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河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河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条例规定，老年人有权拒绝“啃老”。已成年且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赡养人要求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

老年人有权拒绝“啃老”之类的条款写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河北省不是首个，山东省和广东省均有类似规定。

曾有报道说一个29岁男子毕业后在家“啃老”7年，父母多次帮儿子找工作，却被儿子以“没意思”为由拒绝。无奈之下，父母将儿子诉至法院，要求腾房，最后还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俗话说“清官难审家务事”，这其实指的是一种“中间状态”，比如撒娇耍赖地求父母出钱给自己买房，比如自己单位拖欠工资父母退休金却不低，所以在家赖着吃住……而父母虽然说不太乐意，却也拉不下脸来强硬拒绝，或者舍不得孩子出去吃苦。这种情况当然不在法律法规的约束范围之内，属于谁也“审不清”的家务事。

还有报道说，西安的贾某趁父亲不在家，盗走父亲的一台液晶电视机。结果，他因涉嫌盗窃罪被提起公诉。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换言之，偷拿父母财物的，除非获得了父母谅解，否则同样要追究刑责。

（摘编自人民网《拒绝“啃老”：对孩子狠一点不是坏事》）

材料二：重庆立法规定父母有权拒绝子女“啃老”，释放出了“以法治德”的善意。问题是，善意的初衷不一定能够取得理想的结果，规定再硬，措施再得力，也会遭受一些无德之人的“软抵抗”。可以预料，立法“禁啃老”，因缺乏可操作性，注定会陷入执行难、损害法律公信的尴尬境地。

某社会学专家曾表示应激励啃老族自立自强，但改变现状需要几十年的努力。可见，立法“禁啃老”，值得商榷，有点操之过急。

再者，“啃老”属于道德范畴的事情，上升到法律层面，显然不妥。法律既保证自由，又限制自由，是否支持“啃老”，取决于家庭环境及个人选择，这也是一种权利。因此，“啃老”问题，还没有达到需要在法律层面进行规范的程度。

如果通过强制执行，禁止子女“啃老”，子女对父母很难有好脸色和好心情，继而也难以创造出倾心交流的温馨环境。父母得到的自然不是天伦之乐，而是心痛、心酸、悲哀，甚至是二次伤害。可见，不“啃老”是一种良知，是一种孝道，但法律判决出来的孝道，尤其是强制执行来的孝道，只能是变味的孝道，最终往往是适得其反。

（摘编自搜狐网《啃老族注意了啊，禁止啃老要立法了！！！》)

材料三：瑞士立法机构在当地时间2018年9月11日断然否决一项拟议列入立法议程的提案。该提案要求，即便子女已完成学业，父母也有义务为子女提供必需的生活用品和费用，即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提供必要的经济帮助，给予物质上的合理要求，直至其年满25周岁。

不过，瑞士议员显然对已经成年且具有社会生存能力的年轻人依然靠父母供养的做法不敢苟同。议会表示，无论是父母还是整个社会，都理应鼓励年轻人独立自主，并凭借个人能力生活。

据报道，瑞士并非唯一一个将父母究竟是否对业已成年的“啃老”子女负有抚养义务提上法律议程的国家。2018年年初，美国一位现年30岁的无业“啃老”男子既不分担家庭开销、也不承担任何家务，在多次劝说未果之后，父母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最终，法庭的判决站在了父母一方，强令这名男子收拾行李搬离父母宅郎。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瑞士立法机构否决“啃老”提案鼓励年轻人独立》)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这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这种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领导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①手机电视，是在以电池为能源的便携终端上，以频道的形式接收视频、音频等数据的多媒体业务，其接收终端类型包括手机、PDA、MP4和车载终端等。手机电视业务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三种：基于数字地面广播技术的实现方式、基于卫星广播技术的实现方式和基于移动蜂窝网的实现方式。

②基于数字地面广播技术的实现方式使用的是地面数字广播电视传输技术，主要是针对地面数字广播电视而产生。为适应移动终端的特点，有些技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进成为手机电视技术，而另一些技术则同时为地面数字广播电视系统和手机电视系统服务。这种方式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在高带宽信道上进行高速传输，在覆盖区域内，接收广播的受众数量没有限制，与使用点对点连接的移动蜂窝网络相比，可以更为经济地向广大受众提供具有完美画质的视听服务。但这种方式必须在接收终端上安装数字电视接收模块。

③基于卫星广播技术的实现方式就是通过卫星提供下行传输，这种方式能够较好地应对多径干扰问题，从而提供高质量的图像服务。但此类技术与所要覆盖的范围关系密切。当覆盖范围较小、用户较集中时，对于移动通讯而言，卫星DMB业务可作为一项增值业务，用户不须增加设备，只需通过具备DMB接收芯片的手机即能收听收看数字广播。但当覆盖范围较大时则成本较高，特别在我国，仅靠一颗卫星覆盖全国难度很大。从终端角度出发，若使用其他的卫星频段，则需增加一套新的射频，成本将有较大增加。

④基于移动蜂窝网的实现方式是在移动通信网中采用各种技术实现电视业务。典型的技术有：移动流媒体、MBMS、BCMCS。基于移动蜂窝网的实现技术继承了移动网固有的诸多优点，如用户管理、业务计费以及用户个性化定制、点播、互动等。但此类技术传送视频数据占用网络资源较大，需要占用3G系统的核心频率，资费较贵，对运营商和用户来说，成本负担都比较重。

⑤手机电视作为一种新兴媒体，正在占据着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在上述各种手机电视技术中，每种技术都有其优势和不足。中国手机电视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不过手机电视以其高度的便携性、移动性和超强的互动性，必将迎来崭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