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染古称扎缬、绞缬、夹缬和染缬，是白族特有的传统民间工艺产品。白族扎染历史悠久，据《实仪录》载：：“汉年间有染缬色法，不知何人所造。”从《南诏国传》和《张胜温画卷》中人物的衣着服饰来看，早在一千多年前白族先民就懂得了“染采纹秀”。特别在盛唐时期，扎染已在白族地区成为民间时尚，扎染制品也成了向皇帝进献的贡品。白族扎染集文化、艺术为一体，其花形图案以规则的几何纹样组成，布局严谨饱满，多取材于动、植物形象和历代王宫贵族的服饰图案，充满生活气息。2006年云南白族扎染技艺被文化部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白族扎染多次被评为云南省乃至中国优秀工艺品，并作为特色旅游品远销海外。

（金少萍《白族扎染工艺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2005，《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扎染的制作方法别具一格，古籍生动地描述了古人制作扎染的工艺过程：““‘撷’撮采线结之，而后染色。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原色，余则入染矣，其色斑斓。”扎染一般以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原料，主要染料来自苍山上生长的蓼蓝、板蓝根、艾蒿等天然植物的蓝靛溶液，尤其是板蓝根。扎染最主要的两道工序是扎花和浸染，用纱、线、绳等工具，对织物进行扎、缝、缚、缀、夹等多种形式组合后染色。扎花的目的是使被扎结部分保持原色，而未扎部分均匀受染，从而形成深浅不均、层次丰富的色晕和皱印。它既可以染成带有规则纹样的普通扎染织物；又可以染出表现具象图案的复杂构图及多种绚丽色彩的精美工艺品，稚拙古朴，新颖别致。扎染有一千多种变化技法，各有特色。著名的“卷上绞”，晕色丰富，变化自然，趣味无穷；更使人惊奇的是扎结每种花，即使有成千上万朵，染出后却不会有相同的出现。这种独特的艺术效果，令机械印染工艺难以望其项背。

（摘编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

白族扎染承载着白族千年来的理想和喜爱，尤其是白族妇女的心理状态及其发展轨迹。因为扎染者的不同，她们的理想、心态，以及对自然的取舍，取舍后对图案图样的设计处理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每一件扎染都不可能雷同，都是一件件研究白族千年心理、理想的艺术珍品。

白族扎染的布料自古使用的是农村妇女自织的土布，它的扎花是唯独白族才有的、传承了千百年的民族手工工艺，它的浸染流程从染料的采撷、制作、浸染、漂晾都是白族独有的制作法。因此白族扎染是白族民族性的一个载体，它寄托着白族的民族理想和情趣，它是了解白族民族性的又一个靓丽窗口。就此意义上来说，白族扎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一种具有传统文化 价值和民族价值的商品。

白族扎染的底版全是靛蓝色，先民们选择这种色彩，决非偶然。蓝色的天，蓝色的海，蓝色的山，宁静而平和，造就了世世代代在苍山洱海生活的白族人民宁静平和的心理素质，也造就了白族人民对蓝色的特别喜爱。蓝色成了白族传统审美意象的基调。蓝底上起白花（花式、花样、图案、图样）是扎染的特色，这白色也决非偶然的选择。洱海碧波荡漾，浪花绽放；天宇苍空浩渺，白云悠悠；沙鸥海鸟同浪花嬉戏，苍山雪峰与长空共舞，白云、白雪、浪花，陶冶着白族人民的情操，喜白、爱白，以白为净，以白为尚，以白为美，成了白族人民的又一传统审美意象。以蓝白二色为主调的扎染艺术构成了宁静、平和、宽容的世界，营造出古朴的意蕴，给人以“青花瓷”般的淡雅美感。

（夏丽丽《扎染艺术的人文精神与设计传承研究》，《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3）

老爸送来的三袋米

爸从乡下来，坐了一天的车，送来一袋米。

爸说：“这是今年的新米，带给你们尝尝。”妻笑着说：“谢谢爸爸。”

晚饭是用爸带来的新米煮的。“哇，真香！”妻对爸说：“这米比我们买的好吃。”爸开心的笑了：“咱自个种的，还能孬？”

晚上，妻对我说：“爸也真是的，从大老远来，为的是送一袋米。”我说：“这是爸的一番心意。”妻感动的说：“爸真好。”

一个月以后，爸又来了，坐了一天的车，又送来一袋米，爸说：“我在电视上看到城里竟然有人卖有毒大米，还是家乡米放心。”妻说：“爸我们吃的是大超市买的米，人家有信誉保证呢。”

爸憨憨的笑了。

妻把我拉进厨房，说：“你跟爸说说，往后别送米了，来回车费四五十块，爸也不算算，这么一折腾，米都什么价了。我们刚刚贷款买了房子，爸也不想着替我们把钱省着。”我笑着说：“你以为爸和你一样是学经济管理，懂得成本核算啊。”

饭时，我对爸说：“您往后别送米了，吃不完没地方放。”爸不作声，埋头扒饭。妻挤眉弄眼地朝我笑。

第二袋米还没吃完，爸又来了。坐了一天的车，送来一大袋米，比上次那袋多出了一半。

妻不高兴了，在厨房里一个劲地埋怨我。爸正在客厅看电视，自个儿乐。

我把爸叫到里屋，说：“跟您商量件事，您往后就别送米了，行不？大老远的，花车费不说，人也折腾的累，不值。”

爸脸上漾着笑没了，一脸难色。他说：“你不晓得，老家隔壁，你李婶的儿子，每次开车回去接她到城里，李婶总要问我啥时在到城里玩，我说：‘我儿子早跟我说了，只是我舍不得丢下那块地。'秋收了，闲了，再找理由说不过去，我寻思着还真得来，可我不能空手啊，车费不能白花，乡下没稀罕东西，带来米免得你们买。儿啊，你的话爸懂，爸晓得你们的难处，爸这次回去，可以跟你李婶说城里我都去了三遭，我都玩腻了。只是爸没想到会闹得你们不开心。”

爸低着头，那神情就像犯了错误不知所措的孩子。我心里发酸，一阵沉默。爸突然抬头说：“儿呀，其实，爸是真的想你们哪。”

爸的声音哽咽了。

晚上，我给妻讲老家的邻居李婶，讲老爸的经济学观点，讲老爸的眼泪。

妻哭了，搂着我，轻轻地说：“等我们条件好了些，就把爸接来吧。”

人生有多少尴尬就有多少美丽，有多少美丽就有多少至真的情。我的老爸啊，您送来的岂止是三袋米……

母亲的闹钟响了

张健

母亲的闹钟响了，这是只装在她身体里的闹钟，准时。母亲的房间靠在马路边上，凌晨的喧闹无法把她一天的劳累惊醒的。她的闹钟就是腰，她的腰每天四点半就会开始酸痛起来，她说再躺着那简直是万般难耐的痛苦，一起来腰就不疼了。她必须起来，开始心平气和地洗衣做饭。

我问过母亲她的腰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说老毛病。我总想追究这老毛病的根源，她说，生下我不到第三天，就下床洗一大堆的衣服，爷爷的，奶奶的，姑姑的，叔叔的……有时，她洗完衣服还得去地里干活，她怕爷爷回来没有好脸色。她告诉我她很怕爷爷，这老头子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吼，虽然老头子死了多年，做梦做到他还是一副凶相，还是怕他。这腰就给这么折磨坏的。

母亲有时候会在屋子后面慢慢地蹲下来，替花盆里的花拔掉几棵杂草，还有一个是栽着碧绿的小葱的盆子，我怀疑远离村庄的泥巴也具有这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我对泥巴是尊敬的，它宽容于一切依赖它的事物，给它们存活下去的空间和可能。

有一天，我很认真地看完了韩国影片《远路》（又译《妈妈》），那是一个由好玩开头到催人泪下的过程。影片里的母亲在四十岁时，突然有了眩晕症，只要坐车就会头晕，甚至看到大巴经过都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因此这以后的28年来母亲从未离开过这个小村。但是现在，母亲有了苦恼的事——小女儿的婚礼迫在眉睫。即便走路也要参加小女儿婚礼的母亲的第一次远行就这么开始了。

我看的时候格外亲切是因为我的母亲也如此，虽然没有影片里的母亲那么严重，但她确实很少离开过家。而现在，我的母亲也有了苦恼的事，妹妹在三百公里外的城市订婚，母亲也开始担心这一段路程能否挺得过去，但妹妹也是她身上的一块肉，能不赶过去吗？大巴在四个半小时后到了那儿。妹妹无比开心，可母亲的脸色苍白，只是坐在桌子边喝了几口水，什么也没吃；隔了一天后，母亲又要赶回来。到家后，好像大病了一场。三个月后，妹妹的婚礼在远在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城市举行。尽管母亲执拗着要去，我还是阻止了。我想起了《远路》的结尾，母亲跋山涉水、风雨无阻地到达目的地后正好赶上小女儿的婚礼，以为母亲不会来的小女儿激动得流出泪来，可当她和丈夫手挽着手走上殿堂的时候，过于疲劳的母亲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带着微笑永远地睡着了……

有时候一起吃饭时，我就盯着母亲的脸，我仔细看着，我怕这张脸一眨眼也像爷爷那样消失了。母亲不知道我的心思，在这个时候她就说，多吃点菜。我嚼着那些碧绿的菠菜，真想狠狠地把光阴也嚼碎。时间停止，我们可以一辈子在一起进行富足的晚餐，而她坐在我的对面，我就可以看见她永远像月亮那样不变的脸。

在小镇的镇南东路，这里居住着一百多户人家。我家的屋檐与众不同的是，还有一个燕子筑的屋。邻居总和母亲说，干嘛让它们筑巢，脏死了，母亲笑笑，她说她喜欢燕子。仿佛看到的是多年以前，居住在乡村屋檐下的那两只。那时，我家门口常常铺满一层沙子，或者一张报纸，看起来不雅观，可母亲几乎每天都收拾它们拉下来的屎。我始终不明白，母亲能够平静到把燕子当成孩子一样，她能够宽容它们。突然有一天，我偶然抬头的时候发现燕子窝不见了，我怀疑母亲最终还是忍受不了燕子住下来造成的麻烦，一发火把它捅掉了。我问母亲，母亲说小燕子长大了，它们会在来年重新筑窝。我恍然大悟。

母亲的闹钟依然准时响着，响的时候，她又开始了反复的劳作。母亲的闹钟响的时候，我就得结束这一天的写作开始我的睡眠。我不会让她看见我，我怕她心疼，我睡着的时候她也不寂寞，她说有燕子会在屋檐下唱歌，它们好像是从老家赶来看看她的。

材料一：

据台湾媒体消息，12月14日，台湾著名诗人、《乡愁》作者余光中先生在台湾高雄辞世，享年90岁。

（新华网）

材料二：

余光中先生走得有些遗憾。他曾说：“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今天，诗人溘然长逝于海岛，长江黄河若有知，应会为他歌一曲。

（人民日报《余光中的江河深处》）

材料三：

下面是余光中先生接受澎湃新闻的一段采访（有删改）：

澎湃新闻：但是大家喜欢的还是你那些抒情、浅显得诗文。

余光中：这是我写作的一面。我的有些诗文比较深，但对那些真正前卫的朋友来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前卫。有的时候，我任其自然，用最单纯的语言写最单纯的意念。最典型的一首就是《台东》：“城比台北是矮一点/天比台北却高得多/灯比台北是暗一点/星比台北却亮得多/街比台北是短一点/风比台北却长得多”。台东大学把这几句话拿去刻在了墙上。我觉得雅俗共赏是一种乐趣。有人要我写点诗做实用，我大半也认为是一种挑战。作为一个诗人，不要老是埋怨这个社会不读诗，不需要诗。问题是，社会需要你的时候，你能提供什么服务。在铅笔上，在运动衫上，我都把这种事情当作挑战。诗可以实用，可是别商业化。“中山大学”2000年过20周年校庆时他们要我为校庆题两句话，我就写：“20岁的活力，2000年的新机”，他们就印在T恤衫上。垦丁公园里也做环保袋、运动衫，上面的题词也有我的。古人是到处写诗的，写在旅馆墙壁上，写给歌伎。

澎湃新闻：听说你很喜欢鲍勃·迪伦和琼·贝茨？

余光中：我对媒体和朋友讲，除了我的家人之外，还有一些精神上的家人，比如凡·高，我还翻译了一本《凡·高传》；还有一个家人就是王尔德，我翻译了他很多东西；还有就是披头士，他们曲高和也众，充满了自信。他们藐视社会但并不捣蛋，歌词也很有深度，比如《Let it Be》等。

澎湃新闻：大陆读者对你的认识只是一个面向的余光中，那个乡愁的、抒情的、课本上的余光中。这是否有点遗憾？

余光中：深入了解我的人是不多。我开玩笑说，粉丝不嫌其多，知音也不嫌其少。这个情形也很正常。那天和孙甘露（注：上海作家）对话时，有一句没有说，我当时说到读古典诗的作用，其实我还想说，中国的小说家一定要会写诗，比如《三国演义》里“有诗为证”，《红楼梦》里更不用说了。以前，小说和诗是不分的。

澎湃新闻：从那天和孙甘露的对话中看得出，你最推崇的还是中国古典文学。

余光中：我觉得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是中国古典的诗文。胡适当时就讲：要有国语的文学，先要锻炼文学的国语。意思就是说，白话文文学也不能够大白话写来写去。所以我写诗写文，都酌量用点古典的好处，这样比较耐读一点。因此，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们要把国文课中的文言文锐减，把《论语》《孟子》变成选修课，我就写了很多批评文章，好几个回合过招。很幸运，媒体站在我这边。那个“教育部长”杜正胜是许倬云（注：台湾历史学家）的学生，本来就研究中国古代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