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下星辉献母亲

——追忆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

王俊禄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万物抽穗拔节的小满时令，记者来到瑞安曾联松广场。广场上，曾联松铜像吸引着游人驻足：红色的花岗岩基座，古铜铸就的身姿，戴着眼镜，穿着中山装，举首凝眸，似在仰望天空构思五星红旗，似在眺望天际那一抹金色的曙光。

曾联松，1917年出生在滨海小城瑞安的书香人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他，学的并不是美术设计，似乎是神来之笔，他“摘”下“星星”这个璀璨的意象，与共和国的标识紧紧相连。1938年，曾联松参加***，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1949年时，他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秘书工作，这家原属于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通讯社，在5月上海解放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但曾联松总觉得全身有使不完的劲，总想多做点什么。不久，《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登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他想：祖国新生，群策群力，我为何不能一试?

据家人回忆，那段时间，他下班以后天天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看看、写写、画画，就是吃饭也非得妻子三番两次地催促才肯下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日后的采访中，他吐露了心声：“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然而，仅有一腔热忱还不够，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讲，要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那则征稿启事被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四项要求，他几乎能倒背如流：第一，要有中国特征；第二，要有政权特征；第三，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之比是三比二；第四，色彩以红色为主。

怎样才能在设计中准确而全面地体现上述的要求呢?特别是一、二两项，曾联松认为这是国旗设计立意中的关键，从美学观点来说，任何一种图案的设计首先要有立意，就像一篇文章一样，没有正确的立意，文章就没有灵魂。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更需要一个准确、贴切而深刻的立意。现在，这个难题就像一座碉堡拦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他一下子还找不到它的突破口。冥思苦想，终于有一日，一阵委婉深情的沪剧唱腔从窗外飘来：“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

“星星，星星……”曾联松反复默念，突然找到了灵感：***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当年红军帽.上就有一颗红五星，用五角星这个革命的标志，来作为国旗的主体，不是很有意义吗?

经过十多天的绘图设计，他拿出初稿：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象征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旗面红色相协调，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之端庄，但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开国大典，***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揿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30万群众一片欢腾。

“一得之愚献祖国，五星旗海壮山河。”曾联松生前曾写诗表达自己为伟大祖国设计国旗的无上光荣。

从1947年起，曾联松就居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上，直到1999年10月19日去世。他一生简朴，甘守清贫，平时弄堂里进出，总是穿着蓝卡其布的中山装，夹个皮包。弄堂里的人很少知道，他是我们国旗图案的设计者。

他用一辈子的生命追求一个信念：不管人生境遇如何，不忘初心，不改赤子情。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自念一生坎坷，书剑无成，贡献很少，报国不多。每临清苦能‘信念’不移。值此国际风云多变，幸中华自强，国运亨通，柳暗花明，经济振兴，令人欣慰。”

（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5月31日）

材料一:

为期两天的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2018年12月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闭幕，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以“为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为主题，主要讨论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和气候变化等议题。

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宣言》。宣言承认在全球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各国增长欠缺均衡，下行风险犹存。宣言关注贸易问题，并重申运用所有政策工具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均衡和包容性增长，通过对话和行动增强信心、抵御风险。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在峰会闭幕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G20领导人峰会机制启动10年后，已成为一个“对话与合作的共同空间”。作为此次G20领导人峰会的主席国，阿根廷的责任就是促使各方“达成共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通过协商达成协议。马克里同时强调贸易和开放的重要性，他还呼吁“每一个人都继续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

（摘编自《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呼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材料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积极参与G20这一多边机制的政策协调，对控制金融恐慌和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金融危机逐渐平息后，G20峰会更多着眼于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就此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和主张，与世界共享中国智慧。在2013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上，中国提出“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等理念。在2014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提出“创新发展方式”“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主张。在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上，中国强调“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推动改革创新”“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建议。2016年，中国成功举办G20杭州峰会。杭州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有力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被誉为G20合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充分体现了中国对G20合作的全力支持与贡献。2017年的德国汉堡峰会延续落实了杭州峰会的诸多共识。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指出，正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突出作用，让G20愈发成为一个更适合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平台。深化改革，大开放，全力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促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2013年至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未来15年，中国预计将进口24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2万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在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坚持扩大开放、支持多边主义、全力推进南南合作，在各方面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摘编自《G20峰会十年变迁中国印记愈发鲜明》）

材料三:

G20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是因为G20本身契合了全球发展的需求，并在全球治理中充分发挥了协调与平衡的作用。一方面，G20涵盖了七国集团G7）等传统工业强国和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因而G20兼顾了不同国家及地域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另一方面，G20属于非正式的国际论坛，各国以非正式磋商的形式对全球经济、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等议题开展建设性与开放性的对话，因而G20能从更为普遍性的视角对全球治理进行讨论与协商，具有较为灵活的实效性。

目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崛起使得世界逐步进入一个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时代，并对全球治理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仍滞后于这一世界格局的变化，原有国际秩序也无法满足全球治理的巨大需求。这一失衡导致全球治理的内在缺陷与系统性风险不断扩大，全球社会由此面临着诸如增长乏力、发展失衡、共识赤字等发展困境，近期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更是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G20峰会尤其需要发出支持多边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明确信号，并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转型与升级。

（摘编自《G20:全球治理转型与升级的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