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拐李”传奇

陈圣芳

他，拄着拐杖，个子瘦瘦高高的，是一个流浪乞丐，身背很多口袋的褡裢，每天走村串户地乞讨，像一个行脚僧，人们背地里都叫他“铁拐李”。

“铁拐李”讨米很特别，用手抓的米他是断然不会要的。原来一个刁顽尖滑的大嫂，把一只紧捏的空手放进米袋子，然后从他袋子里面带出一大把米来。

“铁拐李”乞讨没有定性，走哪是哪。天黑了，随便睡在学校或者队屋廊檐下，将身子蜷缩成大虾米，囫囵睡去。当天放明时，又不知所踪了。而一方方的墙壁上，却用土坷垃划写满了诗文。湾子里的斋儒老先生曾经教过私塾，他一手捻着他那稀稀落落的几缕白胡子，一边摇头晃脑地吟哦着，一脸陶醉的神情。

“铁拐李”有时也会给湾里的剃头匠几分钱，让剃头匠将他那乱茅草一样的头发理得顺顺当当的，但是他那飘然若仙的胡子他是一定不会剪的，而且，他每次去河边洗碗时，都会把胡子润湿，对着水面捋了又捋。然后把碗刷得贼亮，像猫舔了似的。

“铁拐李”疯癫时六亲不认，举起拐杖见人就打，见狗就追。一旦安静下来，他又特别喜欢孩子。那天他在苕货家门口发现苕货在写字，便蹑手蹑脚笑眯眯地走了过去，在后面认真地端详着，并且细声细气地告诉苕货：你写倒笔了，这个“勾”是“利刀勾”；这个不是这样的，是“宝盖头”，上面有一点……他告诉苕货很多以后，当再遇见苕货时，他还不忘在他的草稿纸上教几个字，过几天他回来时，一定会考考苕货，如果苕货回答正确了，他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把把花花绿绿的豌豆糖来，赏给苕货。

有段时间，“铁拐李”突然不疯癫了，他居然背了一个上面印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书包，一步一拐地走学校，赶乡集，卖他用瀑河潭坡上的泥巴做出来的口哨。

那泥巴做的口哨的确精妙绝伦，有高音的，有中音的，也有低音的，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如果哪个小朋友吹得好，他会摸摸他的小脑袋，笑眯眯地说，拿去吧，不要钱。得到哨子的孩子像过年般高兴，于是刹那间，满湾子从南到北都是“蛐蛐”般忽高忽低的泥巴口哨声。不过，他尤其喜欢苕货，他看见苕货往往会送他几个五颜六色的泥巴哨，并且还要当面给苕货做示范，同是“蛐蛐”几声，却别有一番韵味。等到学生上课后，他就默默地站在教室的廊檐下，看着认真读书的孩子，一脸笑意。有一次，他在走廊小黑板前伫立良久，然后捡起地上的粉笔头，在黑板上涂改起来。一个老师发现了，便吼了几声，吓得“铁拐李”一溜烟跑了。那老师过来一看却愣住了，原来他修改了一处语法错误。

从此以后，这位老师便特别关注起“铁拐李”来。有一天，他路过“铁拐李”寄住的废砖窑时，看到一个漂亮的城里女子，对着“铁拐李”声泪俱下地说着什么，而他却有滋有味吃着讨来的米饭，理也不理。后来那女子伸手去拉“铁拐李”，不料一下子惹恼了他，他挥舞着拐杖，吼道：“你滚，你滚，我不要你管……”那位老师忙躲到一边，看见那女人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废砖窑。后来听人说，“铁拐李”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因为说错了一句什么话被划成“右”派，加上妻子闹离婚，所以就成了流浪的疯子；还有的人说，那个女人是他的学生，很是崇拜他，知道了恩师落脚地后，不远千里赶到这里……打这天起，“铁拐李”就突然从人们的视线里悄然消失了。

开始还有人念叨一下：“铁拐李”好长时间没有来讨饭哩？再后来，“铁拐李”这个名字就像从河上游冲下来的一截树枝，在河湾里打个转顺流而下，一去无踪。

而当“铁拐李”这个名字再次被人提起时，已是十几年后的一天了。那天，已考取博士生的苕货，给家里寄来一张他和导师从及师母的合影。邻居们呼啦一下子围过来看，马上有人说：“咦！师母好年轻啊，怕要比导师年轻不少哩。”突然有人叫了一声：“这苕货的导师，有点像‘铁拐李’呢。”大伙围过来一看，“呵呵，别说，还真有点像哩！”马上就有人说了：“瞎说，一个是要饭的，一个是导师，八竿子也打不着呀！”苕货娘说，那好办，我打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于是苕货娘在一圈人的注视下，拨通了电话：“喂，苕货，我问你一件事情哈……”

（选自《2015年中国小小说精选》，有删改）

周代言谏制度对周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邵公谏厉王止谤时提到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说明周代言谏制度中有“献诗”作为谏言的制度性安排，进入周代体制内的诗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职务行为。

《诗经》中的颂美诗也同样可以理解为谏言。今人以为谏言一定是批评性意见,不能用赞美之词,但古人并不这么理解。古人所谓美颂,不是阿谀奉承，而是树立一个正面人物典型，让君主去学习他们；或者描绘出一种美政理想,要君主去仿效。事实上,古人正是这样理解《诗经》的,当然,周代言谏制度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社会上层，它其实已深入到社会下层，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政治作用。西周实行过的采诗之制，就是言谏制度的一部分。

周代言谏制度除有采诗、献诗等制度安排外，还有献书的制度安排。“史献书”和“列士献诗”一样，其实都是周代言谏制度的题中之义。《逸周书•史记解》记有穆王要求三公、左史戎夫将前代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为鉴戒，“朔望以闻”便可以印证周公所倡导的这种“史鉴”已经成为制度，并对周代社会政治产生了实际影响。

春秋后期，诸子崛起，子书实为史书之旁衍，诸子“上说”也有“史献书”之意,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他以“道德”为中心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提供的是“君人南面之术”,其所著五千言也是政教之谏言，孔子虽不是史官,但他的知识和学问于史，其编撰《春秋》，代行史官之责，也有以史为鉴之意；其一生活动都以政教为中心,《论语》开头两章即是《学而》和《为政》。战国诸子虽然各有个性,但“上说下教”却是他们的共性。尽管他们所进谏的已经不是天子而是诸侯，甚至是卿大夫，但政教谏言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气质仍然是与史官一脉相承的。

“谤”其实是一种政治谏言，是庶人对统治者执政过失进行的公开批评。由于庶人意见不能直陈统治者，故要通过“士传言”来实现。听取庶人谏言是古代传留的政教传统，周代只不过将其制度化而已。

周代服侍天子的”百工谏”人数众多，分工细致。在周代“百工”中最出名的是乐官这个群体，而乐官这个群体中言谏活动最活跃的除了大师，则数俳优。在中国，君主使用俳优有悠久的历史。《韩非子》的记载证明俳优在周代尤其是在东周不仅为君王所喜爱,而且能够参与政教活动，俳优的政教活动主要是进行优谏,《史记•滑稽列传》载有俳优优孟、优旃向君主或公卿进谏的事例。

周代小说是随着“百工谏”的制度建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成熟形态出现在春秋后期，故早期小说带有春秋后期的时代特征，它植根于世守其职的周代王官文化传统，受到言谏制度的激励和影响，在注重生活化和娱乐性的同时，仍然将政教工能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