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材料一

和90年代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冠军所引发的人类对AI初次集体焦虑不同，这一次，AIpha-Go没有使用蛮力算法。当年深蓝的胜出方式很干脆，卡斯帕罗夫说自已会提前计算十几步，而深蓝可以每秒钟轻松计算出上亿个棋子可能移动的位置。但围棋不同，在19x19的棋盘格上，黑白两子所能演变出来的可能性是3(黑、白、空)的361次方。除去规则上不允许的组合，约有2.08*10＾170”种可能。有人计算过，靠超級运算能力算出必胜棋局，需要的运算量在10以上，目前根本做不到。当然，这也不是人类下棋的思维方式。人类现有的计算技术像流水线，是“串行计算”。即使是256核CPU，也只是同时处理256件事情。而人类大脑有上百亿个种經元，这上百亿个神經元可以认为都是并发活动的。子是乎，人工智能须将现行的计算方式进行升级调整，这就是在传统CPU计算方式的基础上，搭载其它的并行计算单元。

AlphaCo就不是一台单純的超级计算机，而是由多个数据中心作为节点相连的神经网络系统，这个神经网絡系统与人类大脑有些相似，是由大量的人工神經元构成。人的大脑大的由100亿不以上的神經元构成。一般而言，神經元的数量与思维能力密切相关，所以IBM公司有一个长期目标，打造一款配备上百亿个神经元和上百万亿个突触的计算机芯片系统。

人和几种动物的神經元的数目量级

AlpbaGo有策略和价值两套网络。AlphaCo 用策略网络运算下棋招式，同时用价值网络减少不必要的瞎想。它只会集中精力想未来的20步棋，而不是天马行空地计算上百步，这更接近人类的思考方式，即AphaGo表现出了人类F模的直觉。

材料二

近日，网名为“Master"的神秘围棋手连续战胜包括中韩围棋名将在内的众多棋手，获胜60场，没有败绩!“Master" 也终于揭开了卢山真西目，它就是新版AlphaCo。可以说，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推翻了人类棋手花了漫长时间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

计算机对应复杂度的方法就是“深虔学习”，这是一种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方式。它试图模仿大脑的神经元之间传递、处理信息的模式。在简单的规则制定之后，计算机就可以模仿大脑学习，当然，不知疲倦，速度也更快，这也是AIphaGo可以快速学习、进化以至超越人类的原因。    

但是，需要指出的，不管再复杂，但规则却只有那么几条，这是一种有规则的智力游戏。而在更为关键的，没有明确规则的生活、学习、劳动的场景中，它离人类还差得远。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与人将是一个合作关系，人类不必恐惧。它有助于人类从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让我们得以进行更多创造性的工作。

材料三

AlphaGo战胜当今围棋高手第一人柯洁，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惧。不过，无论人们觉得人工智能将造福还是毁灭人类，如果不继续研究下去，都始终无法给出结论。只有当我们深入开发才能了解它的价值和危险，并且采取对应的措施。面对人工智能的理智态度，绝不是停滞不前，空想和焦虑。

同时，如果AI够聪明，它就一定要毁灭人类吗？超越人类智力水平的人工智能，和它们将毁灭人类，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首先，智力水平和领导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必然联系；就算有一天，一个超高智力水平且完全理性思考的人工智能真的获得了统治地位，它为什么要毁灭人类呢？事实上，人类越聪明，越不会轻易实施物种灭绝，因为它们对人类有价值。

其实，人工智能目前仍然不是一个我们需要为之焦虑的话题。相比AI；人类更可能会毁在空气污染、气候变化、流行病等其他问题上。比尔·盖茨就认为，如果在有生之年经历人类大規模消亡，那么最有可能的祸根，不是被战争、地震、小行星的撞击，而是一场大规模的流行病。显然，最了解人工智能的人群，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焦虑。

文学批评大概是最勇于自我革新的文类。一段时间以来，这一文类将革新重点放在“文体”上。批评家们热衷于谈论“文章之道”，试图将文学批评从学术阵营拉到文学阵营中来。因为，倘若没有风格，批评断然是不可能成为文学而只是文学的附属品，因而无法战胜时间。在我刚刚开始学习批评写作的时候，就接受了诸如此类的教诲。如果还不能写得好一点，就写得漂亮一点吧。我叹服于别林斯基的气盛言宜，激动于桑塔格的锐利精致，感佩于李健吾的才华横溢。对于我来说，他们都显示了“文章”的典范，展示了文学批评之美是多么迷人。

时至今日，在漫长试笔和不断试错之后，我终于认识到，“写得好”与“写得漂亮”之间，还是有着不言自明的距离。倘若没有深邃思想，所有“漂亮”都不过是虚妄。就好像好看的皮囊与有趣的灵魂并不一定永远合体，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会选择有趣的灵魂。无法想象，别林斯基、桑塔格、李健吾们只擅长遣词造句，只提供空洞无物的“美文”，他们大约无法穿越时间和空间，投递到我们的文学生活中来。是的，思想是文学批评的盐，是灵魂，是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也是文学批评赖以存续下去并诱使一代又一代杰出头脑投身其中的理由。

那么，思想又是什么呢？思想是对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不断重新定义与发现。思想还包括认识生活的能力，辨别现实生活与文学世界的关联与差别的能力以及将知识、情感与智慧结合在一起的能力。由是，文学批评摆脱对他人文本的依附地位，获得了与他所评论的对象携手前行的资格，共同在这广袤的人世间探险，共同探究人类生活新的可能。

接下来需要追问的是，思想从何而来？思想需要广博的知识，需要披荆斩棘认识生活的勇气和能力，也需要理解言辞的智慧，特别是，它需要理论视野。滥用理论固然是错误的，但如果完全放弃理论训练，丢掉理论透镜，文学批评可能沦为仅仅抒发个人情感的读后感。

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批评应该作为写作而存在。这意味着，我们在关注批评最后呈现的那个成型“作品”的同时，还应注意完成这一“作品”的过程。理想中的文学批评家，应该对阅读怀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热忱。各种各样的书包围着他，他不知疲倦、专心致志地阅读，并不断为这个世界引入新的意义。

很多年前，当我读到美国文学批评家斯坦纳的一番话时．曾感到前途黯淡无光。他说：“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赋诗传唱，如果能从自己有限人生中取材并铸就不朽小说，创造永恒形象，谁会选择作文学批评？”现在，在将自己的有限人生贡献给了批评之后，我却获得了某种意义。如果将“创造”视为文学批评的内核，那么，文学所允诺给我们的真与美，都将在批评中降临。

（摘编自岳雯《文学批评一样需要思想创新》，《人民日报》2018年4月L0日）

四书第七

“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孟》；有了简称，可见这些书是用得很熟的。

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学》、《庸》都在《礼记》里，《论》、《孟》是单行的。这些书原来只算是诸子书，朱子原来也只称为“四子”；但《礼记》、《论》、《孟》在汉代都立过博士，已经都升到经里去了。后来唐代的“九经”里虽然只有《礼记》，宋代的“十三经”却又将《论》、《孟》收了进去。

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说：“《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从《论》、《孟》里虽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 学者必须从这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这里没提到《中庸》。可是他们是很推尊《中庸》的。他们在另一处说：“不偏叫做中，不易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这四种书到了朱子手里才打成一片。他接受二程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串起来了。

朱子认为，《大学》这部书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这部书里的道理，并不是为一时一事说的，是为天下后世说的。这是“垂世立教的大典”，所以程子举为初学者的第一部书。《论》、《孟》虽然也切实，却是“应机接物的微言”，问的不是一个人，记的也不是一个人。浅深先后，次序既不分明，抑扬可否，用意也不一样，初学者领会较难。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至于《中庸》，是孔子的心法，初学者领会更难，程子所以另论。

在朱子看来，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本。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至于顺序变为《学》、《庸》、《论》、《孟》，那是书贾因为《学》、《庸》篇页不多，合为一本的缘故；通行既久，居然约定俗成了。

(节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四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