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在《乐论》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术的美学见解。

荀子曾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美的存在，并进而认为人的生理感官有感受美的能力，审美享受部分属于人的本能欲望。既然审美与生而自然的人类本性欲望有关，那么作为供人享受的“声”——音乐，当然也是其来有自的。苟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论》）“乐”于人的性情抒发，又给人以审美快感。“声音动静”是“乐”产生的基础，人和“乐”相辅相成，也相生相息，彼此间的这种存在关系本身，也就决定了“人不能无乐”。这样，荀子就表明了他对音乐的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看法，即“乐”关系着人的存在，是人基于自身本性的一种需要。

人需要“乐”，“乐”能够满足人的需要，那么“乐”自身又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从音乐的基本性质来看，由于它源于人的性情抒发，所以也能感动人的性情，它对于人不具有强力制约，而只是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来感染之，教育之。因此“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论》）。从音乐表现的内容来看，它集中体现为一个“和”字。“乐之中和也”（《劝学》），荀子甚至把它突出强调为“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乐论》）。关于音乐的形式，荀子认为，音乐强调表达，这种表达应该是“乐而不流”。他又从具体表现手段上，把音乐区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种。关于声乐，他说：“失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关于器乐，他说“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音乐演奏要先定一个中音作为基本音，用来确定乐调的谐和，然后再把各种乐器配合在一起，调整好节奏，一齐合奏来完成一支美妙的乐曲，由此可以看出，荀子不仅对音乐演奏极为熟悉，而且他也似乎有意识地把音乐演奏这种形式上的“合奏”，同音乐表现“中和”的内容密切联系起来。这里显示出荀子对音乐深刻而又独到的美学见解。

关于音乐的社会作用，这是荀子音乐美学思想中重点阐述的问题。他认为，好的音乐应该“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因此这种音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乐论》）。荀子在这里自觉而明确地把音乐当作审美教育的有效工具，认为好的音乐可以感动人的善良之心，驱逐危害人的“邪污之气”，并进而促使君臣上下和敬，父子兄弟和亲，乡里长少和顺，使整个社会的上下左右，人与人之间保持在和谐稳定的既定秩序之中，最终“移风易俗”．达到“天下皆宁”的理想社会，在这一问题上，荀子无疑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

毋庸讳言，荀子的音乐美学思想的优点和缺陷都十分突出。一方面，他把音乐与人的自然欲望、感性．快乐相联系，这不但肯定了音乐中感性因素的审美意义，而且确定了音乐和人的存在之间无法割断的相依相存的密切关系，从而使音乐（包括其他艺术）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极大加强，这一思想的提出，使荀子在音乐的审美评判上几乎超过了他所有的前辈。另一方面，荀子不仅全面继承了孔子音乐治国、美育治国的教化思想，而且把这一思想作了相当片面的突出和发挥，人为赋予音乐以音乐之外的许多责任和义务，从而使他的音乐美学思想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功利色彩。

（选自王长华《诗论与子论》之《荀子美学思想述评》，有删改）

无韵之离骚

——太史公笔法小议

资中筠

⑴从小听说太史公久历名山大川而为文有奇气，颇心向往之。但是过去读《史记》常觉得不过瘾，找不到我想象中的“奇气”。那时总以为只有庄子的汪洋恣肆一泻千里，战国纵横家的辩才和词锋，苏东坡的豪放潇洒，再不然就是六朝文章的华丽铺陈，才称得起文“气”。后来稍谙世事，从同情司马迁的遭遇出发，逐步体会到他的笔调之深沉、隽永，不同凡响。然而，还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那种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怀着压抑无告，欲哭无泪的心情，通读了《史记》，才真正感受到那强压在字里行间的满腔悲愤之情，对司马迁自称修《史记》是为了“意有所郁结”，“以舒其愤”，更加理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终于找到了太史公文章之“奇气”所在。

⑵这“奇”，不仅在于以极其简洁、凝练的文字囊括了广袤的空间和绵远的时间——纵横万里，上下千年；也不仅在于生动地刻画了数以百计的文臣、武将、帝王、游侠、骚人、处士，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尤其在于以克制、含蓄的笔法，表达了深沉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通篇没有雕琢的形容词，也极少激昂慷慨的议论，而在那貌似平淡的叙事之中，却蕴藏着极大的感染力。千载之下，仍然能使读者不知不觉跟着作者去爱、去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⑶《李将军（李广）列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谁都知道，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说了几句话而获罪，遭受了宫刑。他对汉家天子的刻薄寡恩有切肤之痛，对李陵始终抱着惋惜和同情。但是他既不能作不平之鸣，也不能发怨谤之声，只好把种种复杂的感情通过为李陵的祖父一代名将李广立传抒发出来。

⑷《李将军列传》全文不过三干字。从李广的祖先写到他的孙子，也就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历经一百余年。写了李广身经百战、屡立奇功的英雄业绩；写了他一生坎坷、凄凉悲惨的下场；写了他多少次化险为夷、惊人的大智大勇；写了他廉洁、朴实、身先士卒的品德。还从文帝的赞叹、士兵的爱戴、匈奴的畏惧和百姓的怀念，多侧面地反映出他的可敬可爱。这里面有千军万马鏖战方酣的古战场情景，也有单枪匹马、深入敌阵的惊险场面。如果不是太史公特有的笔法，恐怕再加一倍笔墨，也不足以充分表达这一切。更主要的是，作者通过精心选择的事例，刻画出李广的鲜明性格；而且处处使他的英雄事迹和他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自然形成对比，在人物形象一步步完整和深化的同时，李广一生的悲剧也一步步推向高潮。试举几段为例

⑸第一次，李广从周亚夫伐吴楚军，把对方的帅旗夺了过来，“显功名昌邑下”。这时是一个初露头角、猛冲猛打的青年英雄形象。但这一次的结果是，“还，赏不行”。

⑹再一次，李广以百骑深入敌人阵地数十里，消灭了对汉军威胁很大、占据了要害地势的射雕手。他归途中遇到了匈奴的数千骑，不退反进，从容不迫，使匈奴疑有伏兵，一夜不敢动，最后他得与大军会合。这里的李广已是成熟的、智勇双全的将军了。但当时他是上郡太守，战绩作为守边分内之事，也没有记功。

⑺还有一次，为了执行他本来不同意的上级命令，使他又处于众寡极为悬殊的境地，以至受伤被俘。李广以伤病之躯，夺得敌人好马，边射、边跑，一连数百里，终于进入塞内，敌人竟奈何他不得。当读者怀着紧张的心情，屏息读到这里时，谁都会对这位将军非凡的谋略和英雄气概无限钦佩，期待着他得到应有的荣誉。然而，结果如何呢?文章至此，笔锋一转，出现了这么几个字：

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⑻这短短的、冷冷的二十几个字，吐露了多少冤枉和不平!还需要再多说些什么呢?

⑼写李广最后结局的一段，是全文的高潮：那时李广已经老了。在他自己再三申请下，随卫青大将军出战匈奴。这次是有机会活捉单于的。他恳切陈辞，请求打前战，但是那位与皇帝亲上加亲的国舅卫青要把立头功的机会留给自己的亲信公孙傲，硬是派李广走那明明是迂回而难走的东道，限期与前线会合。结果迷了路，误了限期。卫青自己把单于放跑了，还要问李广失道之罪，再次叫他去与“吏”对质。李广最后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于是，“引刀自刭”了。

⑽这短短的一段话，概括了李广一生的悲剧。对于一个毕生以征战为业的武将来说，还有什么比生擒敌酋更大的满足呢?但是眼看到手的机会，偏偏被无理剥夺了。而这样一位力能射虎、曾统帅千军万马、使敌人闻风丧胆的“飞将军”，到白发苍苍的晚年还要交到为虎作伥的刀笔吏手里去挨整，最后逼得只好自杀。读到这里，谁能不为之扼腕、太息，拍案愤起!在对李广无限惋惜、无限同情之余，总不能不想一想，这悲剧是谁造成的，是谁之过?自然会想到，汉朝赏罚制度多么不合理，对待功臣多么不公平，刀笔吏又多么可恨（顺便说一句，司马迁本人也是“下吏”治罪的，所以他对刀笔吏有特殊的恶感）。这样，作者的目的达到了，虽然他自己一句评论也没有。

⑾文章到此，没有结束，而是以平常续家谱的方式轻轻带过李陵。笔法依然是那平淡的客观叙述。但是惜墨如金的太史公在三千字的李广传里给了李陵三百多字的篇幅，这本身已见其偏爱，而对其为人和遭遇的每一个细节的描述，处处都使人联想到他的祖父，不禁叹息：“何其相似乃尔!”通过这，作者顽强地坚持了他的观点：李陵也是杰出的将才，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他降匈奴是不得已的。并且以单于对他的器重，进一步反衬出汉朝统治者的不知爱惜人才和残酷无情。

⑿全文最后的结尾是：“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以为耻焉。”这就不仅是李广一个人的悲惨命运，而是进一步作为武将世家李氏门第的败落。再回过头来看文章的开头，李广的祖先就是当年逐得燕太子丹的秦时名将李信。首尾呼应，两相对照，在重门阀的封建时代，使整个悲剧的意义更加深刻，更加典型。

⒀人们有理由以为，作者如此克制自己的感情，写完本文之后，在篇后的“太史公日”里面，总该发一点感慨和议论吧!——还是没有。“太史公曰”只正面称道李广的为人，无一字涉及他的遭遇。最后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A作结。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B何尝不正是太史公文章本身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