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 兵

成征勋

伪满洲国的讨伐队又要进山了。

听村里人说，这中共南满省委机关报编辑部就藏在这牛毛大山的密营里，这份南满省委直属的机关报，除了发布最新的党的抗战指示，东北抗日联军在各地打击敌人的胜利消息外，还担负着另外一个任务，负责供给桓仁地区抗联战士穿的鞋子，牛毛沟的张皮匠就是做靰鞡鞋的高手。

张皮匠做靰鞡鞋大多是用牛皮做，牛皮不够用时才用马、猪皮等。收来的皮张先要放到木头床子上用刀往下刮里子，然后把皮子放到装有石灰水的大缸里浸泡七天至半个月的时间，等把皮子上的毛泡掉了,再用清水泡，去掉皮子上面的灰尘。

泡好的皮子是柔软的，将皮子拿出来，搁进皮罩子里，底下放入草点着，用烟熏皮子，这就是熟皮子。熟好的皮子再用太阳晒，晒成老红色，然后再用铲子蹬，刮刀刮,将老红色蹬成杏黄色，裁成靰鞡坯子,将靰鞡坯子和靰鞡脸儿缝到一起，撤出鞋楦子就做出靰鞡鞋了。靰鞡鞋缝出来是敞口的，上面有块布，叫靰鞡腰子，用铁梳子将苞米叶子梳成一绺一绺的，或者用山上的靰鞡草，塞进靰鞡鞋里，靰鞡鞋上有靰鞡耳朵，将绳子从中穿过，脚穿进鞋里后，将绳子一紧，一道一道地缠在靰鞡腰子上，既暖和又轻便。东北地区冬天时天寒地冻，大雪插裆深，没有靰鞡鞋根本就出不了门。

张皮匠做的靰鞡鞋就是专门供应桓仁地区抗日联军的。

这次进山的讨伐队有一百多人，带头的日军队长叫东日文信。一张驴脸上戴着一副近视镜，藏在镜片背后的目光永远是闪烁不定的。几次进山讨伐都是空手而归，他很是想不明白原因在哪里。情报上明明说的报社地点在何处何处，为什么他们一进山，抗联的人就找不到了呢？若说有人偷着给抗联送情报，就更不可能了，每次进山讨伐前，他都会在各个进山的路上布下暗哨，从来就没有看到过有人进山。

他知道，今天进山了也抓不到抗联，但密探有情报，又不能不去。东日文信想偷个懒，让副队长带队进山找抗联，自己领着几个日本兵和伪军走进了张皮匠的家，他对中国人脚上穿的靰鞡鞋很感兴趣，想看看制作的工艺流程。

张皮匠此时正在熏皮子，蒿子草冒出的黑烟经过烟囱“咕嘟咕嘟”地在牛毛沟的上空飘荡着。屋子里充满了沤皮子的臭味。东日文信实在受不了这个味道，让伪军把张皮匠拉到了制作间，他要亲眼看看一双靰鞡鞋是怎么做成的。

张皮匠很有耐心，把一张皮子如何做成靰鞡鞋的制作过程详细地讲解了一遍，然后又缝制了一双鞋，把自己脚上穿着的鞋脱下来，演示如何往鞋里絮草，怎么穿。把个小鬼子看得心痒，非要用新做的靰鞡鞋自己试一下，穿上后蹦了两下高，觉得这鞋比自己穿的军靴好，一是保暖，二是轻快，军靴太沉。

黄昏时，进山讨伐的日伪军陆续回来了，结果还是扑了个空。东日文信很不高兴，撅着驴嘴，穿着这双靰鞡鞋,也没有给钱就走了。

张皮匠看他们走远了，熏皮子时就用苫房草了，望着牛毛沟上空飘荡的一缕缕轻柔的白烟，再看看峰峦起伏的大山深处，他露出了开心的笑。

由于屡次讨伐不利，关东军要把东日文信送上军事法庭，东日文信不堪受辱，剖腹自杀了，他到死也没有弄明白，是谁、用什么办法给抗联报的信！

（选自《五女山》）2016年1期，有改动）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有它的根。欧洲近现代哲学的根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国哲学的根则在于中国先秦的诸子学。现在人们在研究哲学思想的时候，有两种意识，一种是全球意识，一种是寻根意识。所谓全球意识就是放眼看世界，博采众家之长。还有一个思想就是寻根意识，找到自己的根，不忘记自己的根，那样才能对自己民族的哲学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在西方文化意识里，神话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且神话里大多崇拜自然神。西方人崇拜神，而且认为自然是由神创造的。他们认为宇宙是奇中之奇，为什么宇宙是这样的美好和不可思议?希腊人怀着对探究宇宙奥妙极大的热情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也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恩格斯说过：“只有奴隶制才使古代世界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因为只有在奴隶制存在的条件下，才可能有一小部分人脱离劳动，专门做奴隶主，专门思考和研究问题，有可能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特别是研究自然。希腊很多有名的哲学家都把世界归结为一种自然物，比如，泰勒斯认为世界起源于水；赫拉克里特认为世界起源于火；著名的哲学家毕达格拉斯，则认为世界起源于数。总之，希腊过去的哲学，研究的目标是神和自然，这是他们关注的中心。

但在中国古代人文意识中，信奉的中心不是神和自然，而是人和社会。从商代开始，有文字记载就是奴隶制，一直到周的前期，还是奴隶制。到周的后期，奴隶制开始解体，出现了动乱，奴隶制解体了，封建制开始产生。这是个交替的过程，中国出现了动乱的状态——战争。从春秋战国开始，战争连续不断。处在动乱状态下，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是天下太平，动乱停止，政治走上轨道。

中国人有没有神的意识?当然有，像图腾崇拜，崇拜狼、崇拜蛇等也都有，但是最主要的是崇拜帝。崇拜帝又和另外一个观念连在一起，就是认为地上的统治者和天上的统治者是有关系的。地上的统治者君主都是天帝的儿子，他本来就受帝的保护。不过，不好的统治者常常被人推翻，如夏朝的统治者夏桀被商汤推翻了，商代最后的统治者商纣王被周武王推翻了。于是人们对天的神圣性产生了怀疑，所以，到周代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从单纯重视天转向重视人，所以就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观念。这是排除有目的、有意识的天的作用，承认人的作用和价值，这是中国人文运动的特点。显然，这与西方不一样。中国人文意识重视人有两种主要的趋向，第一种是重视人力，第二种是重视人心、人的精神生活。总的来说，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金律，被现代人所接受，而且在世界上广泛被人们所接受，这是很了不起的。

梁启超讲过：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如果要寻求知识的饥荒在西方找材料，寻求精神的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中国的现代哲学家所秉承的很多思想，根在中国古代，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文意识特点，造成中国现代哲学的侧重点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摘编自张文儒《中国现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

一人一校一国家

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

1898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做家馆老师，教授其子弟。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

张伯苓从南开中学创办起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重视修身教育，每周亲自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张伯苓当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他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从此终身不再吸烟。南开在校学生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学校，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举办天津市运动会，自己也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

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其中南开女中始建于 1923年，到了 1924年，就已经有四名女子进入南开中学和男生一起听课了。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热心襄赞国事。很多南开学生、校友，向往延安革命圣地，请张伯苓代为介绍，他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将大批有生力量迁往抗日后方。张伯苓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经常用亲身经历的“国帜三易”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11月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后，基于对抗日战争时局的清醒认识，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1938年12月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平津沦陷，当时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多有不便，惟独南开中学从容应变，弦诵未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当南开校园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张伯苓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投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1949年4月，蒋介石两次到张伯苓住所，要求先生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任其选择。张伯苓始终不应。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三次劝行。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拒绝了蒋氏最后的邀请。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摘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