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魂

杨 建

①六爷是村里的能匠，神着哩。山上随意滚下的一块石砣子，六爷看了，都像遇见宝贝似的，原本无神的眼睛便慢慢放出光来，那张打满皱纹的脸上，就像菊花瓣一样舒展开来。他近摸摸，远瞧瞧，左量量，右敲敲。不几日，那石头就不是石头了，交成了谁家楞放看的器物——石磨、石磙、石臼、石杵、石猪槽。古朴，粗粝，简陋。

②六爷人很怪，别家工匠上门，得有酒伺候，他不喝人家一滴，就开工前，用一小盏酒，恭恭敬敬浇在那块要开凿的石头上。我问：“六爷，您自己咋不喝呀?”六爷不理睬我。别家工匠打家什，巴不得人家少用几年，好再雇他上门，六爷不这样，人家不小心碰坏一个角，六爷会咕哝你半天。我就说：“六爷，人家用坏了，不正好再使您的手艺嘛!”六爷还是不理睬。

③人怪，做出的东西就特别。石臼本是方形或圆形的，六爷却打造成树杈筑鸟窝形状，就是那简陋粗重的石磙，六爷也会在两头刻上飞禽走兽。只是这些雕刻的线条太粗糙，造型也粗劣，在我看来有点不伦不类。有一回，我看着看着就咕哝了一句：“凿上这些玩意儿有何用，再怎么着，它也只是舂米磨浆呀。”六爷斜瞥了我一眼，嘴上依旧不说什么，不拿正眼瞧我。

④六爷因有了这一门手艺，村上无论长幼，见着都会打心眼儿里敬着叫声“六爷”。那时候村里人穷，家用的器物，尽是木匠做的，篾匠打的，石匠凿的。六爷的活儿，一年到头就满满的了。再忙，六爷也不会为赶工把活儿做粗了。我每回看到他，他都是满身尘土，石雕般的脸上滚着大颗的汗珠，不紧不慢地凿着，磨着。那姿势，曾经让我很是着迷。

⑤村主任看六爷手头活儿多，忙不过来，就劝他收个徒弟。六爷也不想让手艺断在自己手里，就收了一个。那徒弟脑门活络，在入了门道那会儿，东家里来了一个看风水的先生，六爷的徒弟看那风水先生耍耍嘴皮子就来钱，就问风水先生收不收徒弟呀，第二天，六爷就让徒弟收拾东西走人了。

⑥六爷从此就再没收过徒弟。手上凿出这么多的石具，他已经知足。村人们一边捣臼一边拉呱儿的场景，会让六爷露出孩子般的笑。六爷从十八岁开始学艺。锤子凿子的跟了他五十年，没停歇过一天。就是到了花锤举不高钢钎拿不稳的岁数，也没歇手的打算。只是，六爷觉得请他的东家越来越少了，他凿的东西越来越没用场了，村里丢弃的石具也越来越多了。“你六爷是不是不中用了?”六爷抬起无神呆滞的双眼，这样问我，有好多次。

⑦那时，我常常看到六爷站在石器旁，那些有的被置于阴暗的旮旯儿，任灰尘飞落，有的被弃于屋檐甚至露天处，凭风吹日晒，他时而深情抚触，时而愣愣发呆。好些年过去，六爷都这个样子。

⑧那一年，村里开始有古董贩子走动，有人竞盯上六爷凿的那些笨家伙，有的人家还真拿它卖了钱。这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六爷知道有人在卖他凿的石器，跳也似的扛上把锄头，横立村口，怒目圆睁，就是不放古董贩子出村，弄得买卖两家都下不了台。我看了这架势，就劝六爷：“六爷，让他们拉走吧!好歹也有人当宝贝疙瘩藏着，总比让人敲了当墙脚石好呀!”六爷这才极不情愿地挪开身子。

⑨随着最后一件石器被运出村去，六爷就大病一场，躺在床上半月起不了身。我六奶奶抹着泪说：“这老头，这关怕是挺不过去了!”

⑩病了多天的六爷，忽一日猛地从床上一弹而起，搬出他那已经锈迹斑斑的钎锤，上了南山石场。我六奶奶满脸惊慌：“这老头莫非是石魂附身了?”村里人也惊奇不解：“六爷这是要干啥去呀?”

几天后，我上山来到石场里，看到六爷正在夕阳的余晖下，神情肃穆地挥锤凿石。他那躬身举锤凿石的姿势，在余晖里投下个硕大而凝重的身影。我在远处默默地看了好一会儿，我想，如果能把六爷这个造型凝固下来，那也是一件绝好的石艺品啊!

十天以后，大伙儿没见到他下山来，上山寻找时，见到六爷安然地伏倒在他那尊石雕上。

我是在后来才看到六爷那件尚未完成的石雕的。未到跟前，我就被那尊石雕惊住了，六爷雕刻的，正是我那天看到的，他在夕阳余晖下，心无旁骛挥锤雕出的造型!

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应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内核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

①如何看待道德与文才的关系？赵树功的《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辨析。论才与论德在传统思想中是浑然一体的，古代才与材通用，德的本义即以“材质所得”为主，先秦思想家以才为个体的材质，视全面开掘自我材质为成就德性的手段。

②在政治铨选上，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曾云：“选用之法，莫贵于德，莫急于才”，其中“才德兼全者大丈夫”，而“有才无德者”则被命之曰“小人”。文艺审美的尺度亦然，但凡研讨诗文，在才华要求之外，论诚者为言德，论真者为言德，论诗言志、诗缘情、诗出感兴者皆为言德；追求成教化、厚人伦、美风俗者更是言德，文艺瞩望着德才兼美。谢榛《四溟诗话》中曾将文才比作舟船，德行比作舵：“心犹舸也，德犹舵也。鸣世之具，惟舸载之；立身之要，惟舵主之……大抵德不胜才，犹泛舸中流，舵师失其所主，鲜不覆矣。”意思是才与德不可分，就如同船与舵不可分一样。没有德行保障的创作，就如同舟船失去了舵的掌握，既没有方向目标，更无从把控力度，那么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又如何能够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③值得关注的是，对创作而言，德并非出于思想稳定需要而“临时从场外租借的规范”，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中，它与文学创作存在着根本的关联。

④德才兼美是创作传世的重要条件。创作依托文才，但才高八斗也难免千秋淹没，原因诸多，其中道德是作品能否进入主流传播从而获得赏鉴并流传的先决条件。

⑤德才兼备，也是艺术审美的内在需要。众所周知，文艺作品并非文艺形式与道德内容的机械叠加，道德不会成为低劣艺术毛坯的点金石，文艺自然更不能简化为道德的传声筒。文艺之所以离不开道德，是因为通过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充扩胸襟，能直接影响主体文才的发挥；德修则刚健不馁又葆华养和，才气自然轩举；德修则民胞物与，家国关情，而非风花雪月的自我沉醉，也非讨好“窄众”俗趣的沉洒，才情自然雅正；德修则审己有度，察物有道，能够超越一己功利、超越一时迷障，才思自然阔达……

⑥这并非是今人应景的花腔，而是古人在长期文艺实践中早已勘透的真知，诸如论书：“心正则笔正”“人正则书正”“作字先做人”；论画：“学画者先贵立品”；文学自然概莫能外，刘熙载一言以蔽之：“诗品出于人品。”对于具有文才的作家而言，德立则文明不是空洞的说辞，而是“实实在在的艺术臻达顶峰的必由路径”。

⑦当下生活中，不乏禀赋非凡的作家、演员，但其中少数人对一些强化自我修养的忠告不以为然；究其根源，在于他们偏执地认为论修养就是对才华的钳制，没有真正理解才德之间从社会意义到美学意义的深刻关系。无论何时何地，凡为文人，“先器识而后文艺”可以视为才德关系的公论。

（摘编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