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及人类学大师——费孝通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由于受到曾留学日本的父亲和喜欢新思想的母亲的影响，费孝通在蒙童时代就开始接受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式教育。

1928年，带着医学救国的理想，费孝通进入东吴大学学习医学，但是没过多久，他发现当时中国的很多问题光靠医学是不能解决的，而是要首先解决人的问题。于是在1930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许仕廉的影响下，他注册进入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他的学术人生。

1935年夏，在老师吴文藻的推荐下，费孝通应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开始了广西特种民族考察。考察中，费孝通误入瑶族人设下的“虎阱”，身受重伤，在养伤期间就开始进行了对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1936年秋，费孝通带着他养伤期间的调查结果远赴英伦深造。在导师马林诺斯基的指导和鼓励下，根据出国前的社会调查成果，完成了他的成名大作——《江村经济》。在书中，费孝通通过对乡土中国的描述，从历史的变迁中进行客观调查分析，认为小城镇含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大问题。《江村经济》于1939年在伦敦出版后，被欧洲许多大学的人类学学生奉为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最高奖——赫胥黎奖。

1946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道：“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如今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1957年费孝通被错误地划为右派；“文革”中，一切学 术研究活动都被迫停止，直到1979年复出。当事后有人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作出上联“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请他对时，他慨然对曰：“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孝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但他每年都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搞调查，他边行走，边调查，边思考，他多次提出改变穷困地区的重要建议，把他的智慧全部献给了祖国。正如他晚年所写的《江村偶读》一诗：“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费孝通结束了他半个世纪无愧于心的考察，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作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用生命、劳动和乡土完美结合的爱国情怀是最不怕岁月冲刷的。

（摘自《大师中国》，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他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他的学术是为人民服务的学术，他说:“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可以做食粮。”他“反对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为定量而定量”。

（王超华《一代宗师费孝通》）

②他一生的志愿就是如何使一穷二白的中国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并为此奋斗不息。几十年来，他奔波于全国各地，调查研究，著书立说，影响深远。其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重访英伦》等。

（蒋晔、武京予《费孝通》）

赤子真情　　刘文典

刘文典,1889年生,安徽合肥人,原名文聪,字叔雅。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安徽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因学问高深,为人狂、傲、怪,但不失赤子之情,闻名学界。

1927年,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掌握大权不久的蒋介石,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刘文典则冷冷地掷出一句“大学不是衙门”。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责难”刘立典纵容学生闹事,“责令”他交出肇事学生,并“传唤”他到南京悔过。刘文典一肚子怨气:“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就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参加同盟会,曾任孙先生秘书,声讨过袁世凯,蒋介石一武夫罢了,能奈我何!”面见蒋介石时,他顶撞道:“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蒋介石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的在天之灵!”刘文典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最终蒋介石以“治校不严”为由将刘文典当场羁押。章太炎听说他面斥蒋介石的始末,想起三国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大为振奋,抱病提笔,送给学生一副对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九一八事变后,广东军阀陈济棠准备反蒋,借刘文典骂蒋之名，重金聘他去广东。刘文典识破陈济棠的用心，感叹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坚决退还礼金。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本人多次延请滞留北平的刘文典出任伪职，他均严词拒绝，为此惹怒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在日寇面前，日语流利的他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之后,他不再讲日语。

刘文典学贯中西，其学识博大精深，但他恃才傲物，狷介无比。在北大，刘文典讲《庄子》,第一句都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学生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文典感慨:“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刘文典国学功底深厚，对国学大师也十分崇拜、爱戴。抗战时期,日军轰炸机来袭,昆明城内拉响了紧急警报,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折回来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学生要搀扶刘文典，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

刘文典深谙教学之道,授课有方,风格独特。他上课从不理会下课铃声,有一次,教《文选》只讲了半小时,他突然宣布:“今天的课到此为止。”学生们都以为他又受了什么刺激,要将哪位名人大肆品评一番,正欲洗耳恭听。刘文典接着说:“余下的课改到下星期三的晚上再讲。”在学生们疑惑的眼神注视下,刘文典扬长而去。等到了下星期三的晚上,他通知学生都到校园里的一块空地上集合。等大家都坐定后,刘文典出现了:“今天晚上我们上《月赋》。”这时候,满脸疑惑的学生们豁然开朗,原来当天是农历五月十五,一轮皓月当空,确是上《月赋》的最佳时间。学生们围坐一圈,静听刘文典论讲《月赋》。他时而仰头问月,时而高声吟诵,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将充满新奇感与求知欲的学生带进人生与自然交融的境界。

从刘文典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魏晋人物的风采,无虚饰、不矫情，不失赤子之真，这种率真和坦荡在今天尤显得可爱与可贵。

(有删改)

“红学泰斗”——周汝昌

“红学泰斗”周汝昌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悄然离世。他的女儿对外表示，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的信函，说他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在《民国日报》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那时起，周汝昌开始了长达60来年的“红楼”之旅，因痴迷《红楼梦》，他的书斋就叫脂雪轩。痴迷到什么程度？痴到不记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日，却对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记得一清二楚。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曹雪芹当年创作用了10年，“十年辛苦不寻常”；周汝昌先生则用了近60年。有两句诗为证：“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几十年下来，研究硕果累累，著述等身：1953年出版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翔实的内容，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此书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是他历经50余载潜心努力、对11种《红楼梦》古钞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另出版有《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尤其是晚年，研究成果呈现井喷的态势，令不少后学钦佩不止。要知道，周汝昌先生继1954年双耳失聪之后，1974年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可以想见，能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先生要付出怎样的艰辛！

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他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年周汝昌35岁。

红学家梁归智认为周先生是一个“解味道人”，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梁归智用“痴人”和“赤子”这两个词语形容周汝昌，他说周先生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红学研究中，为红学发痴，为人单纯。

周汝昌不仅是红学家，还是中华文化学家。他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脂雪轩内陈设简单，唯一现代化的设备就是一台电脑，是他的女儿兼助手周伦苓帮他打印文稿用的。先生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