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

王岳川

处在千纪年转换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可能检视一个世纪学术文化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而从新的层面上追问：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

二十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西方之化体系的全面冲击。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码三次重大文化转型，即从古希腊的两希（古希腊与希伯莱）精神，到文艺复兴以后的理性精神，再到二十世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二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相对稳定的时代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二十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面临总体危机。

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符号系统，因在时间上与当代人失却了时代的同步性，不能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信仰要求；而西方基督神学的符号系统，在空间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存在着某种隔膜，因而难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东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其所面临的文化危机逐渐减轻以至于消除。

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是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然而问题在于“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不易把握。一方面，“西方”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指从古希腊、希伯菜、古罗马、文艺复兴一直到现代和后现代的欧美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地理概念，指不同于东方地域的欧美地区即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这种概念含义的复杂性导致中国话语图景中的“西方”成为一个自由阐释的对象，并使学“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面对成堆的问题：百年中国学西方是学古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科学精神呢，还是希伯莱文明的基督神学精神？是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呢，还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是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呢，还是反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这些历时态的“西方”文化精神在百年间尤其是近十几年共时态地“涌入”中国，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汉语思想界究竟该接受谁？可以说，现代人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主要不是器物层和制度层的问题，而是观念价值层面上的迷失与失落。选择对象的复杂性和选择主体多层性，使中国知识分子心境极为彷徨苦涩。如今又迭加上经济热潮和市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世纪末困境。

这种世纪末困境的文化表征是，中国文化面临从“五四”的“古今”之争到今天的“东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从而构成当代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冲突问题，核心是反传统价值；“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否定东方；“南北”之争是后殖民问题，核心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渗透；“灵肉”之争是个人与群体、升华与沉沦问题，核心是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覆。这四种文化论争使今日知识精英与大众对话倍感失语和受阻，同时面对西力强大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西对话也十分艰难。

面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并寻求解决之策，已成为跨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新视界。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保持民族精神，清醒地分析和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现代化展示其前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问题，只有通过转型性创造，才能在批判的反思中发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曙光。

材料一：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10%，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以上，即被称为老龄化社会。19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现象在部分国家出现。1851年，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此后，瑞典、挪威、英国等一批欧洲国家步入老龄化。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老龄化逐渐向亚洲和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扩散，进入21世纪，全球老龄化速度加快。2015年，全球有6.17亿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预计到2020年，13个国家将成为“超高龄”国，即20%以上的人口超过65岁。到2050年全球将有16亿老年人，届时将有94个国家的老龄化人口占比超过21%，其中有39个国家的老龄化比例达28%以上。

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老年人原则》；2002年联合国在马德里召开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政策，积极老龄化观念被纳入各国发展框架。

（摘自《全球老龄化状况及其应对策略》）

材料二：

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生育态势，2017-2021年

全面两孩政策使老年人口比例略有下降，而老年人口数量不会有任何差异。到2035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会降低0.5个百分点，而到2050年也仅降低1个百分点，全面两孩政策无法缓解我国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进程。21世界后半叶，中国将处于超稳定和超高的老龄化态势，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高达40%，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35%．从世界经验看，通过生育政策调整以提升生育率进而改变人口结构和老龄化趋势往往很难奏效。应对乃至引领中国的老龄社会，需要在长期发展战略的高度，设计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社会、人口政策的框架体系。

（摘自《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材料三：

199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10%；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人口突破两亿的国家；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突破3亿，2033年突破4亿，2053年达到4.87亿，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二，全球的四分之一，我国老年人口规模稳居世界第一。2000年-2005年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22%，同期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3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失能化、高龄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剧，2050年，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1亿，占老年人口总量的22.3%，占世界高龄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留下来的大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不发达地区高于发达地区。与“边富边老”甚至“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经济发展，“未富先老”，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严峻。

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人口负担比加重，同时也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老年人口增多，特别是高龄、患病老年人增多，对养老服务设施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并且提出更多方面的要求。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身体较弱，有病的相对较多，对卫生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产生了不同于其他人口群体的特殊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预示着在社会总需求中，老年人需求市场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摘自《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应对策略》）

狂儒辜鸿铭

辜鸿铭，1857年生于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早年，他祖辈由福建迁居南洋。父亲当时是英国人的橡胶园总管，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英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得到校长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公开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辜鸿铭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独到地指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征，是深沉、博大和纯朴以及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只有中国人同时具备了这几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鸿铭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鸿铭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鸿铭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