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多位艺术家的书画作品展正在各地巡展，行草隶篆、水墨油画，将这些知名艺术家的情趣和修养，从一个侧面传递给观众，确实值得一看。但是，算一算他们的岁数，你也会心存遗憾，他们大都年过花甲，乃至耄耋之年，而年轻一代寥寥无几，尤其那些当下正红的年轻表演明星们基本阙如。或许他们没有时间参加这一盛会，或许书画艺术需要岁月的积淀，可是，他们的文化情趣平时又体现在哪里呢？

无论创作还是表演，文化情趣很关键，一代代艺术家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书法、绘画、诗词歌赋，是许多老一代电影、音乐、戏剧名流的基本功，学贯中西更是他们知识储备的特征。去年辞世的于是之就是戏剧演出的大家，但他的散文功底、书法功力和深厚学养也是公认的，正因为这种底蕴，让于是之的表演充满魅力，有口皆碑。可以说，具备了多种文化情趣，拥有了广博的知识，不但有助于领悟把握艺术，还可以为人生带来丰富的意蕴，不至于老在那里空虚烦躁，尤其是压力和烦闷难以排解时，在文化情趣的滋润下，就有可能顺利地疏通。

其实，当下很多明星的学历并不比老一代艺术家弱，读完大学本科的很普遍，读过研究生甚至出洋留学的也不少见，但不知为什么，一说起文化情趣，好像大多不如前辈。写字，除了经过精心设计的那个谁也认不出来的签名外，很多人只要拿起笔，往往都是蛇首豸行；绘画，大约许多人还从来没有走进过美术馆和博物馆呢；而且，更有不少唱歌的却不了解戏剧，也有身在戏剧行当的却又不懂歌剧和交响乐，还有演影视的居然不明白文学为何物。另外，将艺术仅仅当做技术的也大有人在，这样的技术只适合在公众场合炫耀，而不可能转化为修养与情趣。

今天身在演艺界的人们，其国际交流的环境、掌握现代技术的水准、生活样式的多姿多彩，都远超过老一代人，只是他们的文化视野实际并不比前辈宽广，对人生的认知也十分狭窄，这恐怕与轻视文化情趣有直接的关系。尽管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生活特点，知识储备当然也不必强求一致，文化情趣或许可能各有所长，当今也有很多传递手段过去连想都没有想过，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涵养方式，都是为了多一点情趣、多一些润泽、多几种品鉴渠道，这些，对人生对艺术专业总会有所裨益。

现在年轻一代，网络知识很丰富，玩游戏的水平相当高，在虚拟空间可以畅行无阻，但如果身在演艺界，现实生活的体验、多方面的文化培育，依然不可或缺。否则，戏路就会单一，演艺生命就会速朽，还有可能在不该栽倒的地方栽个大跟头。

正当红的明星，虽说具有宽阔的商业前途，拥有大量的网络粉丝，可以占据收入排行榜的前列，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可能很无趣，闲时兴许还很无聊，底线又相当的模糊，于是，触碰底线的事情时有发生。文化情趣并不能保证人的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但起码可以让生活充实，让闲暇丰富，让趣味不那么低下。

丰富的文化情趣，对演艺界不可或缺！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节）

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的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

（摘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

中国人与月亮

皓月高悬，光皎如水。古往今来，天上那时亏时盈的月亮，引发人们浮想联翩，在中国，也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月亮文化。例如唐代诗人李白自称“月奴”，写下了“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的名句。随着人类登上月球，明月已经不再“高不可攀”。但月亮与人依依不舍、左右常随的情景，依然令人感到无比亲切。

自然崇拜属于人类早期的宗教形式。在自然界中，日月星辰最为人们所看重。在古代由于科技水平的局限，人们更是把它们神秘化。太阳和月亮分别作为白昼和夜间发光的最明亮天体，便被赋予了神的力量，成为人们崇拜的日神和月神。月神在古希腊神话中为狄安娜、阿尔忒弥斯，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则为常羲、嫦娥和西王母。

远古的太阳崇拜和月亮崇拜都与农牧业的形成有关，19世纪西方太阳神话学派认为，太阳崇拜早于月亮崇拜，但对于许多原始民族来说，月亮才是丰收的赐予者。在原始人类看来，有一种比人所具有的任何力量都要强烈的威力存在，它就隐藏于月亮之中，没有月亮，植物就不会生长，动物和女人就不可能怀孕生子。月相的周期性变化，使人们认为它支配着所有生命的变化。

在中国，月亮崇拜的历史可追溯至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这一时期相关器物上遗存的月神徽铭表明，这片土地上曾存在过世界上最古老的月亮崇拜的仪轨。甲骨文中有“东母西母若”的句子，这“东母”与“西母”相对，分别指日神和月神。甲骨文中又有“帝于东方曰析”，“析”就是东方太阳神羲（伏羲），即东母，后来称东王公。“西母”则应是神话中闻名于世的西王母本名。据各种古书揭示，月神是天上的光明神之一，是原始信仰中母性生育的代表，同时又是掌握死亡的阴性天神。她与太阳神相配，太阳神主宰东方、白天、光明、春天、生长，她则主宰西方、夜晚、黑暗、秋天、生育和死亡，因此她是丰产、丰收的女神，又是凶神、刑神和死神。

我国古代文献《礼记·祭义》中记载了上古社会祭日配月的宗教仪式：“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这就是说，古人在春分时节的早晨于东方祭日，在秋分时节的傍晚于西方祭月。在高坛上祭日，而在坑穴中祭月。之所以在秋分时节“祭月”，是因为此时太阳的生命力开始弱化，“阴气”开始兴盛起来，气温由暖转寒，植物开始衰枯死亡，月亮作为“太阴之精”，正是“阴气”的象征。《周礼·春官》载有“中秋夜迎寒”的习俗，“寒”即“阴”，即被称为“广寒宫”“太阴之精”的月亮，“夜迎寒”就是在中秋之夜“阳衰阴盛”的转换之际举行祭月仪式。这也正是后世延续至今的中秋拜月赏月风俗的起源。

我国古代拜月的方式很多，人们把木雕月姑等月神像供在月出的方向，设起供案，摆上月饼等供品，焚烧月光纸；月亮升起后妇女们要燃起香火，对着月亮跪拜。晚上老年人还要给儿童们讲“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等有关月亮的故事。吃月饼更是不可少的，是取其“团圆”之意。男人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子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天各一方的亲人则愿阖家团圆，共度良宵。

今天，天文学使人们普遍接受了“月亮是一个天体”的科学概念，然而正是这一有数十亿年演化史和丰富文化积淀的天体，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月亮，是许多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灵魂的安栖之地。

（选自《中国国家天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