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画像石、泥俑、古墓壁画刻画的形象多是一种粗线条粗轮廓的形象，然而汉代艺术就在这粗轮廓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量、运动、气势之美。

在汉代艺术中，力量、运动、气势就是它的本质。在汉代艺术品里，动物形象狂奔乱跑，活泼跳跃，不像唐代那样尽管威武雄壮却静态伫立。人物形象虽然有时形态是静止的，却包含着内在的力量、运动、气势。人物不是以其精神、心灵、个性或内在状态而是以其事迹、行动来表现他存在价值的。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力量、运动和气势，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它与六朝之后安详凝练的静态姿势和内在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正因为是靠动作、情节而不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貌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粗轮廓的写实、不需要细部的忠实描绘，便构成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汉代艺术形象看起来是那样笨拙古老，但这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力量、运动、气势的美。“古拙”反而是构成这种气势美不可分割的因素。如果没有这种笨拙，也就很难展示出那外在动作姿态的力量、运动、气势感了。过分弯的腰，过分长的袖，过分显示的动作姿态“笨拙”得不合现实比例，却非常合乎展示力量、运动的夸张需要。“气势”与“古拙”在这里浑然一体。

如果拿汉代艺术品与后代艺术品相比较，汉代艺术尽管处在草创阶段，显得幼稚、粗糙、简单和拙笨，但是那种运动、速度的韵律感，那种生动活跃的力量、运动、气势，就愈显优越和高明。汉代艺术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汉代艺术不懂后代讲求的“以虚当实”、“计白当黑”之类的规律，画面总是塞得满满的，几乎不留空白。然而，它由给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它更使人感到饱满和实在。与后代的巧、细、轻相比，它确实显得拙、粗、重。它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使粗犷的气势不受束缚而更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它因气势与古拙的结合，充满了整体性的力量、运动感而具有浪漫风貌。当时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尚未分化，汉代艺术呈现出来更多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那么汉代艺术则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在满目琳琅的人对世界的行动征服之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取材于李泽厚《美的历程》）

周代言谏制度对周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邵公谏厉王止谤时提到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说明周代言谏制度中有“献诗”作为谏言的制度性安排，进入周代体制内的诗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职务行为。

《诗经》中的颂美诗也同样可以理解为谏言。今人以为谏言一定是批评性意见,不能用赞美之词,但古人并不这么理解。古人所谓美颂,不是阿谀奉承，而是树立一个正面人物典型，让君主去学习他们；或者描绘出一种美政理想,要君主去仿效。事实上,古人正是这样理解《诗经》的,当然,周代言谏制度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社会上层，它其实已深入到社会下层，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政治作用。西周实行过的采诗之制，就是言谏制度的一部分。

周代言谏制度除有采诗、献诗等制度安排外，还有献书的制度安排。“史献书”和“列士献诗”一样，其实都是周代言谏制度的题中之义。《逸周书•史记解》记有穆王要求三公、左史戎夫将前代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为鉴戒，“朔望以闻”便可以印证周公所倡导的这种“史鉴”已经成为制度，并对周代社会政治产生了实际影响。

春秋后期，诸子崛起，子书实为史书之旁衍，诸子“上说”也有“史献书”之意,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他以“道德”为中心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提供的是“君人南面之术”,其所著五千言也是政教之谏言，孔子虽不是史官,但他的知识和学问于史，其编撰《春秋》，代行史官之责，也有以史为鉴之意；其一生活动都以政教为中心,《论语》开头两章即是《学而》和《为政》。战国诸子虽然各有个性,但“上说下教”却是他们的共性。尽管他们所进谏的已经不是天子而是诸侯，甚至是卿大夫，但政教谏言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气质仍然是与史官一脉相承的。

“谤”其实是一种政治谏言，是庶人对统治者执政过失进行的公开批评。由于庶人意见不能直陈统治者，故要通过“士传言”来实现。听取庶人谏言是古代传留的政教传统，周代只不过将其制度化而已。

周代服侍天子的”百工谏”人数众多，分工细致。在周代“百工”中最出名的是乐官这个群体，而乐官这个群体中言谏活动最活跃的除了大师，则数俳优。在中国，君主使用俳优有悠久的历史。《韩非子》的记载证明俳优在周代尤其是在东周不仅为君王所喜爱,而且能够参与政教活动，俳优的政教活动主要是进行优谏,《史记•滑稽列传》载有俳优优孟、优旃向君主或公卿进谏的事例。

周代小说是随着“百工谏”的制度建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成熟形态出现在春秋后期，故早期小说带有春秋后期的时代特征，它植根于世守其职的周代王官文化传统，受到言谏制度的激励和影响，在注重生活化和娱乐性的同时，仍然将政教工能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