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改革后，学生在校成绩以及综合素质将成为重要的录取依据和参考。根据河南省高考方案，高考招生录取基于“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是指统一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一参考”就是指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招生录取参考条件。

以河南为例，有专家指出，河南版的《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在评价内容上，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大方面与教育部保持高度一致。但也有其特色，例如在思想品德方面，增加了违规违纪和有无违法情况的评价内容，便于学校管理与记录。

不只河南，全国多省份都明确将综合素质纳入到学生录取的重要参考因素。专家认为，综合素质评价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个性特长、扭转“唯分数论”的重要举措。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刊文《27省份高考改革方案出炉综合素质成录取重要参考》）

材料二：

2018年，全国一多半的省份将从秋季入学的高一年级开始，实行新的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制度。所有省级行政区域均突破文理界限，由学生跨文理选科，均设置“3+3”的考试科目。前一个“3”为必考科目，为统一高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除个别省级行政区域仍执行教育部委托的分省命题任务外，绝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域均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后一个“3”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学考”）选考科目，由各省级行政区域自主命题。

浙江省外语科目和3门选考科目均一年两考，每个学生最多有两次机会；其他省目前对外语科目提供两次机会，很多省份均表示要创造条件增加提供两次机会的科目。

学考的具体安排和作用方面，浙江省实行高中学考与高考科目在同一次考试中相结合的办法。同一科目命制两种试卷，一种为“必考题”（满分70分），作为单纯的“高中学考”；一种为“必考题+加试题”（满分100分），“一考两用”。其中“必考题”的成绩作为“高中学考”成绩使用；“必考题+加试题”作为“高考选考”成绩使用。两种试卷同时在不同试场开考，后一种试卷多半小时的考试时间，其中必考题试题相同。两种试卷的考试均允许学生跨年级参加，每位考生最多有两次考试机会。

其他地区把高中学考区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分开组织考试。合格性考试分散在高中三年安排，等级性考试一般安排在高三年级，仅限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参加，其中上海市对地理和生物两科分别在高二（下）和高三（下）提供两次机会，每位考生只能参加一次考试。合格性考试是高中学生毕业和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主要依据，等级性考试用于统一高考招生。

（摘编自边新灿等《中国考试：全国30个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比较》）

材料三：

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域均明确要逐步减少、合并乃至取消录取批次。浙江从新高考首届学生毕业的2017年起，除特殊类型（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定向招生等）提前录取外，统一高考招生取消所有录取学校批次，纳入统一高考招生的本科院校和专科（高职）院校同时填报志愿、投档录取。

按专业（类）还是按院校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志愿设置成为关注焦点。各省级行政区域，基本上都明确高校按专业（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基本上确定了“1门对应即可”的机制。但具体是按院校还是按专业投档，只有少数省份已经在改革方案中提及。浙江在2014年即明确“考生志愿由‘专业+学校’组成”，实行基于专业的志愿运行模式，录取时直接投档到专业录取，充分尊重学生既要选学校又要选专业的选择权。

 （摘编自“南昌教育信息网”刊文《解读全国各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

材料四：

2017年高考中，计划在浙江招生的近1400所高校里，有500多所高校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各高校所有专业（类）中，54%不限选考科目，46%设限选考科目，其中设限范围为3门的占33%，2门的占8%，1门的占5%。选择物理、化学、生物组合的考生，可选考95%的专业；选择政治、历史、地理组合的考生，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生，可选考66%的专业，比现行高考34%的选择面，高出近一倍。

（摘编自“浙江省教育考试网”刊文《2017年浙江省高考选科组合报考统计》）

材料一：

《流浪地球》的票房奇迹，加上此前《三体》的热销，刘慈欣的作品影响巨大，但社会各界的评价却颇有两极分化之势。

刘慈欣的大多数作品都没有精巧的剧情或百转千回的人物感情，更多是直接甩出一个个宏大震撼的设定，靠设定本身为读者带来审美快感。在笔下，主人公与他人的情感联结不过是宇宙规律中很小的部分，和人类命运、宇宙洪荒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刘慈欣自称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他坦承自己“喜欢文学因素较少、科幻因素较多的科幻作品，一直认为，透视现实和剖析人性不是科幻小说的任务，更不是它的优势”，甚至有过“把科幻从文学剥离出来”的激进想法。在写作的过程中，刘慈欣却逐渐意识到需要保持“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平衡、思想性与可读性的平衡、作为文学的科幻与作为商品的科幻的平衡”，他后来的作品“正是这些平衡的结果”，这“或多或少地背叛了自己的科幻理念”。

刘慈欣对文笔也并不是没有自觉。他评价阿西莫夫的文笔，“平直、单色调、刚硬、呆板……几乎所有这类文学上的负面词都可以用来形容他的文笔”，却又话锋一转，表示“这种笔调无论如何是不适合文学的，但却很适合科幻，也使他的小说风靡世界”。刘慈欣对于他敬仰的阿西莫夫的描述，显然也适用于他自己的文风。

（摘编自冰村《刘慈欣：黄金年代的守望者》）

材料二：

为什么有人认为科幻小说欠缺文学性？

科幻小说描绘幻想世界，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某些相似性，但是在细节设置和整体结构方面，幻想世界是超出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和人的行为心理的。一般的小说在进行情节描绘的时候，存在一种天然的便利性，作者不用浪费笔墨在整个世界的构想上，细节的描绘和推陈出新就成了这些小说的长处。作家也不必为新的人际关系、社会行为、世界结构负责，只需直接去描绘既有世界下细微的情感波澜和社会反应即可。相比而言，每一部科幻小说都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每个细节都牵涉新世界的结构，要为人物的行动设计好相应情境，因此他们必须不断插入结构因素的解释。作家一旦将笔墨只集中在这些大的框架上，作品整体的文风就不免显得疏阔。读者依据传统的阅读体验去衡量，往往就会觉得科幻小说过于粗陋，即便是《三体》，在人物设置和情感描写上也显得新异有余，细致不足。

从题材来说，科幻小说关注探索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对细致的形式也产生排斥，从客观上导致了科幻小说文学性的欠缺。探索的乐趣在于惊奇，要达到惊奇，必须在情节设计上出乎意料。遥远星系、微观世界、新奇未来、不断穿越……在这些或恢宏或奇诡的题材的映衬下，科幻小说对形式的探索并不用力，因为形式探索无法与新奇世界的探索形成同等的阅读快感。

可见，科幻小说的特性导致了它的努力方向不会是传统的文学性，而集中于新世界的探索以及新世界人性结构的深度开掘，其实这些方面自有其文学魅力。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反过来看待科幻小说呢？文学理论家卡勒提出，文学性其实就像杂草。没有任何一种草天生就是杂草，杂草是根据人们的目的来划分的。如果希望庭院里种的是鲜花，那么任意生长起来的蕨类植物就是杂草；如果希望种植野菜，那么偶尔生长的鲜花就是杂草。文学史中的文学性已经形成惯性，但是这并不表明所有的文学性都是如此。如果缺乏变革意识，那么我们就陷入将文学性纯粹化、永恒化的误区，而这种态度忽视了文学性形成的机制。

文学性重要吗？重要。一种文学范式稳定之后，各种文学规则才得以确立。但当新的文学样式崛起，挑战既有文学范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有的文学性不足以涵盖新的文学样式，这时文学性本身也要改造。在科幻作品面前，假如不顾时代的要求，把文学性固化，那么科幻小说会沿着自己的方向掘进，而将基于文学史树立起来的文学性抛在脑后。

（摘编自王峰《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

材料三：

科幻小说是姓“科”还是姓“文气一直有争论。就如武侠小说是武侠题材的小说，不等于武术和侠行；侦探小说是侦探题材的小说，不等于刑侦侦破；科幻小说是科学幻想题材的小说，不等于科学技术。科幻小说当然姓“文”，是将科学想象寄予文学思维的一种文学文类。以刘慈欣、王晋康和韩松这“三剑客”的作品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文学思维有了明显变化：一是因果关系的时间叙事结构已被打破，现实和虚拟交织的时空组织造就了结构的精美；二是类型小说的通俗化和现代主义的意念化成为小说情节模式的重要形态。

《三体》的第一部《地球往事》基本上还是时间叙事；第二部《黑暗森林》时间叙事渐渐弱化，空间叙事上升为叙事主体；到了第三部《死神永生》中，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结合在一起，小说叙事由空间对抗变成融合循环，形成一个精美的轮回式的叙事结构。类型小说的情节模式在刘慈欣和王晋康的小说中相当明显，而韩松的叙事有着鲜明的现代主义的变异风格。

（摘编自汤哲声《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思维和边界》）

材料一：

国家中心城市，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的处于城镇体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这种功能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多方面。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五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和定位。2016年至2018年，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发函支持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材料三：

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城市，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建设这些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促进中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引领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这些城市要代表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要带领所在区域的城市群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网络，抢占我国在全球城市体系和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制高点。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都是所在区城城市群的核心龙头城市，要强化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这些中心城市建设除了关注自身功能提升以外，还需要充分加强与周边城市区域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推进区域人口、产业、交通、生态、公共服务、市场要素和体制机制一体化对接，建设高效联动、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群区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区域整体均衡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要对所在区域文化的渊源、发展、地位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主动承担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对外要展示地域特色文化，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对内要保护城市的文化根脉，加大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的正面宣传力度，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来说，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在质量。未来一个时期，在面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新时代提出的新目标进行系统思考和准确把握，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让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

未来一个时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将在产业布局、交通网络、通勤就业、生活居住和管理制度等几大领域呈现一体化趋势，城市体系将由等级结构向网络扁平化转变。未来一个时期，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塔尖城市，应通过人本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这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条件，从而使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城市空间环境实现品质提升，使城市成为宜居宜业的乐土。

（摘编自《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