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通西域到唐代，西北陆上贸易一直占据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就国家政策而言，陆上贸易主要作为控驭戎狄之术，政治目的远大于经济追求。这是因为汉唐时期，大部分中原王朝建都于长安洛阳之间，其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因而，鼓励蕃商来华贸易主要目的并非微不足道的关市之征和宫廷所需珍宝，而是显示王朝的强大富足，吸引各国臣服。直到唐代，海洋贸易还处于对外贸易的次要地位，更没有财政意义。

宋朝鼓励海洋贸易，设立市舶司，实行抽解和博买，一开始就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重，获取市舶收入。宋高宗就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乃“富国裕民之本”。元朝继承了宋朝追求经济利益的态度，大力发展海洋贸易，把市舶收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认为市舶与赋税、盐法、商税等一样，乃“军国之所资”。由此可见，宋元两朝已完全不同于汉唐对外贸易目的，第一次以经济眼光和趋利态度看待海洋贸易。

秦汉时期，在人们的认识中，广袤的海洋更多是作为构成“天下”组成部分的虚渺空间。这种情况直到唐代也无根本改变。宋元时期，朝廷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民众的海洋意识有了根本改变。从《诸蕃志》《岛夷志略》这两记载海商的书中看到，民间海商关注的已是航路、物产、市场、风土、货物等与商业贸易直接相关海外诸国信息。可见，民间已十分熟悉海外市场，海洋不再是神仙世界，而是充满商机、聚财生利的现实世界和生存空间。这种海洋意识催生了沿海民众向海谋生的潮流。

随着海洋意识的新变化，中国海洋活动全面领先于亚洲沿海各国，开始显现海洋大国的地位。宋元海商数量巨大，商品结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具有绝对优势，在亚洲海洋贸易中具有发动机的作用。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有学者推测南宋东南沿海常年有近10万人涉足外贸，南宋民间海船总数保守估计应有七八万艘。宋代鼓励商人出海与穆斯林商人在东南亚、印度洋沿海带动的早期伊斯兰化两股潮流相互激荡，开创了亚洲海洋贸易的新格局。

宋元南海贸易体系的商品结构，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因技术水平和自然环境的差异而构成了供需稳定、利润丰厚的互补性市场关系。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有明显优势。《梦粱录》记载，海商船舶大者五千料，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元代海船与宋朝相去不远，二千料船载重约120吨，五千料约300吨。而当时东南亚商船只是载重4吨至40吨不等的帆船。宋元还把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并不断完善。

宋元两朝激发出的沿海百姓贸易求利的海洋意识及中国在海洋贸易中的优势，使中国对外贸易真正进入海洋贸易时代，并成为亚洲海域的南海贸易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海洋大国。当然，这也与当时国家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生生美学”这一概念来自《周易》，所谓“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意即“生命的创生”，是我国古代哲思与艺术的核心所在。“生生美学”是一种相异于西方古典认识论美学的中华民族自己的美学形态，独具特色与魅力。体现“生生美学”的中国传统艺术如国画、书法、戏曲、琴艺与民间艺术至今仍具有无穷生命力，“生生美学”也是鲜活的。

“生生美学”是一种古典形态的“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不仅仅是一般的生态智慧，而是具有原生性并活在当代的生态理论。“天人相和”所构成的人与自然亲和的“中和之美”，与古希腊强调科学的、比例对称的“和谐之美”是不同的。所谓“天人相和”具有明显的“生命创生”的内涵，天地相交、风调雨顺、万物生长就是一种美的形态。这种生态之美仍然存在于我国诸多民间艺术之中，例如年画之“瑞雪兆丰年”与“大丰收”等。

“生生美学”是一种“阴阳相生”的生命之美。这种生命之美包含万物化生、宇宙变化等极为丰富的内涵，而且体现出“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存”的理念，是一种古典的生态整体论与生态平等论。特别可贵的是，《周易》揭示了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万事万物生长演化的规律，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不仅是万物生长之道，而且是艺术创造之道。中国艺术是一种虚实相生的生命艺术，形成特有的艺术生命体。阴阳之道还概括了艺术创造特有的规律，即凭借阴阳虚实的对比产生一种艺术生命力。例如，国画就是通过白与黑、浓与淡的对比形成一种艺术生命力。

“生生美学”还是一种“日新其德”的含蓄之美。“生生美学”作为一种含蓄的美，体现中国传统艺术的无限风光，是一种“言外之意”“象外之象”与“味外之旨”。诗歌之“意境”、绘画之“气韵”、山水园林之“写意”、书法之“神韵”等，说的都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含蓄之美，可以说是意味无穷。

（选自曾繁仁《“生生美学”具有无穷生命力》，有删改）

马市口

于坚

①马市口？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去，笑道，你是老昆明咯，现在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地名咯。马市口现在一匹马也看不见了，连马的照片都看不见，满街的明星照。如果马出现，行人要去报警。

②从前这一带马很多。一到赶集日，马就来了，驮着柴、茶叶、盐巴、女人什么的。夜里就和马锅头一起住在马店里。马锅头（赶马人）喜欢唱歌，马锅头在楼上唱，马匹在楼下黑漆漆的马厩一边嚼干草一边听着。垃圾车都是马拉的，早晚要出现两次，黎明和黄昏，马车夫坐在辕杠上，吊着两条腿，抽着个烟锅，穿着脏兮兮的长围裙，靠着后面的铁皮车兜。马车顺着大街，跑到点就一扯缰绳，呼哧喊一声，马就站住，各家就派人来倒垃圾。那匹马头戴着红色辔头，喷着白气，面朝朝阳，活像天神下凡。

③我有个朋友住在马市口一带，他父亲是高老将军，民国时期，高老将军去五华山见龙云大帅，总是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一直走到龙云办公的光复楼前才飞腿下来，系马垂杨。五十年代初，我父亲去五华山述职，也是骑一匹马，这匹马披着一身黑缎子，我父亲穿一身旧军装，打着绑腿。马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时候，骑在马上的男人英雄气十足，很是讨女子欢心，让人嫉妒。六十年代，马市取缔，马锅头就不来了。流散在城里的马匹躲躲藏藏了几年，最后都被拖出去宰了。

④何止马，甚至泥巴，现在城里连泥巴都很难见到了。我有个朋友的小孩从来没玩过泥巴，春游的时候发现泥巴好玩，大人阻挡不住，由他玩，结果两手过敏。庄子语：“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首先是对大地的信，“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如果不信大地，中国就不会生出“道法自然”这种真理。中国过去的诗歌绘画，无不是大地之歌，大地的赞美诗。韩干画的马，就是为马神造像。杜甫写马：“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就是信。马在韩干杜甫们笔下，不是交通工具、战车或者肉食，而是神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垂，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马的黄金时代，也是诗的黄金时代。真不知道人类是怎么想的，消灭了大地，赶走了马匹，人怎么安生、写诗？又何以安死？亚当夏娃的伊甸园，是造在大地之上的。女娲造人，用的是泥巴而不是塑料。道法自然，反自然很容易，但是，道也隐匿在黑暗里了。

⑤司机听我说马市口，像是底片被显影似的，半天才反应过来。彼此相视而笑，他面善，那笑容的意思是我白坐这一趟也可以的。他不知道，有匹马一直跟着我。我少年时住在铁局巷里，某一天，一匹骏马出现了，它是跟着收集垃圾的老爹来的。从此，我每天都盼望着那串马蹄声。它一到，我就跑去摸它的耳朵，揪它脸上的毛，拍拍它的屁股，我们情投意合。所以，他们赶它走的时候它就逃来投奔我，我收留了它。它叫我骑士，它喜欢看三国演义和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它崇拜刘关张和堂吉诃德，爱着牧羊女马塞拉。我在书上读到，厩焚，伤人乎，不问马，难受了一个下午。无论我去哪里它都跟着我，它甚至出现在我的婚礼上，我将我的新娘抱到它的背上，春天的夜里，我们在高原上飞奔。我梦想着将来成为一个骑马的人，像我父亲那样骑。我第一次骑马是在郊区，乡村之马不是都灵之马，正在槐树下面沉思什么。好像一直等着似的，一见我，就笑吟吟地晃尾巴，我抬腿上去，它像轿子一样托起我就走，我像吕洞宾那样飘起来，一直飘到草甸子边上。

⑥车外的大街上，还是像马市一样热闹，汽车、人声、骂骂咧咧的公交车站，小贩举着喇叭吆喝着。看不见一匹马，马厩在我心深处。

（节选自2017年4月27日《南方周末》，有删节）

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从文艺的社会作用层面讲，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从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层面讲，要求两者完善和谐，甚至更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歌颂仁政的《韶》乐那样“尽善尽美”。从文艺批评标准的层面讲，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中正和雅”，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以美养善”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兴观群怨”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特色。“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譬喻，使人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

我们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出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诗教”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孔子十分重视文艺“不言之教”的特质，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由此以来，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赓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

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再续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选自王杰泓《诗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