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于 1988 年 2 月 16 日逝世 。记得那是旧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这消息，外面正响着 鞭炮，万想不到这繁碎而响亮的声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双层的悲哀。

我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编课本，他领导编课本。这之前，我当然知道他，那是上学时期，大量读新文学作品的时候。相识之后，交往渐多，感到过去的印象失之太浅，至少是没有触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叶圣陶先生是单一的儒，思想是这样，行为也是这样。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

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动。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当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写文章，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其时他刚到北方来，跟家乡人说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普通话他生疏，于是不耻下问，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动笔，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见。他说:“不必客气。这样反而费事，还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万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我遵嘱，不客气，这样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的，就一定亲自来，谦虚而恳切地问我，同意不同意恢复。我当然表示同意，并且说:“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再跟我商量。” 他说:“好，就这样。”可是下次还是照样来商量，好像应该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有人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告辞时，客人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晚年，记得有两次是已经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时，他总是举手打拱，还是不断地说谢谢。

还记得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说，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也很悲伤，不是为自己的颠沛流离，是想到十年来的 社会现象，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的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到写文章，他不只一次地说:“写成文章， 在这间房里念， 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这个意见，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反应。譬如近些年来，有不少人是宣扬朦胧的，还有更多的人是顺势朦胧的，对于以简明如话为佳文的主张，就必致付之一笑。而叶先生则主张写完文章后，可以自己试念试听，看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坚决改。叶圣陶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写话风格，平易自 然，鲜明简洁，细致恳切，念，顺口，听，悦耳，说像话还不够，就是话。

在文风方面，叶圣陶先生还特别重视“简洁”。简洁应该是写话之内的一项要求，这里提出来单独 说说，是因为叶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针对性。他是带着一些感慨说的:“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 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关于繁简，关于修改，鲁迅提到的是字句段。叶圣 陶先生只说字，我的体会，一是偏重用语，二是意在强调，精神是可简就决不该繁。可是现实呢，常常是应简而偏偏要繁。

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上面说的是总的用语方面。零碎的，写作的各个方面，小至一个标点，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样认真，不做到完全妥帖决不放松。还记得五十年代早期，他发现课本用字，“做”和“作” 分工不明，用哪一个，随写者的自由，于是出现这一处是“叫做”，那一处是“叫作”的现象。这不是 对错问题，是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叶圣陶先生认为这也不应该，必须定个标准，求全社出版物统一。 商讨的结果，定为“行动”义用“做”，“充当”义用“作”，只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 之类仍依旧贯。决定之后，叶圣陶先生监督执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叶圣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业绩。凡是拿笔的人，尤其或有意或无意而写得不像话的人，都要常常想想叶圣陶先生的写话的主张，以及提出这种主张的深重的苦心。

——节选自张中行《叶圣陶先生二三事》（有删改）

回顾我国生育政策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战后婴儿潮，国家鼓励通过生育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到60年代，中国极度贫困，这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但也说明人口与生产力的矛盾已经出现并日益严重。所以 ，7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 实施以人口控制为导向的人口政策。到了90代后，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摘编自任远《后人口转变》）

表1：老年人口占比调查和预测

（转自郭志刚《中国 低生率进程的主要特征》）

表2：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

生育率下降和 人口增长放缓往往被认为缓解了人口 增长对经济社会的压力。生育率的下降首先减小了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并带来社会抚养比的下降和人口红利。但长期人口低生育率以后，劳动力数量和比重开始转而下降，则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出现社会劳动力不足的局面。老年人人口比重则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抚养压力不断提高，到 2020 年我国的人口抚养水平将会达到 50％的高水平，进一步加剧劳动力数量相对不足给经济增带来的压力。

（摘编自任远《后人 口转变》）

2015 年10月，中国决定结束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实行单独二孩，并从2016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二孩政策。从2003年到2013年间，中国出生人口始终在1600万上下波动。2016年，根据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推算，中国出生人口超过了1786万，生育水平 提高到 1.7以上。

（摘编自“人民网” ）

在2018年一季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过200亿元，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中国电影真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这样的增长态势，与国外引进片的关系并不紧密，这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国产电影和好莱坞电影在国内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在2018年第一季度票房榜前十名中，国产电影上榜七部，且前五名均为国产电影，仅有两部好莱坞大片进入前十，而且只是取得了第八、第十的名次。将文化冲突和投资风险搁置一边，日益成熟与壮大的中国本土电影，是国外电影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

随着中国电影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大量的老牌导演和少壮派导演，正在将他们的创作视角和创新理念注入到作品当中，从而也为国内的影迷带来更为多样化的选择。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将进一步推动这些电影创作者们把注意力重新回归到电影创作本身，回归到创造优质作品这一本职工作上来。

（摘编自网易《中国已成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但外片“入朝”依旧竞争激烈》）

图1 2009年到2018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单位：亿元）及同比增速

图2  2012年到2018年上半年国产进口片票房贡献百分比

（摘编自《2012年一2018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数据分析》）

2017年《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颁布。2018年五一档电影《后来的我们》上映前夕，在预售票房火爆的情况下，该片开映日就出现大规模退票，致使影院不得不关停退票服务。随着主管部门调查的深入，确认《后来的我们》退票存在异常。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电影发行企业、电影院等应当如实统计电影销售收入，不得采取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观众，扰乱电影市场秩序。目前，《后来的我们》仍在等待调查结果。9月，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下发《关于电影票“退改签”规定的通知》，要求各方优化“退改签”流程，充分体现公平合理原则。

除了行业，中国电影在这一年里对电影人也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1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全部演员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决遏制追星炒星。这一举措得到了行业内的积极响应。

（摘编自电影网《600亿！又一次证明中国电影市场没有“不可能”》）

为什么国产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相比依然有不小的差距？如下几个原因，值得我们一起探讨。首先，中国电影制作流程不够规范。好莱坞一个剧本多少页都有标准，剧本定了才会去找导演。找导演也有标准，会看导演近三年拍过的影片的票房。导演选好了，再去敲定合适的演员。其次，中国演员素质参差不齐。国内的一些大牌明星钱一到手，整个剧组得把他（她）哄着供着。前段时间爆出某某明星因手上擦破点皮，就闹得哭天喊地的。还有一些所谓的明星，全片一个表情。另外，国产电影编剧缺乏想象力。我们的国产电影只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停地反复咀嚼，如《齐天大圣》《封神榜》，不停地拍。就连前段时间很火的《西虹市首富》《我不是药神》也都是购买的别人的版权。中国电影要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需要我们中国电影人持之以恒地努力。

（摘编自爱奇艺网《浅论国产电影和好莱坞的差距，我们还要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