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而广大农村则是滋生培育乡土文化的根源和基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济飞速发展，而农村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许多乡土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它文明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乡土文化包含民俗风情、传说故事、古建遗存、名人传记、村规民约、家族族谱、传统技艺、古树名木等诸多方面。

乡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非物质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必须加以保护。对乡土文化最有效的保护是积极的全方位的延承。“积极的延承”即既要继承乡土文化传统的东西，也要适应现代生活需求创造新的东西；既要保护好原生态乡土文化，又要创造新生态乡土文化。“全方位的延承”指的是：既要延承乡土文化的“文脉”，也要有选择地沿承作为乡土文化载体的“人脉”，既要延承乡土文化的物质表象（即“形似”），也要注意延承乡土文化的精神内涵。这一点在时下的中国广大农村要特别关注并给予妥善的保护政策。

（摘编自《百度百科》）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实现乡村振兴一方面要满足村民的现实发展要求，而乡土文化正是实践中可以保护和挖掘的重要资源。以民宿客栈、乡愁经济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化价值利用，为农村的产业兴旺开辟了发展的新方向，切实印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指导意义。实现乡村振兴另一方面还要深入关照村民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基于地缘与血亲关系发展起来的乡土文化，其富有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回答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这种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是广大农村地区长治久安的思想和情感基础。

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本质上是乡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更好地诠释乡土文化。一方面乡土文化所包含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敬老睦邻的传统美德，仁爱民本的人文精华是属于中国人的重要文化血脉，是滋养中华文明持续繁荣的沃土，是文化自信的根脉。另一方面乡土文化是一方民众在生存发展中知识经验的累积，有其内在完整的逻辑体系，以及众多艺术化的表现形式。经历时代冲刷，以及现代文明洗礼后，仍表现出独特的魅力与价值的乡土文化，通过理论学术层面的梳理研究，实践运用层面的改良创新，将会成为独具特色的国家名片，带给中国人更强烈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张义晓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乡土文化的失落与复兴》）

西方的城市文明铲除了乡村文化，同时他们以城镇化的标准作为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1851年的英国，城镇人口已超过乡村人口，达全国总人口的52%，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镇化国家。”现在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陷入了城市发展的单向思维（以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为指标的量化思维）。城市思维产生于农村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它将乡土文化视作需要改造的低等级的文明模式。目前，这种判断方式仍在被广泛使用，即单边地强调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促进农村产业的开发，以及片面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等措施。这都只是将乡土文化当作城市文化的对立面，是城市文明对乡土文明的一种经济掠夺和物质消灭，忽略了对乡土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整体性的保护。城镇化应避免城市思维，不能以消除农村为城市建设的量化指标，我们应该看到在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同时，乡土文化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之认同，对于社会风土习俗之维护，对于国家现代政体制度建设的合法性基础都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摘编自汤敬一《乡土文化功能：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社区》）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歌”在国际气象界 （广为人知/鲜为人知），“二十四节气”也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雨水“柳发芽”，惊蛰“动物醒”，春分“燕归来”，白露“燕南去”。二十四节气记录了耕种麦收、种瓜点豆等诸多农事。清明踏青，冬至吃饺子，大雪堆雪人，吃时令菜蔬等行为也伴随着节气的到来而成为一种习惯。

从气候学角度看，“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的季节更替和气候变化规律，    （凝聚/聚集）了中国人对大自然的认知智慧。它起源于黄河流域，把全年分为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等节气，以反映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它反映出中国古代民间对气候的    （朴素/普通）认知。农耕时代中国农民一直依靠“二十四节气”来安排生活和生产，这种科学认识远播海外各大洲，影响了全世界。

西汉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子》一书里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记载，详细地介绍了节气推算的方法和节气的有关内容，论述了天地、日月、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生成，以及对人类和社会生活秩序与农业生产的影响。

从“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可以看出，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不过，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二十四节气”的适用性也发生了变化。桃花常常在惊蛰节气到来前就红了；清明节后时常出现气温    （飙升/蹿升），一日入夏；夏天雨日少了，暴雨强降水多了；冬天里冷空气频数小了，寒潮强度变弱了，暖冬成为了新常态。

（取材于2016年12月5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白露是九月的头一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露是靠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而凝结成的小水球，因色白而称“白露”。

写白露的诗，孟浩然的《初秋》比较直白，诗云：“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凉。炎炎暑退茅斋静，阶下丛莎有露光。”再如杜甫这首《白露》诗，也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喜秋风景图：白露团甘子，清晨散马蹄。圃开连石树，船渡入江溪。凭几看鱼乐，回鞭急鸟栖。渐知秋实美，幽径恐多蹊。诗意挺美。

但大多数的诗是借白露之景，寄托和抒写诗人内心情愫的。《诗经·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就常为人所吟诵，表现诗人思见心切，望穿秋水的情感。

南北朝谢朓的《秋夜》很有名。“秋夜促织鸣，南邻捣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伫立。北窗轻幔垂，西户月光入。何知白露下，坐视阶前湿。谁能长分居，秋尽冬复及。”全诗描述的是思妇怀人，一段浓情蜜意全从平言淡语中倾泻而出。

然而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杜甫的那首《月夜忆舍弟》，诗中“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写尽远方游子的满腔思乡之情，尤其是后两句，已然是经典名句了。

（取材于徐廷华《白露》，有删改）

二十四节气是天人合一观念的最美呈现，古人通过不断感应、变化、调适和效仿，获得了精准的秩序感。

节气绝不仅仅是利用动植物活动“指示”时间那么简单，也从深层折射出中国人“生活的艺术”，时刻在提醒你置身于“天、地、人、物”共在的环境，用“仰观俯察”的艺术思维，“观物取象”的归纳智慧，建构多情的意象世界。古人“咏物写景”的节气小诗，无不是“以物比兴”的呈现。可以说，中国诗歌始终未曾离开这种“感时”而生的抒情传统，二十四节气是令人心醉的“物语”与“人事”的对答。

然而，它又不只是艺术的，更是哲学的。在本质上，它通往一种实践的哲学。二十四节气既是自成系统的认知体系，又是具体的实践指南。这种宇宙观直接从生产、生活经验中累积提炼，既非抽象演绎，也非理论空想。二十四节气，无疑实现了特殊与普遍、具体和抽象的统一，是中国古人自然观和审美观的完美表达。当西方实用主义标榜“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二十四节气早在千年前就已奠定了生活审美观的基调，将自然气象融入生产，用诗性的智慧赋予农业生活高度的形象性、情感性和艺术性。

可以说，节气是最纯粹的中国化的时空表述，最大程度上彰显了一种中国阐释与中国气派。如:它划分时空的规制模型就遵循了“圆”与“周”的思维，周行不殆，循环往复。对节气的描述也暗合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生发变化”。四时与五行的比附关系，寒暑昼夜背后的阴阳消长，无不映现着《易》的精神内核和道家的“宇宙气化”观念。从而，阅读二十四节气，更是悟“变与不变”的宇宙之道，它无疑是最高的中国智慧。

二十四节气的背后是一个多情的诗性世界，是中国古人体悟宇宙、亲近自然的曼妙智慧。随着城市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农耕文明离我们渐渐远去，久居城市的人们难免会丧失对土地的情感和对自然的感知，变得神经粗糙，麻木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去寻找“失落的世界”。

（取材于俞耕耘《品味二十四节气》，有删改）

舞——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特点

宗白华

艺术家经过“写实”、“传神”到“妙悟”境地，由于妙悟，他们“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这个使命是够伟大的!

那么艺术意境之表现于作品，就是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濛之理闪闪发光。这秩序的网幕是由各个艺术家的构思组织线、点、光、色、形体、声音或文字成为有机谐和的艺术形式，以表出意境。

因为这意境是艺术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它不是一味客观的描绘，像一照相机的摄影。所以艺术家要能拿特创的“秩序的网幕”来把住那真理的闪光。音乐和建筑的秩序结构，尤能直接地启示宇宙真体的内部和谐与节奏，所以一切艺术趋向音乐的状态、建筑的构思。

然而，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艺术家在这时失落自己于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唐代大批评家张彦远论画语)。“是有真宰，与之浮沉”(司空图《诗品》语)，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化而出，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在这时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 

在这舞中，严谨如建筑的秩序流动而为音乐，浩荡奔驰的生命收敛而为韵律。艺术表演着宇宙的创化。所以唐代大书家张旭见公孙大娘剑器舞而悟笔法，大画家吴道子请裴将军舞剑以助壮气说：“庶因猛厉以通幽冥！”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上说：

唐开元中，将军裴旻居丧，诣吴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吾画笔久废，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以通幽冥！”旻于是脱去縗服，若常时装束，走马如飞，左旋右转，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人，无不惊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绘事，得意无出于此。

诗人杜甫形容诗的最高境界说：“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前句是写沉冥中的探索，透进造化的精微的机缄，后句是指着大气盘旋的创造，具象而成飞舞。深沉的静照是飞动的活力的源泉。反过来说，也只有活跃的具体的生命舞姿、音乐的韵律、艺术的形象，才能使静照中的“道”具象化、肉身化。德国诗人侯德林（Hoerdelin）有两句诗含义极深：

谁沉冥到

那无边无际的“深”，

将热爱着

这最生动的“生”。

他这话使我们突然省悟中国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的特点。中国哲学就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

（选自宗白华《美学散步》，有改动）

①潜水，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呼吸。自由潜水，只要呼吸压缩后的普通空气就行。但是随着潜水深度的增大，压力也随之增大，空气中的氮气会渗透到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细胞里，引起“氮麻醉”。因此，时间较长或者深度较大的潜水，就要有专门的装备。这种装备叫水肺，它可以保证潜水员的呼吸。这种潜水方法叫水肺潜水，气瓶里装的是惰性气体氦和氧的混合气体，这是因为氦气的麻醉效应远低于氮气。

②然而，潜水面临的不光是呼吸的问题，人类潜水时面临的另一个威胁是减压病。因为海水深度每增加10米，就会增加一个标准大气压。随着压力的增加，人体血液溶解空气的能力随之增加。如果潜水员从水下深处回到海面减压太快，溶解在血液和身体组织里的气体就会形成气泡，阻碍血液流动，严重的甚至可以致命。因此，早期潜水员在完成潜水任务后，必须在减压舱里逐步减压，再回到海面上来。减压的时间往往比水下工作的时间还要多一倍。

③解决的办法是1957年发明的“饱和潜水”技术。潜水员先在舱内加压，使得体内的气体完全饱和，然后就可以在深水的高气压下工作几天，甚至几十天，等任务完成后再一次性减压出水。这是因为如果在高压下逗留到一定的时间，人体血液和组织里所渗入的气体就会达到饱和，以后只要压力不变，即便延长逗留的时间，血液和组织里的气体含量也不会改变。

④现在无论是海底救生、施工、勘探，或者进行科学考察，凡是潜水员直接暴露在水深超过100米的高压环境的水下作业，都必须采用这种饱和潜水技术。法国潜水员在地中海饱和潜水的实际作业深度达到534米，而实验深度达到701米，是当今世界最高纪录。中国12名潜水员创下了在南海上百米的深水中生活390小时、工作126小时，完成海底油管更换的纪录；作为实验，中国饱和潜水技术也已经突破了490米的深度。

⑤潜水员还有一个保护身体和体温的重要装备——潜水服。早在500年前，达•芬奇就曾设计过皮质的潜水服。现在最先进的潜水服，又叫大气压潜水服。它其实不是衣服，而是一个小型的单人潜水器。它用金属或塑料制成盔甲的形状，肢体关节可以活动，还带有推进装置。由于潜水服里面保持一个标准大气压的压强，潜水员就没有了“加压”“减压”的问题。目前最好的大气压潜水服，能够在水深超过700米的深水工作。潜水服也是科学家深海考察的武器，有“深海女王”之称的美国海洋学家西尔维•厄尔，就曾经身穿大气压潜水服，在夏威夷380米深的海底行走、观察2.5小时，创造了女子深潜的纪录。

我们不妨从语文教育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上感受一下语文教学中的三个主体（编者按：文本和师生）关系问题的重要性。

语文教学活动中的文本，实际上是人类的和民族的文化遗产，它是过往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他们的创造，体现的是他们的创造者的主体意志和思想愿望，他们对于他们的创造物是有主体性的。我们要感受和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不是从它对我们现实人的直接使用价值来判断、衡量，而更应当从他对当时社会、当事人的作用和意义来衡量。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这种遗产的本身，更是创造者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过程。一代代的人要得到更迅速的成长，是不可能一切从头开始摸索和创造的，而必须首先了解过往人类的创造成果和创造过程。在从事各项具体社会事业的社会成员则需要掌握过往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他们要通过现代知识分子的著作了解和掌握有关的文化遗产，以具体的从事各项事业，他们在这种文化传承的关系中更接近语文教学中的学生的位置。这也就有了社会文化中的三个主体的关系的问题。

这三个主体是有差异、有矛盾的。创造者的主体性假若压抑了现实社会知识分子和一般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古代文化的创造者就被神圣化了、绝对化了。在这时，现实的人就成了传统文化的俘虏，文化遗产表面上得到传承，但一代代人却失去了古代文化创造者的创造精神，它所导致的是现实文化的衰弱和现实社会的主体性地位的丧失。

若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并不尊重人类的、民族的文化遗产，并不尊重过往人类的创造意志和创造精神，并不想感受和了解这些遗产是怎样被古代人创造出来的，而是一味根据自己的现实愿望和要求抹杀古代人的创造成果，他们的创造性也是得不到发展的。这种虚无主义态度同时也意味着对自我以外的所有人的主体性的蔑视，意味着把其他社会成员都置于自己的奴从者的地位，它抹杀了古代人对于自己创造物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也压抑了接受者的主体性地位。这正像一个教师既不想切实的感受文本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也不承认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的地位。这时，社会表面上很繁荣的文化，知识分子编织着五花八门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却不是从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理解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与别人对着干的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你说向左我向右，你说向右我向左；你讲唯物我唯心，你讲唯心我唯物，其实他自己是什么思想也没有的。

但是广大社会成员的主体性也不能无视人类文化遗产的创造者的主体性，不能抑制和窒息的现实社会，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在这时，整个社会陷入愚昧和盲目，否认知识、文化、历史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把狂妄当个性，把蛮干当创造，把迷信当信仰；整个社会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盲目状态。

以上这三种社会状态是我们都经历过的，我们应当吸取这些历史的教训。

（节选自王富仁《在语文教学中必须同时坚持三个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