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

中国人注重礼仪，我国古代有“五礼”(吉、凶、军、宾、嘉)、“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九礼”(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之说。这些传统礼仪都对后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人不仅特别重视一些传统礼节，比如婚嫁礼，祭祀礼和丧礼等等，而且中国人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特别注重礼节，懂礼貌。这也使得中国人在外国人心中得到了好评，为中国赢得礼仪之邦的美称。

儒家“礼”是基于人情产生的，这使得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人情礼节，崇尚“礼尚往来”，当一个人收到别人礼物或好处后，总要回送或是给予其某种好处，以表明对对方的尊重和回报。由于礼学家对人情基本上持一种中庸的态度，既不否认其合理性，又认为需要对其进行适当裁制，所以顺人之常情外，还需要正己之情。因此，许多中国人都特别注重中庸之道，极力促使自己达成中庸之道。

“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使得中国人存在严重的等级观念，他们看重人的等级区别。古代的中国，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君臣，父子，夫妻之间都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制度就是一种等级制度。在婚姻嫁娶中都要讲究门当户对，这就是一种等级观念的体现。虽然这种“礼”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国人形成了尊老爱幼的性格。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国人对尊者的推崇形成一种崇尚权威，卑躬，谦虚的性格，并且特别能自律忍耐。宗法观念使得中国人群体凝集力特强，特别是使家族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在儒家“礼”中，男女有别的观念却使得中国的妇女性格和地位都边缘化。儒家礼教思想对妇女社会活动范围加以限制，女子必须“三从四德”这点也使得妇女对自身男尊女卑观念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基于上述观念的形成，中国女子的性格普遍比较温和，对男子有一定的依赖感，并且特别注重贞洁。

儒家“礼”看重学问，人的才识。所以中国人比较注重学问，富于智慧。儒家的文化既是治家文化，也是治国的文化。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一生的政治理想。他在《大学》第一章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一方面把做人的思想、治家的文化与治吏的思想、治国的文化联系起来，认为“治国、平天下”要从“修身、齐家”开始，其顺序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另一方面又把“修身”与“致知”联系起来，提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即治国者要注意学习，知书才能达理，达理才能修身，修身才能治家，治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也使得中国人讲究修生养性。

儒家“礼”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伦理的范畴，“礼”使中国人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它不仅要求人们要尊敬长辈、老者，爱护幼小，诚实友善，同时还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遵循道德规范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过程。“克己复礼”并不是程朱所认为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克制自己的“低下”欲望，使言行合于道德规范，最后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特别能忍让，特别能自律。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节选自《***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

中国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儒家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正如《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把一种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也是主客体的相融。这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

中国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涅槃经》中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因为春天树木刚刚复苏生长。什么时候砍伐呢？《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除保护生态外，还要避免污染。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把灰尘废物抛弃在街上就要斩手，虽然残酷，但重视环境决不含糊。

（材料2、3选自人民网）

也是神话

张系国

①为了搜集一些资料，重读了不少中国的神话故事，因而有个小小的“发现”。奇怪得很，翻遍中国的神话故事，居然找不到一位成功的“反叛者”。中国的神话和其他各国的神话一样，并不缺乏反叛的英雄，但他们的反叛却从未成功过。如共工氏造反，头触不周之山，却失败了．如后并射日，最后连自己的老婆也保不住。最糟糕的是，这些反叛的英雄往往和他们的对手妥协，如孙猴子自称“齐天大圣”，结果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但后来他竟被唐僧收伏，保唐僧往西天取经，修成正果。对于一个“反叛者”而言，就未免太过分了！又如红孩儿哪吒，几次大闹龙宫，和他的父亲反目相向，原是一个极成功的小叛徒，最后却也妥协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连闹“自由恋爱”的白娘娘，都要被多管闲事的法海和尚镇在塔下，其他叛徒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②中国神话缺乏成功的反叛者，和西方神话充斥反叛的英雄，的确成为极鲜明的对比。别的不说，魔鬼撒旦就是一个大成功的反叛者。他原来也是天使，居然敢犯上作乱，虽被上帝赶入地狱，却始终不曾悔改，顽抗到今天。希腊神话里的天帝宙斯，本身就是个反叛者。就是失败的反叛者，也□□能坚持到底。□著名的如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被罚以脏腑喂鹰，终于为一位人类的英雄所救。再如西绪弗斯，虽然永远在推石上山，但很难说他成功或失败。“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的分别，完全在主观的一念之间。除了反叛的天神外，其他反叛的人类英雄，更车载斗量。西方神话故事里的英雄一再为命运所愚弄，总是不甘雌伏地与命运挑战。“人”和“命运”的关系，始终是西方文学□□的灵感源泉。

③中国神话没有成功的反叛者，是否因为中国人是“宿命论者”呢？我想不是。有个很好的例子。“愚公移山”，最后愚公是胜利了。但他的胜利，并不是他真的一铲一铲地铲平了太行山，而是因为最后上帝妥协了，派力士将两座山移走。如果让这神话发展到合理的结束，则愚公及其子孙真正铲平了太行山，也一样可能。但由于上帝的妥协，表面上愚公是胜利了，其实却剥夺了证明他“□□□□”的机会。这是一个上帝和反叛者妥协的好例子。前面提到的孙悟空和哪吒，其实也不曾完全失败。天上的统治阶级接纳了他们，使他们也享受到了部分成功的滋味，这就是妥协的明证。

④这已足够证明中国人不是“宿命论者”了。中国人不认为命运完全不可改变，也并不大胆地肯定命运完全由个人控制，却承认，命运是“天”、“人”妥协的结果。不论天上还是人间，总还是以“妥协”、“折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要紧的是，“保卫正统”是可以的，“反对正统”却不可以！即使开始时不是“正统”，在取得统治的地位后，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正统”。中国神话故事里的反叛者，一转眼就置身神之列，恐怕也有“正统”的观念作祟呢。

⑤“妥协”似乎不是好字眼，提到“妥协”，总有“迁就”、“马马虎虎”的味道。不过这里说的“妥协”的观念，并不一定有呵责的意思。中国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人口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与天争利”、如何养活自己上头。农民如不懂如何利用自然，和自然共存，就不可能养活自己。至于在人与人关系方面，中国人所一直追求的，就是一个“有秋序的社会”，到今日还是如此。在调整人际关系上，自然更需要“妥协”、“迁就”的观念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一直存在“平衡”、“谐和”的概念，当然不是偶然的，是几千年生存于这独特地理环境的结果。在政治组织上，“妥协”，单指为结合一个复杂的社会，并使之运行不息，那么，在人与人之间，必须存在互谅。历史上，中国不曾遇到相等的敌国，因此倾向使用“妥协”的方式以维系整个社会的平衡，是可以明白的。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已不再是“中”国而必须和世界各强国竞争，维持自己的生存，“平衡”、“妥协”的哲学观不再适用，也是可以明白的。不过某些思想的方式，是否影响了中国人在艺术上及科学上创造的能力，就不是那么容易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