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与青蒿素

①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②在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哟哟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③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④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

⑤我国从1967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对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的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⑥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⑦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⑧“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⑨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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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当时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当时的媒体报道称为“三无”科学家。获得拉斯克奖后，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科研默默无闻的屠呦呦一时间名满天下……

---（2015年12月4日中国网“中国国情”《屠呦呦参加诺奖颁奖曾被称为三无科学家》）

②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等。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2015年12月8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演讲《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③523项目是指代号为“523”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缘于越战的需要发起的一场大规模合作项目。最突出的成果代表是研究成功了抗疟新药青蒿素。20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此时，正值美越交战，两军深受其害。越南求助于中国。中国领导人下令，由国家科委与总后勤部牵头，组成“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协作会议”。作为一个秘密的军事科研任务，“523”成了当时研究防治疟疾新药项目的代号。

佛、道二教同传统儒家并称“三教”。三教自并立以来。既相互排斥争斗，也相互吸收、不断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一大特色。儒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佛教精微的义理、道教长生不老等思想对皇帝贵族和一般士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果轮回、鬼神报应又迎合了普通大众的迷信心理。故无论儒家如何抵制，佛道二教的声势和影响日渐扩大，包括小说在内的艺术领域亦受其浸染。

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向世俗化推进，以求贴近广大下层民众，扩大影响。这在小说中有大量的反映，《太平广记》载唐代俳优李可及以倡优身份讲论三教，言释迎如来、太上老君、文宣王皆为妇人。将三教所奉教主作为取笑的对象，虽有不敬之嫌，但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以及三教间融洽的关系，而皇帝听罢“意极欢’宽赐颇厚”，也表明统治者乐见三教间和谐共处。

唐宋文言小说中三教思想的融合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小说中收入表现三家思想的故事，这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作品中就已有所表现；二是在一则故事中反映出两家甚至三家思想。唐宋文言小说中存在大量有意模糊佛道界限的作品，僧人道士化、道士僧人化。如《广异记·刘清真》中的五台山僧人便是佛道一体的形象。

中国古代的三教融合往往呈现“以儒家为主导，释道二教向其靠拢”的形态，如释道二教都将“忠”“孝”置于教义中的重要地位。唐代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中没有“君臣”“纳谏”“忠孝”等类目，显示了佛教典籍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提倡和强调较佛教更加主动，其戒律要求信徒“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可见在三教融合的过程中，忠孝节又等儒家伦理观念同样成为道教价值中的一部分。

释道二教向儒家的靠拢在唐宋文言小说中有诸多袁现，如五代杜光庭所撰《录异记》在“仙”“异人”后设有“忠”“孝”二门，是忠孝观念在道教小说中的反映。在道教小说中有一类因孝而得道成仙的故事，《仙传拾遗》写阳翁伯“事亲以孝”，他的父母死后葬于无终山，他在墓侧“昼夜号恸”，因此感动了神明，最终得结佳偶，双双得道成仙。

宋代三教融合更蠹深入，表现在小说上，就是不少作品中的三教思想浑然一体，无法截然区分。宋代李昌龄所编《乐善录》多辑因果报应之事，它出现于理学昌盛的南宋，受到上层文人的推重，称其“深有益于世教”，反映了当时三教融合已选相当之程度。

(摘编自周瑾锋《唐宋文言小说中的“三教合一”》)

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冯骥才今年74了。他说：“是不是人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都特别想看明白自己？”

问他到底看明白没有呢？他回答说，看明白了。几十年里，他一直在各个领域来回穿梭，刻意或随性。到了这时，他终于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采访他时，他说起什么来都高兴，惟独讲起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和村落来，表情就变得格外严肃。“我想我的岁数大了，我更希望年轻人接着做下去。”他对我们这些在座的年轻人说。

1994年、1995年前后，冯骥才在大众心目中还是一个传统的作家、艺术家。那段时间，他写出了一批“俗世奇人”的故事，共18篇，都是天津卫的奇人奇事。也是在那时，天津这座他常年居住的城市面临一场旧城改造的风波。为了“抢救”这座600年老城的文化遗产，他邀请了诸多专家进行文化采风和地毯式考察，编成《旧城遗韵》一书，还建议副市长建一座城市文化博物馆。

法国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曾提出“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口号，在全法国做了一次文化普查。冯骥才觉得，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需要这么一种全面考察。他当时也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大到村落，小到荷包”。他还在两会上提议说，中国也应像欧洲那样有自己的文化遗 产日。后来提案通过，国务院确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2003年，61岁的冯骥才受法国文化基金会之邀去了一趟巴黎，在那里住了两个月，研究了法国大量的文化资料。回国后，就开始着手做田野调查工作。

从木板年画、唐卡到口头文学、文化传承人名录，冯骥才和他的团队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抢救”工程。民间艺术文化的分类、使用方式、工具材料、制作方法、传承谱系等都以文字、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并梳理清楚。冯骥才把这叫做“摸家底”。十多年过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2013年主持成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人称“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

迄今为止，记忆一直与人体尤其是大脑联系在一起。按照这种理解，群体不可能有记忆，因群体不拥有身体和大脑。学者们充其量承认，某个个体所具有的记忆是在他与其他人交往中，并且是在社会的框架里形成的。这正是法国哲学家哈布瓦赫的观点。根据他的论证，没有社会机制就无从谈起记忆，因为一个人总是根据一定的范畴把接收的印象整理成可以回忆的信息，而这里所说的范畴具有社会性质。如果使用哈布瓦赫老师涂尔干的话说，回忆和过去是“集体的描述”。因此，哈布瓦赫使用“集体记忆”这个概念，以指代个体的记忆及其社会起源。。

我们用“文化记忆”这个命题对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加以扩展和完善。首先区分三种记形式：个体记忆属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的范畴，集体记忆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文化记忆是文化科学研究的对象。文化记忆的概念超出了“传统”这个概念的范围，因为文化记忆还涉及遗忘和隐瞒，遺忘和隐瞒导致传统的消失和断裂。文化记忆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且形态各异，所以很难接受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宗教的限制。文化记忆具有多层含义，一旦借助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并被人阅读，就面临被修改的可能性。有的文献可能被废弃或者受到忽视，有些则被视为核心文献。文化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的变化，所有那些被认为对当下无足轻重的东西都被忘记；而在有文字的情况中，文献通过审查被分为经典与档案，经典指那些必不可少的，而档案则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把哈布瓦赫称为“集体记忆”的东西叫作“交流记忆”，目的是把这种记忆与文化记忆加以区别。所谓交流记忆就是随着具体环境变化的记忆，这种记忆一般不超过三代人，内容主要包括回忆、想象、俗语等。这些记忆存储在头脑里，人们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便能够凭借这些记忆进行交流，而且这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化。哪些集体记忆最终转化为文化记忆，起决定作用的是时间，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犹如长销书与畅销书。

相比之下，文化记忆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视域，它可以长达两三千年，因为它建立在特定的基点上。以古代西方文化来说，这个基点包括《荷马史诗》。我们现在知道古埃及金字塔铭文和苏美尔祈祷文的成文时间在公元前三世纪，但是它们不属于西方的文文化记忆，因为它们并未构成西方人确立文化身份时的坐标。

（摘编自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

材料一：

4月8日，执掌故宫博物院7年的“网红”院长单霁翔退休。单霁翔在任期间，故宫批量产出网红产品，成为国民文化lP。故宫IP的光环，也令其继任者——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备受外界关注。

王旭东曾对身边人说，“现在的传播手段太丰富了，就显得内容不够。”所以他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打造爆款文创产品。据说王旭东甚至砍掉了许多他认为没有文化传播意义的项目，他一直反复强调，要真正体现敦煌文化，做到精而美。

与敦煌文创的谨慎不同，故宫博物院在过去爆款迭出，围绕故宫IP打造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新了·故宫》等节目让普通大众通过镜头走进故宫，而故宫口红、故宫睡衣等文创产品以及角楼咖啡、故宫火锅等，更是引发公众对故宫IP的追捧。

（摘编自《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财经网”2019年4月9日）

材料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5年，我国文创产业增加值增加了66.09%。在庞大的文创市场迎来“井喷”的同时，也吸引一大批入局者。不止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颐和园等文化类展馆正加码生机勃勃的文创产业。统计数据表明，国内已有2 500余家博物馆、美术馆围绕馆藏进行IP开发。

目前来看，博物馆文创正在食品、彩妆等领域大展拳脚。例如，国博馆的文创产品已推出灵感源自青花瓷与粉彩瓷的食品棒棒糖，以春夏秋冬元素和每个朝代文物对应的手绘二十四节气锦色书签，以清朝画作《芙蓉双鹭图》为设计灵感的芙蓉双鹭保温杯等文创产品。数据显示，2018年，国博馆结合馆内藏物开发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国博衍艺”产品90余款，累计国博文物、品牌元素产品形成的市场销售规模达到7.92亿元。

类似的博物馆文创案例还有很多，划分到广东本土同样亮点纷呈。据悉，广东省博物馆凭借首个推出“粤藏”“粤光宝盒”“风尚”三款文创蛋糕的博物馆身份而爆红网络。

（摘编自《故宫文创一年卖出15亿元 博物馆文刨不甘落后》，“新快网”2019年4月1日）

材料三：

博物馆IP主要是指博物馆拥有的知识产权，如文物藏品的研究成果，博物馆的品牌图像、建筑、陈列设计方案等。博物馆IP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为其他的行业和产品提供创意与内容，文创产品开发只是博物馆lP运营的一部分。通过赋能的方式，跨界融合进行全产业链的“二次开发”才是博物馆挖掘IP价值的核心方法论。

但是现在IP授权在不少博物馆手里是个烫手山芋，主要因为无法确定IP授权的费用。据北京自然博物馆负责经营运营管理的翟幼艾透露，自然博物馆曾联合外部设计师开发了上千个别具特色的文创IP，但开发出来后便被束之高阁，无法量产，因为无法为这批IP授权定价。据悉，目前国内IP授权没有统一的价格，即使是在IP授权领域较为成熟的海外博物馆，也没有明确的行内标准报价，只能由博物馆和被授权方自主协定。该为“IP”授权定价几何才不至于无形资产流失？

看到市场上对博物馆文创充满热情，苏州博物馆文创部副主任蒋菡却无比冷静地表示，博物馆的商业化浪潮虽然势不可挡，但博物馆的品牌和IP还在孵化期，并没有达到很成熟的地步，因此商业化到什么程度，每个博物馆应当有自己的想法和标准。“毕竟宣传教育展示才是博物馆的主业，很多时候我们会拒绝特别商业的项目。”蒋菡称若合作只是让博物馆给产品背书，这样的合作对博物馆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摘编自《“博物馆+”与文创古老的博物馆红了》，《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