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美术承载了中华美育大德至善的社会理想。自古及今，美术都是中华美育的重要承担者和传播者，蕴涵了立德树人、以美育人、美德结合的价值观念。

②谈到中国传统美育，人们常会追溯到《礼记·乐记》之“乐与政通”和《诗大序》之“美教化，移风俗”的乐教、诗教思想。在这些思想中，美育具有近德、辅政的功能，并通过诗文、图画等形式共同实现。因此，从上古三代至秦汉魏晋，美术与“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的道德教化紧密相连。

③近代，虽然“美术”概念与相关学科建设均紧随历史进程不断更新，但以美辅德的美育核心观念依然未变。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道：“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上世纪50年代，张葱玉在《古代绘画的厄运与幸运》一文中指出：“人民和一切艺术工作者乃有可能接近并认识祖国艺术的伟大传统，从这些艺术品中得到营养和教育，从而发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通过这些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大家学者都认为美术能够滋养人心，进而辅翼德化、补益家国正道。

④另外，从古代以壁画、雕塑中的形象和故事来劝善止恶，到近代李叔同、丰子恺等人以护生等题材绘画引人向善，从诸种实例中都可以发觉：家国大德润濡了个体的至善，个体向善又融汇成国家和民族的大德。这其中，美术的功效不容忽视。以记录时代精神、蕴涵正能量的美术创作弘扬中华民族的大德与至善，恰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和美育实践之所需。这种凝注道德关怀、家国意识之阳刚大气的艺术风范，既是中华美育传统赋予美术创作的天性，也是抵御和匡正时下某些形式浮华而本质虚空、一味推崇浅簿娱乐而忽视高远追求的艺术创作之利器。

⑤美术应担负起中华美育知行并重的实践使命。《荀子》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中国文化素来讲求知行并重，中华美育导源于此，这一特征随之浸润其身。

⑥全面、系统地研究美育理论是推进美育工作的必要基础，而进行多层次、多途径的美育实践探索及相关经验总结也是望中所期。以美术为立足点，观察当前的美育实践，有如下几点有待思索的问题。

⑦在融媒体时代，需要找寻契合现代节奏和年轻人接受习惯的美育途径。比如，尝试更新经典美术作品传播手段，使其与大众审美习惯、思维方式对接，滋育年轻人亲近经典的旨趣和能力。把美好的思想与情感传播给大众，才能在融入当代气息的同时承古开新，承嗣中华传统艺术渊雅精微之美。

⑧我国公众，包括整个青少年群体，与博物馆、美术馆的常态化亲近程度，还有深化、提升的空间。同时，目前还存在地区、城市之间美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面对这一现实困难，艺术类院校众师生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美育普及工作，部分院校可以积累一些经验，如成立美育实践基地、开展美术等艺术专业支教活动。

⑨努力构建一个崇美、知美、弘扬美、实践美的社会环境，让美育突破学院围墙，拓展到整个社会。近年来，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美术馆在硬件上为普及美育提供了一定支撑。但以美术全方位滋养民众身心，营造宽宏的美育空间，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⑩林风眠曾说：“艺术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艺术的第二种利器，是他的力！”这美与力，也是中华美育传统给予当代美术的一份殷殷希冀。以美术之美化育个体的醇雅人格，以美术之力推动全民族的文化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9-3-24期，有删改）

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

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他曾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到延安，拜见***、朱德，为他们当翻译。1936年7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陈翰伯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是***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有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1958年8月，陈翰伯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文革”时期写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接手商务印书馆后，陈翰伯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此后8年，可谓功勋卓著。汪家熔曾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社会科学经典395种；经济学著作115种；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有93种；历史和历史学66种；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说到先行者，是说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略举两例。

其一，为***等职务。

(摘自“百度百科”)

②在政治运动中，一批学者和翻译家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陈翰伯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卷着铺盖到北大“蹲点”，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众多“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得以出山，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来大的影响，但在“文革”中，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被批判为“招降纳叛”。

(摘自吉祥《陈翰伯是谁？》)

《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生动的批判的历史。《史记》中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大胆地进行历史批判，他指斥君王，贬抑权贵；歌颂“叛逆”，同情贫弱；他揭发历史的黑暗，抨击人类的罪恶，用敏锐的目光、正义的观感、生动的笔致，纵横古今，褒贬百代。司马迁执行历史批判有四种形式，一用标题，二用书法，三于叙述中夹以批判，最重要的是各篇之后的专评，即“太史公曰”。

用标题执行批判的例子，如列项羽于本纪，列孔子、陈涉于世家；范蠡本是越国的大夫，因为他曾“治产积居，与时逐”，所以不列入官吏，列之于货殖；子贡本是孔子的门徒，因为他“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故不列于儒林，列之于货殖。对于一般的人物列传，以其人之名标题；而独于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等则以其人之行为标题，暗示作者抑扬之意。用书法者，如书孔丘则不名，曰：“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书孟、荀则直称其名，曰：“孟轲，邹人也。”“荀卿，赵人。”书老、庄亦不名，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庄子者，蒙人也。”书孙武，则在名与不名之间，曰：“孙子武者，齐人也。”这样的书法正是不说话的批判。不书名表示司马迁对其人的最大尊崇，书名表示对其人并不如何尊崇。《史记》有在叙事中夹以批判者，《晁错列传》末载邓公对景帝之语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用他人的言语在叙事中兼示批判。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负责的批判，也是《史记》的灵魂。司马迁“贬天子，退诸侯，斥大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执行他对历史人物的批判。司马迁借贾谊评秦始皇曰：“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评二世曰：“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司马迁不但对前代帝王有贬辞，对本朝帝王乃至对他的当今皇帝亦有微词。如《叔孙通列传》中评汉高祖曰：“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这就无异说，刘邦“谋计用兵”以外，一无所长。司马迁在《封禅书》中讥讽武帝惑鬼神，求神仙，迷巫祝，信方士。而陈涉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是一个叛逆，司马迁把陈涉的起义比之汤武的革命、孔子的作《春秋》。他在《陈涉世家》中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又说陈涉起义之时，虽圣人之徒，也去参加他的革命。

从以上的评语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善与所恶，所贤与所贱，所是与所非；《史记》不仅是为了叙述历史，而且是为了批判历史；司马迁作《史记》不是为了清算古人，而是为了要从古书中找出一些历史教训，教育他同时并世的人。他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这是他作《史记》的用意。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批判，有些不合于封建的教条，所以班固批评他说：“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而刘向、扬雄等皆称“迁有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摘编自翦伯赞《司马迁的历史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