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叙事艺术

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这是普通常识。但在文学叙事中，就出现了两个时间：一个是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一个是讲故事人讲的时间。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可以称为“故事时间”；讲故事人可以根据讲故事人的需要，把时间打乱，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前面讲，把前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后面讲，这就是所谓的“文本时间”。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中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几大战役”的描写莫不按自然时间演进。可能受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篇《左传》的影响，后来的《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莫不如此。为何《左传》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多按自然时间顺叙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尚农”，崇尚的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看重耕田种地，而耕田种地当然要对四时的更替特别敏感。因为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守时、顺时，是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对于那些在精神领域活动的人来说，也明白“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道理。这种从农业文明滋长出来的文化观念，都不能不影响叙事文学对于事件演进时间的把握与运用。即从守时到顺时，折射到文学叙事上则是更重视顺叙，认为顺叙最为自然，也最能为大家所接受。

《左传》和其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即使有倒叙的逆时间演进，也与西方神话、小说的那种倒叙的功能有所不同。西方叙事作品擅长逆时的倒叙演进，把人带到一种震惊的、出乎意料的状态中，由此造成强烈的悬念，产生惊心动魄的效果。这就让人联想到西方人在大海上坐船来往做生意，此时还是风平浪静，突然风暴兴起，船只摇荡，甚至不幸沉没。因此西方小说的倒叙往往留下了海洋文明的印痕。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也有逆时的倒叙演进，但往往是激烈冲突过后的一种绵长的回忆，一般很少产生那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以“初”开始叙述，所有的矛盾都已经结束，郑庄公己经打败了向他挑战的亲弟弟，他在颍考叔的帮助下，得以在“黄泉”下与母亲姜氏相见，挽回些许与母亲的感情。这种逆时倒叙演进，绝无惊心动魄的效果，也没有让读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

《左传》对中国文学叙事发展的影响很大，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左传》是有意义的。

（摘编自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

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武术技击表演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中国武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舞蹈艺术的神韵，中国武侠电影在汲取武术的外在形态和神韵的过程中，形成了武打动作的舞蹈化风格，生龙活虎的武术技击在银幕上便演变为一种优美动人的武术之舞。由于武术打斗在电影中是高度艺术化和表演化的动作奇观，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银幕上的“武舞”，即武术之舞。

中国武侠电影的武打技巧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动作表演。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打斗、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武打与剧情、与情景、与人物性格的相互交融。中国武术进入电影之后，演变为一种以艺术表演为主、击打对方为辅的武术之舞。观众在欣赏一场技艺精湛的动作搏击时，实际上看到的是一场在“影像舞台”上展开的武舞表演。

中国武侠电影在它极具表演性的武术对打和曲折委婉的故事情节中，隐含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式的文化伦理，这是支撑整个武侠王国的精神构架。包括武侠电影中的人物所归附的不同武术门派，所采用的各种剑术、拳法，其实都带有特定的伦理色彩，都会与武侠道义和社会道德相联系。作为武侠电影的“主题道具”，刀剑的选择与使用同样具有艺术的表述功能与文化意义。

中国武侠电影在人物性格的创作上，严格依循着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美学原则，并通过善与恶的尖锐对立，美与丑的鲜明映照来建立影片的叙事体系和价值体系。由此，中国的武侠电影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人物谱系：以英雄义士为主体的善的形象和以奸臣贼子为主体的恶的形象。同时武侠电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家族为本”的武林道义、“义非侠不立”的精神取向和“善恶有报”的世俗伦理等，建立了武侠电影特定的伦理构架。

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注重武德的电影作品，特别是对暴力的表现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暴力的喜剧化、舞蹈化、诗意化等消解暴力的有效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武侠动作片的“国际化”正在改变世界电影中暴力影像的存在方式。

事实证明：武侠电影所蕴藏的商业潜力，已经成为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中国的武侠电影因其无可比拟的武艺和神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电影界的青睐，从而使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国际化进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摘编自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及其文化精神》)

最坏的时代是因为好人都选择沉默

羽 戈

①“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更因为好人可怕的沉默。”这是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此名言在中国引用率极高，有时还被“改头换面”，以适应中土的气候，如最常见的这一版：“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无论翻译的版本怎么变化，批判的方向却始终不变：好人的沉默。

②有待追根究底的问题，不是事实，而是事实背后的成因：面对明目张胆的谎言、惨无人道的暴行、千夫所指的罪恶，国人为什么漠然旁观，甚至默默扭过头去，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③流行的答案：因为恐惧。的确，不论是纳粹的焚化炉，还是红卫兵的皮带扣，不论是独裁者的枪口，还是暴民的铁棍和匕首，都会让观者感到恐惧，脊背发凉，手脚发软，面无人色，肝胆俱裂。我们暗暗祈祷，施暴者凶恶的目光不要停留在我们身上超过一秒钟；我们愿以旁观与沉默，换取暴力的豁免。只是，最终能否豁免于暴行，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旁观与沉默，只可能使我们手中的砝码越来越轻，施暴者手中的权力越来越重。

④然而恐惧与沉默的关系不止于此。沉默不仅是恐惧的产物，它还是恐惧的重要。想象一下，当暴行发生时，观者茫然失措，冷眼相待，没有人呐喊，没有人反抗，近乎死寂的沉默，必将使暴行愈发肆无忌惮；暴行的猖獗，必将加速恐惧的弥散与传播。

⑤除了恐惧，沉默如瘟疫一般蔓延，还有一个原因。泽鲁巴维尔认为：“社会习俗告诉我们不要去关注不该关注的事物。”我们该在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说谎，什么时候呼喊口号，什么时候歌功颂德，早已被权力规训、洗脑、潜移默化。当恐惧权力成为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一种模式，恐惧便不再需要理由，不再需要追问“为什么恐惧”，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⑥此间的沉默，则是一种合谋，既是沉默者与权力的合谋，也是沉默者之间的合谋。“说话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就可以，沉默却需要所有人的配合。”沉默因此成为了一种集体行为。集体沉默不仅会强化个体沉默，还可以庇护个体沉默，个体将从巨大的集体那里寻找保持沉默的理由，并在被问责之时，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向集体，所以出现了这样的西谚：“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在此情境之下，个体要打破沉默，不仅要战胜自身的恐惧，还要冲决集体的网罗。这注定了呐喊者的命运，不是被视为叛徒，就是被视为疯子，他们最大的敌人，有时不是权力者，而是身边的看客。基于此，沉默者往往被指控为邪恶的帮凶与同盟：不仅默许、纵容、鼓舞暴行，还在抵消对暴行的反抗。

⑦第三个原因，当沉默者不甘沉默试图发声时，却无奈发现自己失语了，他们的喉咙，被钳制太久，已经丧失了自由言说的功能，要描述自由、真相，却无词可用，无以名状，只能感知，无法言说，这就是沉默的代价。

⑧除了自由言说，公共言说亦如是。几乎所有的强权者，都企图压缩公共空间，将民众孤立为原子。公共空间的丧失，不但导致公德被败坏，还导致公共言说被扭曲。纵使经过数十年的重建，公共人的言说方式还严重依赖私语体系，混淆公私，无时不在，公共说理，亟须补课。

⑨这三点，尤其是前两点，大抵可以诠释“好人为什么沉默”。明乎此，才能更进一步探寻怎样打破沉默。窃以为，只要沉默者拥有最起码的良知和理性，他们便会不满于沉默的状态，他们应该认识到，沉默暂时是沉默者的通行证，却终将是沉默者的墓志铭。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警告的：“我们看到真相却一言不发之时，便是我们走向死亡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