錾磨师傅

耿立

这是一个平原里的人都熟悉的石匠，一年总有几回从村庄走过。他走过来，把褡裢从肩 头一甩，锤子錾子互相碰响。父亲与石匠就在驴子前的空地上，各自提下裤裆，蹲下，互相递上纸烟，霞光的斑斓里有了剪影般的影子，映在磨道边的屋墙上。辣辣的烟雾弥漫着，很浓。

天到半下午，太阳的光减了力量，在阴凉里就有点冷。錾子和锤子单调的闷音叮叮当当响。石匠师傅全然不在意我的存在，哼起歌子来；

“怀揣着雪刃刀，怀揣着雪刃刀，行一步，啊呀哭，哭号陶，急走羊肠去路遥，天，天哪！且喜得明星下照，一霎时云迷雾罩。”

在师傅的眼窝里，我看出了水珠，汪汪的，本是干涸的松皱的眼袋忽地明亮。

我问唱的什么？他放下锤子。“《夜奔》。”

“《夜奔》是什么?”

“就是夜里走路到梁山。逼得夜里走路。”

梁山，在我们平原的边缘上。但为何成为“夜奔”，我还是不明白。师傅说，大了，有了识见，就会明白。

我问师傅见过山吗？他笑了，说他就从很远的深山里，在农闲的时候到平原来，凭着手艺 叮叮当当地挣钱。在我的眼晴里，师傅是见过世面的人，很神秘，那一錾一錾的有节奏的声 音，也像是魔力和韵调。

平原外的一切是什么模样？师傅问我想跟他走吗。

“想!”

“为什么呢?”

“天天吃煎饼。”

师傅放下錾，把鐘子放到磨盘上，“孩子，你还小。”他摸着我的头顶说。

“大山不好吗？”

这一问，好像捅到了师傅的苦处。他摇摇头，“你还小，哪里都有作难的时候啊，大了，等你见到山，经历了，就明白了。”我感到师傅的话极深奥，就想他许是不愿意带我去看山。

我有点想哭，就缠着他，让他等着我，等我长大了，到山里去找他，师傅乐了。

父亲看我如此的样子，就说拜石匠做师傅，将来能拿动锤子錾子，可以背着褡裢的年纪，就跟着师傅到平原外走动。于是，我恭恭敬敬地叩了头。父亲打了酒，杀了一只鸡，配上从地 里摘下的还有黄花的黄瓜。

第二天师傅走了，我和父亲送他到村外的土路。一个光光的脑壳，一个褡裢，一把錾子叮当着远了。

这以后的日子，师傅在霜降的时候，都会来我们的村子。每次师傅来的时候，总不会空手，带一些平原不常见的物件，煎饼、山核桃、榛子……他从褡裢里掏出那些东西的时候，总会说“我的小徒弟”。我发现师傅十分地珍爱师徒关系，在学屋里，我曾比较老师和师傅，觉得老 师不会给我带来平原外的神奇，而师傅说，等我大一点，他就会给我打一把錾子和锤子，和他到平原外走一走。

也许，师傅给我的是平原外的牵桂。有一年，到了霜降，师傅没来，到了寒露，师傅还没来，村子里的几家磨都钝了，变得喑哑。贴近年关的时候，我在村外看到了一个背褡裢的人，他告诉我师傅死了，在一家的磨道里，拿着錾子，忽然一放锤子，一口气没上来，走了。

我听了，伤心地哭了起来，平原外牵念我的人走了，我对平原外的牵念也减了许多。也许师傅有许多的苦楚，我想到他第一次不自制地在一个平原深处的孩子面前唱起《夜奔》。后 来，我在空余时，喜欢起篆刻。我有一个愿望，哪天就刻一方肖像印章，内容是林冲在雪夜，斜背着长枪，枪端处，挑着的是酒葫芦，也是天黑得紧，雪也下得紧……

（选自《人民日报》，有刪改）

在向王洛宾告别的灵堂里，没有低沉的哀乐，回响在那里的是一曲__________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改编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是《达坂城的姑娘》。1939年，王洛宾在兰州遇见一位维吾尔族司机，从他嘴里听到一首很新鲜的曲调，便上前和他攀谈。司机说，开车跑长途，为了不打瞌睡，自己就瞎编乱唱，反正戈壁滩上除了石头没有人会笑话他。王洛宾说：“你就把我当成戈壁滩上的石头吧，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果然，司机__________地唱了起来。王洛宾一边跟着哼唱，一边快速记谱，“新疆有个达坂城，姑娘长得美……”（  ）。那时候，他还没到过新疆，更没见过达坂城的姑娘。他就凭借自己的想象，填写了生动、调皮的歌词，从此，这首歌像插上了翅膀，__________。

王洛宾的歌，是民歌，又不像民歌。他已把民间歌曲和艺术歌曲，融合到一种__________的境界。他的歌之所以久唱不衰的原因，是因为他将自己真正融入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唱出了他们最真、最美的心声。

狂儒辜鸿铭

辜鸿铭，1857年生于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早年，他祖辈由福建迁居南洋。父亲当时是英国人的橡胶园总管，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英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得到校长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公开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辜鸿铭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独到地指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征，是深沉、博大和纯朴以及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只有中国人同时具备了这几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鸿铭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鸿铭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鸿铭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