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总会给人一些神圣感、威仪感，靠近它们会有一种灵魂被触及的感觉，可是如果把偶像过分的世俗化、庸俗化，就成了“呕像”了。比如河北某地的奶奶庙就出现了手把方向盘的“车神”，对普通人吃喝拉撒声色犬马的欲望都进行了精细化管理，有“钱”必“应”；北京某地的财神庙里的塑像，则直接让裸体的美女坐在了财神爷的大腿上，那“教化”意义，直白显豁，唯恐别人不明白、不掏钱……或许有人会说：那是民俗，是文化，是发展旅游的需要。

其实并非如此。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毋庸置疑。但什么叫文化？一般认为，“文化”乃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此语出于《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民俗是自然规律和文明道理在生活中的“形象化”，饮食男女、生老病死，无不被“文而化之”。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总有一些超乎肉体的精神性的东西，它们以某种偶像、节日、仪规、禁忌、图形等等形式存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散发出某种精神的力量，对人们的道德、言行、审美、价值观等进行潜移默“化”，甚至可以渲染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一定程度上塑造出一个地域的、民族的文化性格。所谓东北人的豪放、山东人的热情、湖南妹子的泼辣、苏杭女子的曼妙，主要是地方文化濡养的结果。

民俗文化有明显的时代性、地域性，同一个节日在不同的地域传播，总会有大大小小的不同，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发生学、传播学过程。但是就影响力而言，层级越高，就越带有超越性和高尚性。一村一落的民俗，只要满足普通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老少平安的基本愿望就可以了。一省一市一个国家的民俗，就必然要承担起更为普适的包容的美好的社会责任。层级越高的民俗，越是摆脱了具体的实用价值的，具有了某种道德和信念的力量。是一种普通人难以企及，但是值得所有人仰望和追寻的“星空”。也就是说，民俗出自于俗，却最终指向雅，包含着从平庸生活中超拔出来的向上的渴望。

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打着民俗旗号的“伪民俗”，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投机取巧思想在作祟。那些为了旅游开发编造出来的故事，为了满足违章开车免受处罚的侥幸心理而生造“车神”，为了贪污腐败不被发现而求菩萨保佑，为了迎合财色双收的低俗愿望而“创造”出一个裸女坐怀的财神像……都属于上不得台面的伪民俗、恶民俗、丑民俗，是走向了“文化”反面的精神霉菌。

真正的民俗是在民间自发生成的，永远处在不断传播，不断升华、丰富、美化的动态过程中。它符合绝大多数人向真、向善、向美的共同的心理诉求，它所形成的文化氛围对所有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存发展都无害，它是所有人共同营造又总能反哺于所有人的“文化共同体”。伪民俗是负面的文化，有害的文化，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会给这种糟粕留下存在的空间。一时的兴盛，迟早会招致灭顶的结果。这一方面是文化自新的内在力量，也是先进的文化思潮、正确的社会力量，以及党和政府恰如其分的干预。民俗的意识形态属性表明，放任自流的民俗经常会跑偏、变质，最终伤害到每一个人。

《礼记·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这说明主流价值观对民俗的教育、引导是必要的。而对民俗发生影响的理想状态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适应了文化传承规律的循序渐进，是充分尊重了人民群众基本的认知、审美、心理和既有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之后的“移异”。

（选自刘加民《警惕“伪民俗”》，《光明日报》2019年10月20日12版，有删节）

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陈鹏举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什么总是离不开诗呢?那是因为诗和我们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这个民族把诗意看作自己民族文化的本质。说到底,西方人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而我们中国人则是用诗意的方式理解世界,这是我们特有的思维方式。

苏东坡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提到了一个典故:尧统治天下时,手下的法官皋陶要杀犯人,但尧反对了三次,主张不杀。主考官欧阳修特地问苏东坡这个典故的出处苏东坡坦然回答:“何需出处!”他是根据策论的需要,自己编造出来的。还有个例子是《史记》。《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史书,但鲁迅对它有这样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里鲁迅非常含蓄地指出,《史记》其实不是真实的史书,它是散文、是诗。譬如“鸿门宴”,写得如此精彩,所有的细节都栩栩如生,但鸿门宴在历史上有没有如此真切地出现过呢?其实司马迁只是非常合理地写了一段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重要的一位史学家,也是用一种诗意的方式,在为我们民族留下那样一段可能存在的历史。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