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城市管理者创办大型文化活动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考量，当然其中也有民生的考量。然而，大型文化活动在创办、设计，评估等一系列环节中如何强化民生意识，却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②考查如今众多的大型文化活动的创办动因，我们发现，过多重视精英需求，过量强调经济效益，轻视民生需求，忽视百姓意愿的现象不乏其例。这样的功利目的是大型文化活动的目标追求吗？必须承认，正如多元社会是由不同阶层的人群组成一样，我们的文化活动也应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但我们还应承认，现代耗费巨资的大型文化活动往往是由政府创办，而政府代表的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理由只为少数人服务，将一个牵动全城甚至打造城市标志的大型文化活动办成少数人的自娱自乐。民生意识是大型文化活动创办之本，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如上海国际艺术节，从第—届开始，“人民大众的节日”这一办节宗旨就牢牢扎根在每一个操办者的脑海中，将艺术节办成万民同乐、百姓共享的文化大餐，正是艺术节所有工作者的共同追求。

③现代大型文化活动不管是专业类的、综合类的，打的都是组合拳。上海国际艺术节不仅总体结构上有演出、展览、群文、论坛、交易会、节中节六人板块，每年平均有近百个项目，品种繁多，样式丰富，风格迥异；而且一个板块，如演出中，就有芭蕾、交响、戏曲、话剧等多个艺术品种。但不管有多少品种和多少项目，不管从总体设计到项目设计，自觉的民生意识都是设计的灵魂和源泉。

④首先在内容设计上要充分反映民众的接受能力和需求。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设计承载着许多功能需求，既要服从活动定位的制约，活动目标的导向；又要服从个性要求、文化追求的满足；还要服从市场繁荣、产业发展的支配。然而民众需求和接受能力却是内容设计的根本立足点。不要说本来就以吸引最大化民众参加为目标的上海旅游节以此为首要考虑，即使是艺术含金量较高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聚焦电影艺术家和专业人士的问晌，也不敢稍存怠慢民众之心。

⑤其次在形式设计上要细心考虑民众的参与欲望和方便。一方面大型活动的举办有凝聚城市人气的动因；另一方面已逐步殷实起来的市民有参与文化活动、追求精神享受的需求。两者的聚合是大型文化活动之所以越办越多，越办越兴旺的根本原因。因而在大型文化活动的形式设计上，就必须细心考虑民众的参与方法和途径。

⑥再次在总体设计上要高起点考虑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大型文化活动应该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是政府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切实保障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地享有这种高质量服务体系的需要。上海国际艺术节运作体制的四句话：“政府推动，社会支持，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就精辟地体现了这—理念。

⑦评估一个大型活动成功与否有很多指标：内容是否精彩，形式是否创新，票房是否火爆，等等。然而，在诸多评估指标中，最根本的应该是民众的反应。没有这—点，其他指标难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活动本身也难以实现它创办的宗旨和目的。因此，大型文化活动在建立自己科学的评估体系中必须自觉强化民生意识，将民众的反应放在首位。

⑧大型文化活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眼球经济。社会的关注度是任何一个活动的操办者所极其看重的，然而在具体考量中常常会偏重专业界的关注而轻视百姓的关注，将专业关注代替社会关注。我们并不否认，大型文化活动大多带有一定的专业性．需要专业界的认同。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不能引起音乐人和音像公司的关注，很难想像它能够成功举办。但如果它只能吸引专业人士的眼球，而无法打动广大民众，也很难想像它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⑨一个大型文化活动其内容的构成难免有雅俗之分，自古以来众口难调。从专家明星到平民百姓都一致叫好是—种理想境界，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却是一种常态，关键是我们以哪一张“嘴”的评价来作为活动评估的主要标准。大型文化活动因其公益性质，政府背景及其承载的社会功能使我们不得不把评估的天平倾向于民众的”嘴”。我们需要专家的百张“嘴”，更需要民众的万张“嘴”。

⑩笔者曾经观摩过—场耗费巨资、场面壮观的大型情景剧。这台原被炒作成大型文化活动亮点的剧目，吸引了两万多观众前往。然而演出未经过半，观众不仅不给掌声，甚至干脆起身走人。事后，一位专业人士对笔者说：老百姓用手和脚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这场演出的态度。而著名盲人歌唱家波契利上海演唱会尽管没有豪华的布景和精妙的包装，但全场八千多名观众把如潮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地献给了这位音乐界的奇才。不给掌声和如潮掌声，鲜明的对比给出了真实而残酷的评判。

(节选自张福荣《大型文化活动的民生意识》，原载《文汇报》。有改动)

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扶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城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

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码，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城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廉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中计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以二维码为代表的“条码支付”迅速发展。据了解，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裁人之间货币资金特移的业务活动，通常包括“扫码付款”和“扫码收款”两种方式。

不过，扫码支付在走入人们生活的同时，风险也逐渐浮出水面。

据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资深合规总监唐凌介绍，相比于银行卡支付，条码支付没有物理卡片载体，也缺少专业设备支持，在信息安全方面存在一定隐患。比如，不法分子通过手机病毒，将消费者手机中的支付账号、密码、身份证信息、联系人信息、照片等隐私信息窃取，甚至可能通过直接截获短信验证码来盗刷手机用户银行卡。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未报记者来访时表示，条码支付由于门槛较低、成本低廉、支付便捷，近年来受到了商户、消费者、银行及支付机构的青睐，在服务普通消费者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从技术层面看，二维码通过几何图形来记录数据和储存信息，支付终端缺乏识别与拦截功能，就可能产生安全漏洞和隐患。从市场层面看，部分支付机构在拓展业务时，通时不当的交叉补贴、滥用优势地位来排除和限制竞争，导致不公平竞争。从合规层面看，部分市场机构片面道求业务发展速度，违规发展商户，带来各类安全隐患。”董希淼说。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月4日）

唐宋时期是中国正统诗文发展的高峰，从唐至今，诗文选本有一两千种，现存的这一两千种唐宋诗文选本可分为唐诗选本、唐文选本、唐诗文选本、宋诗选本、宋文选本、宋诗文选本、唐宋诗选本、唐宋文选本八类，这八类选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但当代的整理研究工作却相对滞后。

从学术价值来说，一是保存文献之功。以唐人选唐诗为例，不少中小诗人的作品因选本得以留存至今。如刘昚虚诗，《全唐诗》存13首;陶翰诗，《全唐诗》存17首;元结《箧中集》收沈千运等7位诗人24首。有些家族性、地域性选本，辑佚的材料更为丰富，这些选本中还有大量的异文可供参考，如《河岳英灵集》中的李白诗，就有不少异文，对研究李白诗歌有重要意义。二是批评史价值。选本对具体作品的选择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可以引导一个时代或一段时间文学发展的走向，如清人王士祯《唐三味集》，倡导“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于是清空淡远的诗歌流行一时;沈德潜《唐诗别裁集》，首重“鲸鱼碧海”“巨刃摩天”之风，兼及王士祯之说，于是平和厚重之风流行。通常选本都有一篇或数篇序言，有的还有跋文，唐宋选本也不例外，这些序跋或为选者自撰，或为师友所撰，作者常常在文中发表议论，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即产生于此。如姚铉《唐文粹序》认为“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提倡“幽情单绪”“孤怀”等等，无不对当时文坛产生重要影响。唐宋诗文选本中有大量评点材料，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评李白“白性嗜酒，志不拒检”，评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等，均被后世奉为圭臬。又如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被称为我国“古文评点第一书”，开古文评点之先河。明清两朝，诗文评点蔚成风气，唐宋诗文无疑是评点家关注的对象。

从文化价值来看，选本作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当下的境遇还不尽如人意。要改变这一现状，应从两方面入手：学术层面上，应加大对古代优秀选本整理的力度。现在唐人选唐诗已有较完善的整理本，但宋代至清代的选本，有许多沉埋在图书馆或博物馆中。普及层面上，与广大受众对唐宋诗文的喜爱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目前流行的选本尤其是新选新注本数量太少，影响不大。唐诗选本最流行的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唐诗选》，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但毕竟是40年前的作品，且选诗数量较少。2013年出版的刘学锴先生《唐诗选注评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唐诗选本，该书集逸、注、评、鉴为一体，学术性很强通俗性稍有不足。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久负盛名，但选诗与注释过分展现学者的学术个性，选诗数量少。除此之外，还有一两种宋诗选本行世，但影响面有限。建议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唐诗选》《宋诗选注》《唐文选》《宋文选》等选本列入大中学生的参考书目，并推出导读系列丛书。

（摘编自丁放《唐宋诗文选本的现代价值》）

材料一：

人工智能的方兴未艾，让“家教机器人”逐渐从梦想照进现实。

如今的“家教机器人”具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回答孩子不少疑问。在选购智能“家教机器人”的受访家长中，看重其定制化、私人化配套学习方案的有50.20%，重视解答多学科问题的有50%，认为它能够实现家庭内部教育、足不出户、方便家长的有34.6%，喜欢它拥有海量教育资源的占30.8%。“家教机器人”也已经出现在农村家庭。即使要花费几千元钱，一些农村家长也不吝付出。

尽管“家教机器人”具有一定的辅助学习的功能，但它不能替代父母的陪伴。“家教机器人”功能再强大，科技再发达，也仍然需要家长用灵魂和爱为孩子的教育注入生命力。

再高明的“家教机器人”，和孩子们之间也只是一种人与工具的关系，孩子们的情绪、情感，“家教机器人”难以感同身受，只能机械化、模式化地进行反馈，做不到“想孩子们所想，急孩子们所急”。更何况，“家教机器人”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沦为一个高级玩具，这一点在乡村家庭表现得尤为突出。

现代化的进程让一些人患上了“技术依赖症”，什么问题都指望通过科技手段来解决。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不光有知识的学习，还有精神世界的发育和建设，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能缺位。

（摘编自杨朝清《“家教机器人”不能替代父母陪伴》，《北京日报》2018年12月19日）

材料二：

为弄清楚具有一定“社交”功能的机器人对人类尤其是儿童的影响，英国、德国等国研究人员采用“艾氏范式”测试法让参与者独自或者在有3个人或3个社交机器人在场的情况下判定屏幕上四条线中哪两条长度相同。

一般来说，在“艾氏范式”试验中，当人们独自做出判断时，基本不会出错。但当有其他人参加时，他们倾向于与其他人保持一致，即便其他人出了错。这就是所谓的“同伴压力”。

在最新的“艾氏范式”试验中，有2/3的“人类同伴”或“机器人同伴”会首先有意地给出错误答案。结果显示，成人参与者通常给出与人类同伴一样的答案，但不会受到机器人答案的影响。不过，儿童明显会受机器人同伴的影响。当儿童独立做判断时，正确率为87%；有机器人加入后，其正确率降为75%，且错误的答案中有74%与机器人相同。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机器人学》杂志上指出，机器人作为儿童教育助手或儿童治疗师广泛应用的时代并不遥远。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机器人提供的信息有可能对儿童造成显著影响，所以可能需要讨论是否应该出台诸如监管框架之类的保护措施，积极发挥机器人对儿童的正面影响。

（摘编自周舟《机器人或对儿童思维影响大》，《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8月18日）

材料三：

此前，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调研组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往往是因为亲子关系存在四类问题：一是“不了解”，即父母不了解孩子在网上干什么；二是“差关系”，即父母在线上和线下都没有跟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三是“缺引导”，即父母放任孩子玩手机或电脑，没有在时间和内容等方面进行必要的约定引导；四是“坏示范”，即父母自身也是个沉迷网络的“低头族”。

因此，对于孩子玩网络游戏，家长一定要避免两个极端：一种认为网游是洪水猛兽，家长把持网络的控制权，绝对不让孩子接触网络游戏，这反而会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二是听任“电子保姆”控制孩子，直接把手机、电子产品扔给孩子。实际上，过度控制和过度放纵，都不是真正的教育，而且都容易使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情况更加严重。更重要的是，家长一定要做好榜样，首先自己不能当网络游戏沉迷者。

（摘编自付丽丽《长期玩手机影响大脑发育？》，《科技日报》2018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