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家”之一黄庭坚，诗书俱佳，与苏轼并称“苏黄”。黄庭坚书法对当代书法创作有多重意义：对其形式语言的模仿借鉴，是书法学习的初级阶段：对其书理的发现运用，是书法学习的中级阶段：对其天人合一精神的领悟贯通，是书法学习的高级阶段。这三个阶段，姑且称之为由“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再到“本我之境”。

这里的“无我之境”是指深入学习对象，意识不到“我”的存在。学习任何一门艺术或任何一种风格，对其形式语言进行模仿和运用是最为重要的基础阶段。为深入了解和学习书法对象，习书者需要做到“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需要澄心静虑，下大力气研究书法传统，深耕艺术经典，做到李可染先生所言的“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认真体悟经典艺术特点。在这个阶段，遵从要比变通重要，因为只有达到信仰的程度才会深入其中。专一不二是为“无我之境”。

进一步的学习则是了解与掌握书法经典的方法和原则，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即达到“有我之境”。这是对方法论的学习和掌握，大致属于“遗貌取神”，“神”就是艺术本体的方法和原理。例如，黄庭坚书理，体现在章法、结字和笔法等方面。黄庭坚草书的章法是“大九宫”原理，是穿插争让的“嵌合”之法。推而广之，凡是一流书法作品在形式上都符合“大九宫”原理和“嵌合”之法。黄庭坚的书法结字上灵活多变，他把每个字内部的矛盾关系——欹正、疏密、宾主、参差、虚实、向背、繁简等，夸张出来，又能处理妥当，创造了独特的结字法。黄庭坚的笔法也充满律动和涩势，中锋行笔，笔画圆劲而有弹性，如千里阵云，力透纸背，对后世影响很大。上述对黄庭坚书风的研究与熟练运用，属于“有我之境”。因为这个阶段不再是生吞活剥地搬用形式，而是开始回味审视所学对象，并运用其原理形成新的形式。不过，这个阶段还不是真正的“自我”，因为自我的独创性还未形成。

“本我之境”是出乎对象之外，发现与形成独特的艺术“自我”，即形成个人艺术独特的风格面貌。通过艺术历程中漫长的“无我”“有我”阶段，有作为的艺术家一定会形成独特的“自我”，即“本我”。“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是黄庭坚关于书法原创性的宣言，显示出他卓尔不群的铮铮风骨。黄庭坚最终从自然中获得书法创造的原动力。他在《山谷题跋》中写道：“张长史折钗股，颜太师屋漏法，王右军锥画沙、印印泥，怀素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索靖银钩虿尾，同是一笔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黄庭坚找到了书法艺术与自然规律相通之关键——“同是一笔法”，也就是从自然界发现书法创造的原动力。实质上，艺术家只有回到自然，在自然、社会、人生中得“道”，才会获得艺术创造的本源，从而通过“天人合一”的体验，创造出新的艺术风格。

（节选自刘宗超《书法研习三境界》，有删改）

材料一

鲤鱼是我国常见的一种淡水鱼，体态肥美，品种紫多，分布广泛，而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养殖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代，人们就已经有意识地在池塘里养殖鲤鱼，以供食用。

鲤鱼深受劳动大众的喜爱，这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一方面，鲤鱼肉质鲜类，是餐桌上常见的一道佳肴，王维的《洛阳女儿行》就有“侍女金盘脍鲤鱼”的诗句；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水产养殖业中，鲤鱼具有产量高、成活率高的特点，能为养殖人员创造极为可观的产业价值。著名教育家夏丐尊认为：“中国民族的重实利由来已久，一切学问、宗教、思想、艺术等等，都以实用实利为根据。”所以，在生活中用途广泛、价值较高的鲤鱼就脱颖而出，不仅成功吸引了劳动者的视线，还与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不谋而合，与民间智慧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人们在养鲤食鲤的生产生活中，逐渐产生了对鲤鱼的多样情感，有了精神层面的追求。鲤鱼成为劳动大众赋予艺术想象的对象，开始具备象征意义。

在民间，鲤鱼是吉祥富足的象征，人们常赠鲤以示尊敬和祝贺。明清以后，运用物象谐音组成吉语，给事物以象征意义，更多地是表达对农事、物产、年运丰足的祈祝，最终让它演化成迎祥纳福的吉祥形象。“鱼”与“余”同音，“有鱼”与“有余”同音，鲤鱼有了富足有余的寓意，“年年有余”“吉庆有余”等题材在民间绘画、剪纸、刺绣、印染、陶瓷中被大量使用，表达了对农作物丰收的期望，继而延伸为对命运、财富、机遇的吉祥祝愿。

鲤鱼，还被视为爱情的信使，寄托了人们最美好的情感。淡水鱼中的鲤鱼与人类最为亲近，又具有繁殖能力强、体态优美、色泽艳丽等特点，人们便将其与男女之爱联系到一起，情人之间传递书信也常常被称作“鱼传尺素”“鱼雁传书”。鲤鱼就这样成了爱情使者，闪烁着浪漫主义光芒。

在鲤鱼的美好寓意中，勇气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鲤鱼跳龙门”是民间的经典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勇敢坚毅的鲤鱼形象成为人们喜爱和追求的对象。传说黄河鲤鱼跳过龙门，就会演化为龙。这样的故事在不同地区也存在着大体相似的版本，它们有共同的母题和想要传递的精神：逆流而上，勇敢进取。后人也以“鲤鱼跃龙门”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的意外之喜，鼓励寒门学子刻苦读书，积极入仕。现如今，被社会广泛重视的各种升学考试和职位面试就是当代的“龙门”，人们想通过“大红鲤鱼”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从而实现精神慰藉，这正是相同社会心态的继承和延续，体现出民间文化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鲤鱼通过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想象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每一个象征意义的背后都蕴藏着一种文化心理，对这些象征意义的研究，正是对其创造者——劳动大众的心理需求与精神文化的探索，进而解释生活中各类相关现象的成因。

（取材于周启慧《鲤鱼的民间象征意义》）

材料二

近来，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等网络社交媒体上兴起了“转发锦鲤”的热潮。表述形式简单通用：一张锦鲤的图片，并附上文字“转发此锦鲤就会有好事发生”。如此简单的表述却能吸引大批人的点赞转发，尤其是在各类考试前夕，形态各异的锦鲤就会活跃在不同的分享页面上。

希望通过“转发锦鲤”给自己带来好运气，保佑自己顺利渡过眼前的难关。这似乎是文明的“倒退”——迷信，但有趣的是，转发锦鲤的人里面十之八九都是不相信借此可以转运的科学论者，事有不顺的转发者里面又大部分都清楚不顺利的事情另有因由，这样看似矛盾的现象却在我们身边普遍存在着。

自古以来，迷信似乎一直深植于我们的血脉之中。在科技极度落后的时代，我们因为知识有限，不得不将一切未知的答案推之于鬼神的力量，又因为生活艰辛却人微力薄、难以排解，便将信仰寄托于鬼神，以期获得心理安慰。这是不难理解的。然而现代人的“迷信”又从何而来呢？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生活节奏的加快，市场竞争的加剧，让我们在疲于奔命的同时，也被周围环境中无数不稳定的可变因素干扰着，我们越来越不确定我们是否能真正做好一件事，是否可以处理好任何突发状况。正是这种潜在的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使得大多数人纵使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同时也做好了充足准备，却也难免会有转发锦鲤只求心安的一时迷信。

但是，如果只是寻求心理安慰，那么可供选择的途径比比皆是，比如听音乐放松、再次检查一遍准备事项是否充分，为什么还是不断地有人转锦鲤呢？

这一方面在于人们心理上对于正能量事物的无限渴求：无论用来加强信心的方法有多少种，都不妨再试一遍。另一方面在于转锦鲤这一事情的“神奇性”：微博上、空间里到处都有人表示自己一转锦鲤好运就来了，这种渲染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这种途径的信赖程度。人从根本上具有强化因果关系的心理倾向，在一件事情发生后我们会下意识去寻求其原因，而把碰巧发生的事情归之于因果使然，但这两种事物实际上不过是“伪相关”。而看到这些消息的人，又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伪相关。因此，我们对于无法解释的事情的不可知性进一步转嫁到了迷信身上，这点和古代的民众如出一辙。

现代人转锦鲤纵然是迷信的一种表现，但我们的迷信仍然富有“科学”色彩。不难发现，我们迷信的对象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因为锦鲤自古便有着“鲤跃龙门”等好运象征，所以我们认为转发它能得好运是有道理的。并且我们迷信的手段也是具有科学性的，理智仍占据着我们大脑的主导地位。我们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诸如打人、放火便能转嫁厄运的言论；即使是转发锦鲤这种小事，我们也会懂得适可而止，不会转发几百上千次。这便是我们的所谓“科学”迷信。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当今，“迷信”一词并不再具有绝对的贬义。我们转锦鲤是因为我们有目前正迫切追求的事情，而它能给予我们更多的自信、乐观和希望。这是可以正面引导我们努力生活的积极的心理暗示，因此不失为一种可以排遣我们压力的良性手段。但是，这绝不能成为懒情的人拖延事情、试图不劳而获的借口，这种渴望小概率事件大概率发生的心理显然是对科学迷信的一种扭曲，丧失了客观理性的思考，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转锦鲤是可以有的，但是努力才是必不可少的成功秘笈，这才是现代“科学”迷信的真谛。

（取材于李琳《从转锦鲤看现代人的“科学”迷信》）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心系国家命运、思索民族未来、忧虑人民疾苦，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在这一“筑梦圆梦”伟大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公共性是知识分子的职业特征，这就要求知识分子必须要关心公共社会生活，必须对社会生活产生正能量影响。在构成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之中，家国情怀是维系知识分子职业标识和价值实 现的重要内容。为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形成以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为核心的家国情怀，担负起职业职责和时代赋予的使命。

家国情怀已经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炼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素来强调“内圣外王” 的治世理念和“以身许国”的救世情怀，自觉将个人追求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些精彩篇章向我们传递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高责人格和优秀品质。

家国情怀是滋养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必然素质。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需求。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就在于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回应所处时代最宏大最重要的问题，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我价值。这就需要深厚的家国情怀为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人类历史的实践也证明，那些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璀璨印记和光辉形象的知识分子，无不胸怀国家、兼济天下、心系苍生，甚至是为了家国理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我们矗立起了一道道广为传颂的精神丰碑。因此，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深邃渊博的学识素养、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更加需要将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囯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

家国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职业精神的内在要求。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具有新的内涵。毋庸置疑，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精神追求的差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世界。与其他职业群体一样，知识分子是现代职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逐渐内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时代课题的转换也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注入了新的价值元素。毫无疑问，保持一颗爱国、报国、强国之心，仍是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最可宝贵的精神品质。知识分子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应单纯追求个人利益，不应置社会影响于不顾，而应该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

家国情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丰厚精神养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发挥建设性作用。钱学森、邓稼先、方永刚、黄大年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的先进事迹已经表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知识分子发扬甘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时代精神。支撑起这种精神气质的强大动力在于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使得知识分子始终与国家需要和人民利益相向而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知识分子有责任拒绝精致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浮夸现象，有义务为科技创新、理论创造、学术繁荣贡献力量，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

(选自郇雷《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