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器的角度看，声音好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关键是，怎样的琵琶声音才算好呢？这就像闻上等巧克力的味道，实在是个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述的问题。不过办法总是有的，直接、正面的回答不上来，可以用间接、侧面的，最现成而著名的答案是白居易在其名篇《琵琶行》中的那句“大珠小珠落玉盘”。然而，即便是专业琵琶界，有谁真听到过珍珠落在玉盘里的声音呢？再说，就算有人真听到过，多半也会失望的，因为“珠落玉盘”所发出的压根就不是“乐音”。那么为什么一千多年来，人们不但认可而且还无数次地引用这句话呢？我想它至少说出了琵琶在发音上的三个要点：颗粒状的发音形态；弹拨乐器而具有某些打击乐器的发音效果；声音上要具备珠和玉的美学品质。

我国历来把“珠”和“玉”视为“珍宝”，或者说它们是中国人“美的理想”。在大自然中，很少有接近球形正圆体的天成之物，而“珠”能接近正圆体，这恐怕是珠能引起美感的原因之一，所谓“物以稀为贵”。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越接近正圆体的珠就越珍贵，称为“走盘珠”，其可贵即在浑圆与饱满。而“玉”则致密、细腻，是一种“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握在手里还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感，这里“温”“润”“泽”都带有三点水，这使人联想起悦耳的“乐音”有“水灵灵”的特性。其实珠也是一种美石——珍珠贝的“结石”，它与玉都有一种光彩，这光彩粗看并不“耀眼”、“逼人”，但细察则“绚烂之极”，即所谓东方人的含蓄之美。说“在声音上要具备珠与玉的美学品质”，具体地也是笨拙地说，就是声音要具有圆润、饱满、结实、细腻、有分量、有光泽、水灵灵等性质。把一类事物的特性比附到另一类不同的事物上去，或者说把一种感官对象的性质移到另一种感官对象上去，这在修辞学上叫“通感”或“移觉”。例如，用“高”“低”和“明亮”“甘甜”来称呼和形容声音。事实上作为听觉对象的声音，并不具有空间上的高低位置以及视觉对象和味觉对象才有的明亮、甘甜的性质，之所以这样来称呼和形容，就是“通感”的原理在起作用。

用“珠落玉盘”来描述琵琶的声音，浅层是“比喻”以“拟声”，深层是“通感”以“会意”。它不但在制作上，同时也在演奏上为琵琶的基本音质作了“指归”——“珠玉之美”。这话也许反过来说更有力，在中国的民族乐器中，其发音最具珠玉之美的，是琵琶。

其实，单从制作上来要求好的琵琶声音，历来也是有正面、直接而具体的标准的，那就是行话所说的：“尖”，指高音区的发音明亮；“堂”，指低音区的发音洪亮；“松”，指按弹时发音灵敏，余音强而长；“脆”，指发音清脆；“爆”，指发音坚实而有分量。但由于这五条标准由来已久，可见它们是针对“丝弦琵琶”而言的，因为“钢弦琵琶”只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40多年的事。中国传统的琵琶音乐，文曲讲究余韵，武曲注重声势。因丝弦张力小的缘故，也许在“余韵”和“声势”方面往往会感到不足，所以提出了从字面上看有点矫枉过正的五项标准，尤其是那个“尖”字，越来越难以使人认可，故已有人把它改为“亮”了。但对钢弦琵琶而言，这五条标准怕的不是做不到，而是过了头。所以能把这五条标准结合“珠玉之美”这一条来综合考察，对怎样的琵琶声音才算好的理解，应该是有裨益的。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是一条重要途径，有助于克服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中容易出现的形式化倾向。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经过不断的中国化，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教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佛教文化强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既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根本追求，也为其今天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儒道佛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三家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材料一：

本报讯(记者于明山)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天下午共同发布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国务院共公布了1372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民间文学类项目为155项，占总数的11.3%，在十大非遗门类中排第5位。文化部共认定了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民间文学类共计77人，占总数的3.88%。民间文学还面临着传承人高龄化和法律保护缺失等问题。曲艺有127项，曲艺类传承人有151人，仍有40余项曲艺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没有国家级传承人，显示出曲种传承的不均衡和保护传承人的紧迫性。2015年，包括河南坠子国家级传承人刘宗琴、相声国家级传承人常宝霆等20名曲艺类项目国家级传承人离世，更是给非遗传承带来了巨大损失。

2015年，北京、上海、山西、山东等8个省市公布了新一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其中，传统音乐新增项目共计28项，包含民间音乐23项、宗教音乐3项和人文音乐2项，表明民间音乐仍是传统音乐类名录建设的主体。“申遗热”推动了传统音乐的发展，2009年，有5个传统音乐项目类型同时被选为“世遗”；在前两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音乐分别入选72项和67项，在十大非遗门类中位居前列。2015年，传统音乐诸多新增赛事尤其是原生态赛事的举办，网络歌坛的迅速发展，观看民歌实景演出以及近几年的民歌民乐进校园等，都显示出传统音乐在全民参与的“后申遗时代”更加欣欣向荣。

2015年，我国传统技艺类非遗保护工作延续了以往良好的势头。名录建设方面，在历年公布的各级非遗名单中，传统技艺都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重。2015年各省公布了新的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其中传统技艺类非遗共136项，约占总数的34%。2015年新增传统技艺项目中，上海和陕西分别占16%和22%，领先于其他省市。各项传统技艺中，有一部分适合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的，如酿酒类、制瓷类非遗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不能回避的是，一部分传统技艺因创新设计不足，难以跟上市场的步伐。

随着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2015年中国传统医药立法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传统医药逐渐被世界认知。2015年，北京、安徽等地公布了省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名单，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达到了43人。尽管传统医药发展势头迅猛，但传统医药类项目的新增代表项目和扩展项目数目甚少。

(选自“新民网”，有删改)

材料二：

济南6月8日讯(记者尹延杰) 记者今天从山东省邮政公司了解到，为进一步增强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邮政定于2016年6月11日发行《文化遗产日》纪念邮票1套2枚，两枚邮票采取连印形式，分别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和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为中心，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项目，用线描的表现形式环绕展示在周围，以宣纸的纹理和残破的边框形式为背景，整体风格古朴、简洁，主题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项目为：昆曲、珠算、剪纸、端午节、古琴；文化遗产表现项目为：长城、福建土楼、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

(选自大众网，有删改)

材料三：

文化部社图司巡视员周小璞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确定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一些专家认为，相当大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无形或隐形，是人的精神创造，更凸显了对其保护抢救的重要性。它可以暂时没有任何意义，可要可不要，但如果因此而不重视，让其自生自灭，将给人类、国家、民族造成精神和情感上的断裂。

(选自200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