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

（节选自钱钟书《谈中国诗》）

父亲的家谱

陈鸣

⑴陈星伍今年54岁了，他是福建省永春县蓬壶镇的一名医生。每天早上7点多，他从狭促的职工宿舍楼醒过来，第一件事是找打火机和接开水。对他来说，早餐除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不能没有烟和铁观音。

⑵他的老婆名叫陈桂花，她总说他是土医生，比镇上的××和×××都不懂得养生。这话大概说了有30年，如果邻居细心一点，差不多能以这对夫妻的对话每天校准时钟。

⑶陈星伍大概也是30年前进了这家医院，从一头秀发干到现在头皮发亮。在这个小镇上，医生受人尊敬，走在马路上不论老少大家都喊他“五叔”。刚掉头发那几年，每天都会有人赞他：“五叔越来越聪明了”。“五叔”大部分时候是一边伸手摸摸头发，一边闪亮地笑起来。

⑷陈星伍还有一个令他自豪的身份，他是一名致公党员。这个政党的党员大部分是归侨、侨眷和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不过海外关系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给陈星伍带来的其实是诸多的烦恼。

⑸这得从陈星伍的童年说起。

⑹陈星伍的爸爸叫陈启煜，解放前曾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军官，后来这支部队被蒋介石解散，他因为“包庇共匪”流落到福建漳平。这个罪名并不冤枉，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林一心开秘密会议都是在陈启煜老家的宅子里。可是到了解放后，这段前朝历史和陈家绵乱复杂的海外关系就再也扯不清楚了。

⑺“文革”的时候，陈星伍还是个十来岁的少年。他每回考试都考第一名，不过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才能勉强地挤进高中听课，每天顶着无数骂“地主龟儿子”的唾沫星子。我猜想，少年陈星伍说起“我爸是陈启煜”的时候，应该多少怀着某种复杂的羞愧。

⑻后来有一天，他终于下定决心退学，不再忍受耻辱，因为学校操场上开起了批斗会，他看到台上站着他的父亲和虔诚的基督徒母亲。

⑼退学之后的陈星伍每天都在山上挖草药，他总背一口锅，一路咣咣当当地找吃的。许多年以后，他经常站在自家阳台上指给他儿子看，“那个山爹以前爬过”。现在那些山上早没人影了，拿着望远镜瞅也只能瞄见几棵树，大概只有雨点会到达那里了。

⑽困顿的生活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某一个时刻开始改变。有一天，陈星伍在他爸爸的书桌底下看到用毛笔恭恭敬敬写的四个字“恩公小平”，这张小纸条一直到陈启煜去世都贴在书房里。也是从那几年开始，陈星伍的运气稍微好了一点。因为他爸爸年岁已高，他获得了“补缺”的机会，最终陈星伍选择了当一名医生。

⑾1985年，因为我的到来，陈启煜有了孙子，陈星伍有了儿子。陈星伍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要像他埋头过苦日子，而是像他背着走过无数山峰的那口帅锅那样，咣咣当当地发出些自己的声响来，于是就在名字里安了个“鸣”字。虽然这个名字后来面临着很多重名的问题，但我还是比较庆幸自己没有被取名为“陈咣咣”或者“陈当当”。

⑿陈星伍的生活依旧辛苦。为了赚钱给儿子买三鹿奶粉，他兼职做起了生意，一开始是弄了台机器榨花生油，后来改行卖液化气炉具。在选择行业的精明程度上，小镇上确实无人能及，他很快赚了不少钱。

⒀不过麻烦事情很快又来了，那时候我在读小学，有一天回家看见好几个镇上的年轻人坐在我家里泡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来讨要保护费的。

⒁壮年时候的陈星伍性格极为硬朗，《让子弹飞》里头姜文问，我能不能站着把这钱赚了，陈星伍那时候的想法大略相同，可惜他毕竟没法像姜文那样，印子和枪轮流掏出来在桌上拍得叭叭响。派出所的叔叔们也纷纷表示：这种事情我们不便插手。想站着赚钱难度当然不小，至于为啥不便插手那就更费琢磨了。

⒂后来几个流氓又吓唬陈星伍和他老婆陈桂花，不给点儿钱，我们骑摩托车把你儿子撞了。那是我小时候第一次觉得，爸爸是谁真的很重要。

⒃陈星伍像1990年代每一个在下海浪潮里游过一番泳的人一样，有所收获，但很快被各种开着游艇和军舰的人甩在了后头。“保护费”事件以后，陈星伍经常骑着摩托车带着儿子到小镇最高的峰上去看远山和落日，他说：“要聪明，也要坚忍。”那么多事情发生之后，陈星伍很少抱怨，前几天，当他知道儿子要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的时候，他发了条短信过来：“要感谢时代，要感谢国家。”我仿佛能看到他在屏幕的那边微笑和头皮一同闪亮。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陈星伍，和他父亲生命的起落，每一刻都和这个国度连在了一起。

⒄陈启煜在88岁的年龄上安然去世。葬礼上，我第一次看到硬汉陈星伍号啕大哭，他在我面前为了他的父亲、我的爷爷痛哭，在葬礼上代表所有儿女发言，他说：“我爸是陈启煜。”我想，那一刻陈星伍心里一定充满了感恩和自豪。

⒅关于陈星伍，我们可以讲他的很多故事——他是医生，一个致公党员，是陈启煜的儿子，但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爸。作为一个没有“新闻价值”的人物，他难得能被书写并刊登在一份“严肃”的报纸上。但他完全配得上这样的荣誉，恰如这个国度里所有平凡而辛劳的父亲一样。如果要给自己的父亲颁一个奖，我希望自己就是属于他的那枚勋章。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1年2月3日第14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