，随手摸向黑板槽，抓起我做的那只黑板擦，擦向那个错字，吱——黑板又响亮地现出了划痕，她的手停住了，看看这只黑板擦，皱起眉头说：“这是什么破玩意，你们以前的史老师真能对付！”一扬手，黑板擦咣地一声扔进了教室门后的垃圾堆里。

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我想象的那种哄堂大笑，我的心一落千丈，身子一动不会动了，有同学偷偷转过头，瞥了我一眼，赶紧缩回去。教室里细微的情绪，没有引起何老师的注意，她走到黑板中间，拿起学校分发的黑板擦，退到黑板边缘，咔咔擦掉刚才没有擦完的字，继续上课。

接下来这段时间里，何老师讲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耳朵，我看着何老师嘴巴一张一合，脑子里错乱混杂的声响此起彼伏。几天后，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我成了班级里捣蛋的学生，优秀学生被刷掉，劳动委员被刷掉，我在各种课堂上摇头摆尾故意弄出怪异的响声。我成了何老师眼中重点看管的对象，让她头疼了，疼得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爽快。有别的老师上课，何老师过来趴教室门缝，偷看课堂纪律，看见摇头晃脑的我，推门进来，揪住我的衣领，拎出教室，让我在走廊站立，让我回家找家长。我背起书包离开学校，知道母亲躺在家里，根本无法出门，我父亲整天忙着促生产根本没空，抽不出身子管我，况且这事，我也万万不能告诉他。我开始逃学，我成了何老师的对立面，我与她不共戴天……

我感觉史老师试图在找我，我不愿意再见到史老师，有时我在操场上溜达，特意留心是否有史老师，只要史老师出现，我立马逃之夭夭。

有一天早上，我背着书包上学，走到中学校门口，竟惊讶地发现我小学时的史老师，她身穿我熟悉的粉红色的确良上衣，米黄色的裤子，站在不远处盯着我，等待我主动跟她说话。可我一言不发，也不看她，我已不是她所期望的学生了，我硬着头皮往校门里走，给她一个生冷的背影儿。

史老师肯定心凉了半截，我就这么狠着心让我与她之间凉下去。我走进了校门，感觉史老师突然从后面追上来，我加快了脚步，直着脖子，就是不理她。史老师不再追我，她站在了那里，嘴里发出了愤怒的声响：“别忘了，你可是老师心中的好学生！”

那一刻，我站了下来，站在那里，脑子好像蓦地从混沌中回过神儿来。

在中国，国家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在近代西方霍布斯和洛克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的契约国家，卢梭、康德、费希特所倡导的道德主义的契约国家中，国家都没有积极的功能。国家只是一个警察，唯一的职责是维持秩序；它不是一个导师，不负有引导人们向善之职，那是宗教所管的事。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在伦理关系上环环相扣，连为一体。“民惟邦本”，国家作为伦理性的实体，除去负责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督促民众履行个人义务之外，还负责教化民众尤其是从君主到各级官吏，“孝、悌、忠、信”，“仁、爱、诚，敬”，“礼、义、廉、耻”，作为国家伦理的基本观念，规定了一个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行动，应该禁止哪些行为。正因为如此，国家不仅要保护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的责任伦理，而且自身要率先履行自己的责任伦理，成为履行责任伦理的示范者。孔子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说明礼治在伦理型国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对国家而言，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项礼仪，不仅是宣示价值观、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教化人民特别是掌控权力的各级官吏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积极推进国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历史早已证明，只要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继续存在，礼所表达的这些责任伦理就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礼自身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礼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的习俗，因时间、空间条件不一样，它们会产生许多差异。今日之中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并存，而基本取向则是每个人一方面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又越来越为世界性联系中的巨量信息所左右；以父家长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已普遍瓦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为主流，在市场化、契约关系冲击下，婚姻与家庭变数激增；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在 实际领域和虚拟领域都空前扩大也更加不确定，各类新型的社会自组织影响已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自组织；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都面临全新的挑战。所有这些伦理性实体历史性的变化都要求礼和礼治全面的革新。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

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编自姜义华《论“礼治”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