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员会和财政部及有关方面，正抓紧组织起草和完善房地产税法律草案。作为一个世界通行的税种，几乎每个国家的房地产税都有以下四个制度安排方面的共性：一是所有的工商业住房和个人住房，都会按照它的评估值来征税；二是都有一些税收优惠，比如规定一定的扣除标准，或者对一些困难家庭、低收入家庭、特殊困难群体给予一定的减免；三是房地产税属于地方税，其收入归属于地方政府，用于支付教育、治安和其他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提供等的支出；四是税基确定非常复杂，需要建立完备的税收征管模式，才能使房地产税征得到、征得公平。我们将参考国际上房地产税制度性安排方面的一些共性特点，结合中国的国情，最终确立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房地产税征收方案，使我们设计的房地产税制度能够更加合理、更加公平，既能够起到筹集财政收入、满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需求的作用，又能够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积极效应。

（依据中国经济所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对房地产税问题答记者问整合）

材料二：

2011年1月27日，上海和重庆两地发布了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方案并开始施行。《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规定，从1月28日起对上海居民家庭新购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和非上海居民家庭的新购住房征收房产税，税率视房价高低分别暂定为0.6%和0.4%。重庆市首批纳入征收对象的住房包括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个人新购的高档住房，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第二套（含第二套）以上的普通住房。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建筑面积交易单价在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3倍以下的住房，税率为0.5%；3倍（含3倍）至4倍的，税率为1%；4倍（含4倍）以上的税率为1.2%；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第二套（含第二套）以上的普通住房，税率为0.5%。

（依据2011年新京报文章《上海重庆开征房产税》整合）

材料三：

（依据华律相关文章整合）

材料四：

征收房地产税对楼市的影响，一直都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征收房地产税，会使同时具有多套房的人群，提高房租弥补缴纳的房产税，从而推动房价上升。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征收房地产税，会增加房子的持有成本，减少炒房人群并促使投资者抛售房产，从而导致房价下降。不可否认，未来房地产税出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房价。但是影响房价的因素是复杂的，房价是升是降还要综合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投融资制度等进行多方面考量。

（依据搜狐相关文章整合）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出现了“山水城市”的概念。山水城市并不是简单地指有山有水的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其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人居环境，山水之景与城市的关系处理，可以遵循以下的原则：隐、喻、融。

隐可以是顺其自然，如山应保留山形固有之势，加强林木绿化，形成植被群落，繁荣林中生物，进而形成“自然而然”的平衡的生态圈；水亦要因势而导，保持和发扬其原有之魅力。如以武汉为例，因各湖区周边环境和所处位置差异，可分别形成自己的个性风貌。如东湖的秀、梁子湖的帅、南湖的雅、月湖的韵等，在景观建设中稍加修饰即可。 也可因景而造， 将人工环境巧妙地隐含于自然环境之中，隐人工显自然。

喻的本质在于为单纯的生态环境注入浓郁的人文气息， 使二者相得益彰，互相映衬。自然形态的山水经艺术的描绘方能展示出深蕴之美，使许多不为人知的山水因文人墨客的游览、题咏而千古传颂，魅力独具。 如杜甫的“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不仅描绘出泰山的雄伟壮丽，更是烘托出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巍峨气势。相对于对历史上文化艺术的传承，在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同当地自然环境的长期磨合之中，人性与自然性相互渗透、影响，逐步形成了“人——景”互喻互指的文化个体，即地域特色文化。这种地域特色文化的建立与强化，可增以强市民的归属感，对于其他文化形成强烈的吸引，进而促进相互的交流与发展

融即融合，包含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人与环境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整体表现为一种和谐，这种和谐可以是对比的和谐，也可以是韵律、节奏的和谐。法国巴黎城区德方斯新区的建设，则是利用一条河流将该区与旧城区进行划分，河两岸新旧对比的建筑景观更是激发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碰撞的思考。 环境设计对于人来说，应该是尽可能地弱化二者之间的陌生感，加强环境于人的可参与性。如在城市的广场修建宜种树，而不宜种草。草地进行光合作用和吸收二氧化碳增加氧气的能力，只占同等面积树木功用的十分之一；草地的高成本维护费用往往限制了人漫步、嬉戏。而树的种植不仅可以遮阳挡风，使人休憩于其中，而且更大程度地完善了所处小环境的生态。

自城市出现以来，对城市和自然平衡的追求就成为人类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部分，“显山露水”的本质依旧在于思考如何使城市更好地融入自然，实现人生精神的本真状态。提出了“隐、喻、融”等原则，力求回归一种人与天地万物欣合和畅、息息相通的诗意境界。

（摘编自张健《论城市景观建设中的“显山露水”》）

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说法源自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一般来说，软实力是一种隐形的力量，蕴含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四个载体中。在这四个载体中，文化是核心，其他三个也都深深地烙上了文化的影子。甚至有人直接把软实力解释成文化力。基于此，文化软实力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指“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构成软实力的文化要素。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必须依赖先进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时代和社会，才能更好地促进个人全面自由地发展，才能体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在国内和国际都有所体现。在国内，它通过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抵御国外的一些敌对文化理念的侵袭，大大增强国内民众的凝聚力。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元素和不断改造本国文化中落后的成分，使本国文化更加适应当前形势，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更好地彰显强劲生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兼容并蓄、富有活力的本国文化必将为国外受众所认可，使本国所奉行的理念得到传播，从而大大提升国家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国家价值追求、社会理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还包括风俗习惯、民族精神、国民素质、文学艺术等，还与教育、科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文化软实力产生的根本是人们对本国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与传统手段相比，非强制手段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手段，而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表现形式。

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存在重器不重道的现象。它表现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建设上，就是重视提升硬实力而不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重视提升硬实力是对的，文化软实力也一定要以硬实力为基础。事实上，硬实力的提升会极大地推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硬实力提升之后，文化软实力就会自然提升。正确的态度是，硬实力于软实力并重，寓软实力于硬实力之中，既见物又见精神。

孕妇和牛

铁凝

孕妇牵着牛从集上回来，在通向村子的土路上走。

午后的太阳照耀着平坦的原野，干净又暖和。孕妇信手撒开缰绳，好让牛自在。当它拐进麦地歪起脖子啃麦苗时，孕妇才唤一声：“黑，出来。”黑是牛的名字。黑迟迟不肯离开麦地，孕妇就恼了：“黑！”她喝道。

孕妇爱赶集，只是为了什么都看看。婆婆总是牵出黑来让孕妇骑，怕孕妇累着身子。黑也怀了孕啊，孕妇想。但她接过了缰绳，她愿意在空荡的路上有黑做伴。她和它有点儿同病相怜，又有点儿共同的自豪感。于是一块儿腆着骄傲的肚子上了路。回来时，孕妇也没骑黑，走快走慢也由着黑的性儿，当她走得实在沉闷才冷不丁叫一声：“黑——呀！”她夸张地拖着长声，把专心走路的黑弄得挺惊愕。黑停下来，拿无比温顺的大眼瞪着孕妇。孕妇乐了，平原顿时热闹起来。

远处，依稀出现了三三两两的黑点，是那些放学归来的孩子。孕妇累了，在路边一个巨大的石碑上坐下来，黑又信步去了麦地闲逛。

这石碑属于一个王爷，后来让一些城里来的粗暴的年轻人给推到了。石碑躺在路边成了过路人歇脚的坐物。碑上刻着一些文字，个个如同海碗。孕妇不识字，她曾经问过丈夫那是些什么字。丈夫也不知道，丈夫说：“知道了有什么用？一个老辈子的东西。”

孕妇坐在石碑上，又看见了这些海碗大的字，她的屁股压住了其中一个。这次她挪开了，小心地坐住碑的边沿。她弄不明白为什么她要挪这一挪，从前她歇脚，总是一屁股就坐上去，没想过是否坐在了字上。那么，缘故还是出自胸膛下面的这个肚子吧。孕妇对这肚子充满着希冀，这希冀又因为远处那些越来越清楚的小黑点而变得更加具体。孕妇相信，她的孩子将来无疑要加入这上学、放学的队伍。若是孩子也问起这碑上的字，她不能够说不知道，她不愿意对不起孩子。

可她实在不认识这碑上的字啊。

放学的孩子们走近了，她叫住了其中一个本家侄子，向他要了一张白纸和一杆铅笔。

孕妇一手握着铅笔，一手拿着白纸，等待着孩子们远去，她觉得这等待持续了很久，她就仿佛要背着众人去做一件鬼祟的事。

孕妇将白纸平铺在石碑上，当她打算落笔，才发现这劳作于她是多么不易，她的手很巧，却支配不了手中这杆笔。她努力端详着那陌生的字。然后胆怯而又坚决地落下了第一笔。她描画着它们，心中揣测它们代表着什么意思，又由不得感叹：字是一种多么好的东西啊！

夕阳西下，孕妇伏在石碑上已经很久了。她的脸红彤彤的，茁壮的手腕不时地发着抖。可她不能停笔，她的心不叫她停笔。她长到这么大，还从来没干过一桩这么累人、又这么不愿停手的活儿。

不知什么时候，黑已从麦地返了回来，卧在了孕妇的身边。它静静地凝视着孕妇，它那憔悴的脸上满是安然的驯顺，像是守候，像是助威，像是鼓励。

孕妇终于完成了她的劳作。在朦胧的暮色中她认真地数了又数，那碑上的大字是十七个：

“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怡贤亲王神道碑”。

纸上的字歪扭而又奇特，像盘错的长虫，像混乱的麻绳。可它们毕竟是字。有了它们，她似乎才获得一种资格，似乎才敢与她未来的婴儿谋面。孩子终归要离开孕妇的肚子，而那块写字的碑却永远地立在了孕妇的心中。每个人的心中，多少都立着点什么吧。

孕妇将她劳作的果实揣进袄兜，捶着酸麻的腰，呼唤身边的黑启程。

黑却执意不肯起身，它换了跪的姿势，要它的主人骑上去。

“黑——呀！”孕妇怜悯地叫着，强令黑站起来。

孕妇和黑走在平原上，像两个相依为命的女人。黑身上释放出的气息使孕妇觉得温暖而可靠，她不住地抚摸它，它拿脸蹭着她的手。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在孕妇的心里涌现，弥漫着她的心房。她很想把这突然的热乎乎说给什么人听，她很想对人形容一下她心中这突然的发热，她永远也形容不出，心中的这一股情绪就叫做感动。

“黑——呀！”孕妇只在黑暗中小声儿地嘟囔，声音有点儿颤，宛若幸福的呓语。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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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