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般而言，技术总是被企业家最先应用在经济领域，用以创造财富，这符合技术扩散的规律；但伴随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大，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智慧”的技术，这使整个社会的运行变得日趋智慧化，是为智慧社会。可以说，智慧社会是“智慧型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目前的认知来看，智慧社会与智慧城市建设密切相关，智慧城市的社会形态必然是智慧社会。目前全球都在积极建设智慧城市。比如，新加坡推出了“智慧国家2025”的10年计划，韩国提出实施U—City计划，美国白宫发布了首个关于智慧城市的国家级战略，计划投入1.6亿美元进行智慧城市建设，澳大利亚发布了国家智慧城市发展计划，英国则积极发展“未来城市”，等等。

(摘自《学习时报》，《从“智慧型经济”到智慧社会》，有删改)

材料二：

材料三：

在浙江乌镇举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为人们描摹了未来智慧生活的美好轮廓。

“太神奇了，微笑居然能打折，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在互联网大会期间，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惊讶地发现，在走进无人超市之前扫一下二维码，购物后便可以直接离开；凝视某件商品，系统会捕捉他的表情，计算他对商品的偏好程度；只要他笑了，结算时便可以打折，不同的笑脸会得到不一样的折扣力度。

互联网将为人类带来更为超乎想象的“红利”：在医学影像识别方面，人工智能对早期筛查肿瘤的准确率已经超过普通医生的水平；人和机器可以互联互通，机器能够预测人脑中可能会想什么，通过大脑里的信息和指令能直接让机器以比人类在智能手机上快五倍的输入速度打字……现在，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让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便捷而有尊严。

(摘自2018年2月1日《光明日报》，《“微笑居然能打折”》，有删改)

材料四：

在2017年12月初举行的移动支付智慧厦门合作伙伴峰会上，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携手腾讯签署“移动支付智慧城市战略合作协议”。对此，腾讯“互联网+”副总裁张巍表示，签约后双方将联手推进“互联网+”和移动支付在各领域的发展与应用，共建“智慧厦门”。

此外，峰会现场启动上线的“市民卡APP”是全国首个推出以信用服务模式，按全市统一二维码技术规范建设的手机应用客户端。厦门民众可用“市民卡APP”先乘车后付款信用乘车、医院诊疗费用一键结算、扫二维码消费支付及自助扫码借还书等，享受医疗健康、政务服务、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便利。

在与厦门市政府的紧密合作中，腾讯赋能的智慧城市在“智慧交通”“智慧零售”“智慧医疗”等领域落地。在厦门，智慧城市正从概念变为一种切实的生活方式，为市民和外地游客提供更多智能化、人性化服务。如，腾讯乘车码的上线，让厦门市民和外地游客可畅享移动支付带来的便捷乘车服务。

(摘自中国新闻网，《厦门市和腾讯合作全面发力“智慧城市”》，有删改)

材料一：

6月25日2时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星”；1颗G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以及两颗IGS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

“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城；“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平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爱星”。

（摘编自2019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

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去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之后的国产化攻关更为艰苦，凭借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O/ICSO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的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作为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北斗直接牵引带动着数百家单位、上万名研制人员。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这些人在过去20多年的研制过程中共同锻造了主动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这是一项团队工程，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

谢军说，即便是团队中的泰斗和“明星”人物，也不“藏着掖着”。他们相信“教会徒弟才能解放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从而醉心于推进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

（摘编自《中国北斗的自主创新之路——将“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材料四：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

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有人对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中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读了几年大学，还不如中学毕业就去做生意的同学，人家都有车有房了，自己却什么都没有……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梦想，的确没那么简单。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与其说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素养。读书的“有用”，就在于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的上升通道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2017年1月17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在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唯独对其中的书本不屑一顾，最后却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进入社会后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进入社会后，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了。读书又有何用？

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并且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2017年1月4日“红网”，有删改）

材料三：

河南省卫辉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薛屯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都会有三五名学生考上全国各地的大学。近些年，该村考上大学的学生数量成倍上升。截至目前，该村已经出了200多名大学生，甚至一条街上竟然有多名博士生。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却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对教育的重视，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介制、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2016年3月1日《中国青年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