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哺社会,为富有仁——富之大者

——访亿万慈善富翁余彭年

余彭年，坐拥30亿资产，却自称视金钱如无物。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好事难做，善门难开，花钱不讨好。”

2003年11月24日，余彭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隆重的签约仪式，他承诺，要为西藏、内蒙等九个省、自治区的贫困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治疗。

他说：“我要用五亿元，分五年时间，免费治疗15万到20万白内障患者。农村里边的白内障患者多数是贫困的，动一个手术要好几千元，他们是很难承受的。”

余彭年说，他也曾患过白内障，当时看着报纸上的字一点一点地变模糊，到后来，连人走到跟前都看不清。

“我觉得就是失去一切了。我决定帮助这些白内障病人，而且全部免费。”

然而，就当余彭年倾囊而出，全心作善事的时候，各种压力也随之而来。

“别人会说为什么不拿钱去享受、环游世界，为什么要做好事，好事做不尽的啊。”

他曾经捐赠给某医院用于救死扶伤的10部进口救护车，竟然被当地官员改成了办公用车。这样的事情并不仅仅发生过一次。 可是他对慈善事业还是痴心不改。对于他的做法，他的家人坦言，一开始谁都想不通。

余彭年，早年在上海拉过黄包车，1958年，孑然一身，流落香港，用了30多年时间，经历了充满了血汗的个人创业史，拥有了30亿的资产。安享晚年的时候，却过着简朴的生活，一天三餐都是简单的素菜和汤。

孙子彭志兵认为，老爷子的穿着甚至有些寒酸。

“来来去去就是一套西装，袖口上几个补丁，衣柜里还有20多年前的一个短袖。”

让孙子更担心的是，83岁的老爷子每天还在超负荷地工作。

2002年6月1日，余彭年向深圳市人大提交了财产捐赠意愿申请，要求人大立法保护自己的彭年酒店及其它产业不被侵占、挪用、毁损、转让、抵押，要将全部用于社会福利。 　　

对于家人的态度，余彭年有他自己的主意。

“如果他们有办法，即使不留钱也会发展得很好，如果他没有办法，留钱也是害了他。”

由于国家并没有专门针对个人财产捐赠立法，深圳市人大不能接受他的申请。一年之后，下定决心的余彭年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一份慈善资产托管与监督合同，按照协议，银行将安全保管和监督余彭年的慈善资产。

现在，余彭年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在他的画册里，我们找到了一段他亲笔写下的话：“宁可我助天下人，不愿天下人助我。”

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局面非常动荡。朱光潜同情进步青年的爱国运动与革命活动，他想走教育救国的路子。1924年6月朱光潜发表了《私人创校计划》，指责官办教育腐败，提出“教育独立自由”等改革教育的主张。1925年春天，朱光潜与友人一道创办了上海立达中学，后来又成立立达学会。他们希望从改革教育入手，通过独立自由的新型教育，培养一批有舍己为群精神、具备近代科学所赋予的知识与方法的理想人物，进而改造国民，改造政府，改造中国。他们接着又筹办了开明书店和名为《一般》的杂志。书店用“开明”二字，是因为他们志在开展启蒙运动；“一般”则是面向中学生，寄希望于对青年一代作启蒙主义的教育。朱光潜此后的许多著述都是在开明书店和《一般》杂志上发表的。从1926年到1928年，他在《一般》杂志上发表了有关青年修养的十二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这十二封信，既告诉青年在当时不完美的世界中应如何做人做学问，又告诉青年应该如何去避免不良习俗的诱惑与内心的苦闷和烦恼。这对当时的青年，有如一阵阵警钟，又有如一帖帖清凉散。后来，人们称朱光潜为“开明人”。

1925年夏，朱光潜接到了安徽官费留英的录取通知。从1925年到1933年，朱光潜在英、法、德留学八年之久。虽是官费留学生，但官费经常发不到手，经济拮据，于是朱光潜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写作，靠稿费维持生活。况且，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反倒能促进更细致的思考。有关青年修养的十二篇文章发表之后，《文艺心理学》《谈美》也陆续问世，《诗论》写出初稿，这些书文笔优美精炼，说理明晰透彻，见解独到精辟，蜚声海内外学术界。

1933年，朱光潜从马赛乘船返回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给学生讲外国文学课和美学课。朱光潜的课，反响非常热烈，于是朱自清邀请他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讲了一年《文艺心理学》，后来老友徐悲鸿又约朱光潜在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据当时在清华听过朱先生课的学生季羡林说：“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季羡林还说，朱光潜“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自己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讲到什么程度。一步一个脚印，无形中影响了学生”。

1963年，朱光潜完成了高教部全国高等文科教材会议委托他编写的《西方美学史》。这部50万字的扛鼎之作是他后半生的心血结晶，他自己也认为是“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对西方美学的研究水平”。这并非过誉之词！朱光潜为写这部书，几乎把西方美学历史上有影响的著作都逐章逐节地翻译了过来。在时隔近半个世纪的今天，人们依然很难找到一本在体系的完整、内容的详尽方面胜得过这本“美学史”的书。

如今，朱光潜走了，但把美留给了人间……

（摘编自宛小平《欣慨交心：朱光潜小传》）

李尚师：修史·铸鉴·报国

1942年出生的李尚师，饱历世间沧桑。血与火，痛与苦，烧灼着他的心，更让他悟出一个理：个人与国运血脉相连，只有国家强大，百姓方可安居乐业；只有治国有方，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1985年，任中学教师的李尚师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当时山西师院的“晋国史研究室”缺少人手，本族叔叔李孟存教授邀他一起编写《晋国史》。而自幼就崇尚“报国修史”的李尚师，此时不禁热血沸腾，下决心步入“漫漫”修史路，为国家尽一介草民之力。

此后，李尚师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史料。一有时间就跑图书馆、书店、小地摊。李尚师自己拟定了修史计划，雷打不动。晨鸡啼鸣，他书房里的灯就亮了；夜阑人静，他依然秉笔疾书。在他的书桌上，除了一个旧茶杯，一个暖水壶，剩下就是成堆的稿纸和资料。

给老父亲治病、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家中的柴米油盐，仅靠自己的工资已杯水车薪。老母亲埋怨他不该写书，亲戚朋友也纷纷前来劝说。但是，李尚师心里有个“报国梦”，他咬牙坚持着。1995年，他被山西师大聘为“晋国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不久芮城县教育局特批他专业从事史学研究。

李尚师寻觅散布各处的史书、逸书、石刻、铭文、古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社会、历史、文化、科技、民俗等无不搜集。为了解决晋国有争议的地名的问题，他曾不知多少次自费实地考察。

为考察传说中的晋国大宗之都——翼，李尚师曾住在翼城南梁农家，骑着自行车奔波于翔山之下、浍河之滨，观其山如大鹏翱翔之状，察其遍地灰层，绳纹陶片遗存比比皆是，从而确定“翼”乃南梁故城。

研究晋国史，疑点、难点很多。比如晋国始君叔虞所封的唐究竟在何地？历史上就有七说，其中东汉班固、西晋郑玄等认为唐在今太原，后世在今太原晋源区建有晋祠，更使“太原晋阳说”不胫而走。

面对诸多大相径庭的观点，李尚师的大脑在梳理着一个个信息团，一遍又一遍地翻阅诸多古籍文献，查找考古资料，实地观察地形，厘清各种说法的偏差，毅然选定“临汾盆地说”，并确定了唐地城覆盖范围。

他探索的此类疑难问题不在少数，在《晋国通史》中李尚师增列了诸多名人雅士的名字和事迹，加以评述，写出242人的传记，并将国君、执政卿、卿、大夫、名流学者、九流人物表和军制变化以及出土铸（刻）铭文字器物列出专表29个，填补了以往晋国史研究的空白。

挑战与创新的激情燃烧着李尚师的心，他不断审视权威史书：《春秋》只有1.8万字，由于只记事件结果，不记事件的经过和背景，过于简略，用语隐晦；《史记》以文学笔法写史，有许多地方“失实”。他将《左传》与《春秋》《国语》等书籍中的记载进行梳理、比较，使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互为印证，厘清了主线脉络和史实。

“修史不拘泥于前人，要兼容并蓄进行创新。”李尚师如是说。这部于2014年出版的达150万字的巨著《晋国通史》，为国别通史，并且兼具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志书的特点，被史学界称为“新型史学专著”。它内容丰富，涉及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被誉为“晋国的百科全书”。

李尚师将自撰的“格超梅以上，品行竹之间”“写历史成败得失，评人物功过是非”的楹联，分别挂在门口和书房。他说，修史者不能为权势所动，不能被浮躁和喧嚣左右。他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

这位“宿儒”，身居山村，耐住清贫与寂寞，历时三十余载，以心与魂熔铸长史。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宫长为评价李尚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下河东，无出其右。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①小学五、六年级时，家里有一部《汉书》，虽有些字我还不认识，可我还是硬着头皮读完了……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女三人炽烈的以史报国思想便刻在心里。

（选自李尚师《晋国通史·后记》，有删改）

②李尚师对文献史料的重视和掌握，是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百万字的手写书稿，装满整整一大箱子，仅写一遍，改一遍，再誊抄一遍，工作量可想而知，个中清苦甘甜，唯有自知，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中国当代民间修史第一人”。

——北大教授、著名史学家李伯谦语

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

1931年底，梅贻琦临危受命，出任清华校长。自罗家伦1930年离职后，因为长时期没有合适人选，清华校长不断易人，国民党政府只好令“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出山。对这一任命，梅贻琦虽感荣幸、快慰，却担心不能胜任，便一再请辞，终未获准，遂赴任。他当时的心理在就职演说中有极为诚恳的表白：“(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用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求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

梅贻琦儒雅、谦和，人称“寡言君子”。他虽是校长，却不大权独揽，只要有教授提出有利于清华发展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工作中遇到问题，他也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么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么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而从无疾言厉色。不仅如此，为了清华的发展，他还创立了被外界称为“教授治校”的校务委员会制度。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选举，在梅贻琦领导下，学校的主要决策由校务委员会共同做出。这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极大地发挥了教授的作用，使校长、教授、学生同心同力一起推动学校的发展。

梅贻琦治校既能博采众议，又对自己认定的事固执不移。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显然，他的这一办学方针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相悖，但他一意坚持，只唯实，不唯上。他还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表达他对清华的挚爱。身为校长的他，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清华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他不愿把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以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到台后，他把这笔款子用于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住院期间，他的病桌旁始终有只手提包，他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梅贻琦爱庐，亦爱庐内的同仁、朋友和学生。闻一多被害，悲愤之余，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后事，一面与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为防止类似惨案的发生，他立即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吴晗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他先拒绝，然后悄悄通知吴晗离去。国难当头，学生运动迭起。梅贻琦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学生进城游行，他派卡车把学生接回。当局要逮捕、开除学生，他想方设法给以保护。有学生被捕，他费尽周折去保释。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要闹学潮时，总先贴出拥戴梅校长的大标语。

正是凭借梅贻琦的圆融谦逊和果敢刚毅，在那非常的岁月，清华不但保存了元气，还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跻身于世界名校之列。

(摘编自张昌华《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①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百度百科)

②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所以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语)

③梅贻琦这个名字始终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更因为他是为形成清华校风贡献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梁启超演说中的引用之辞，而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记清华前校长梅贻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