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章，回答后面的问题。
代理北大校长
智效民
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建设需要，远在西南边陲的北京大学等单位需要尽快返回北平。当时人们把这一行动称为“复员”。傅斯年逝世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回忆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极力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到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也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在北大校庆时曾经表示：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也比胡先生强。因此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幽默地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5年9月，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随后他派遣陈雪屏、郑天挺、杨振声、曾昭抡等人回到北平接收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不久傅斯年也抵达北平。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了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为此，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在致李宗仁、孙越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待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这说明，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确实是明智之举。
抗战胜利后，日伪时期的北平大专院校师生如何安排，是教育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由于人手不够，陈雪屏聘用了一些日伪时期的教员讲课。但这时傅斯年已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时，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见到陈雪屏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没有来往。陈雪屏如实回答后，傅斯年很不满意，他激动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伪教职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要求继续留用。
他们甚至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公开信，申述他们留下来充当日伪教员的理由和苦衷。这些理由和苦衷也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就连陈雪屏也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甘心附逆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各种原因留下来的，因此不必过于认真。对此，傅斯年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教职员的决心。他说，抗战开始后，北大是请全体教职员内迁的。事实上，除了周作人等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应该响应。即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内迁，也可以到辅仁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因此，那些到伪北大任教的人与北大毫无关系。他还说：“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岂不成了国家的罪人？”
1946年8月，已经卸去北大代理校长之职的傅斯年在《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的文章，提出要办好一所学校，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面对教师们“衣食无着”的困境，政府要尽快调整教职员的待遇，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第二，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学校应该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第三，学校要有合理的纪律，否则就会风潮不断。第四，学校要有良好的学风，其中“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文章结束时他自豪地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了一个干净的纪录。”
傅斯年被认为是“北大的功狗”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习题。
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节选）
——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
许纪霖
慎之先生过世一年了。他的死，就象他的一生，轰轰烈烈，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凡事件中人，必是某种精神的象征。李慎之，这位叱咤风云的思想老人，究竟象征着什么？
一年来，关于他的争论，不绝于耳。不少人将李慎之看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传人，甚至有“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自由主义道统之说。李慎之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为大家所公认，但自由主义是否有道统，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李慎之生前倒不大愿意自称“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1999年秋天他在香港访问，应邀到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演讲，那年我在那里工作，参与接待。有听众问他，他当场断然否认。至少在公众场合，他是不太愿被简单地化约为某种意识形态的。根据许多人的回忆，李慎之生前很喜欢自称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士大夫与自由主义，假如按照过去的传统/现代的二元思维，简直是对立的存在。哪种形象更接近李慎之呢？
死去的人物，最悲哀的命运，莫过于被某种意识形态谱系脸谱化或符号化。我猜想，智慧过人的李慎之之所以自称不无“落伍”的“士大夫”，而非时髦的“自由主义”，可能意识到生后某种宿命。自由主义固然是其最后决断的政治理想，但并非其人格的象征。李慎之在精神上所担当的，乃是从春秋战国孔孟夫子开始，为历代儒家仁人志士所发扬广大的士大夫传统。
中国的士大夫精神，突出表现在天下兴亡的忧患意识、士志于道的理想主义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先秦以降的中国历史，漫漫两三千年，基本上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社会。其间，虽然屡受昏君、宦官、朋党和愚民的戕害，以道自任的士大夫们始终是历史舞台的中心人物，或喜或悲，或歌或泣，担当的是朝代的命运、天下的责任。到晚清民初，这些士大夫摇身一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但纵然西装革履，依然包裹着一颗士大夫的灵魂。鲁迅、胡适、陈独秀、陈寅恪----，无不如此。不过，时光到了二十世纪之末，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随着工商社会的崛起、意识形态的消解和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专业化，士大夫作为一个精神性群体，终于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时间终结了。当满街人群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当一代俗儒著书立说，全为稻粱时，李慎之在苍茫暮色之中，发出了兀鹰般的绝唱。那个渐渐远去的中国士大夫身影，显得是那样的空旷、孤独和绝望。
在谈到李慎之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的，在所有其他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听到一些学生，发誓要在毕业之前，像考一张剑桥证书那样，解决“入党问题”的时候，我就为共产党被逐利之徒侵蚀而感叹。党世俗化了，世俗得失去了理想。而当年李慎之们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注入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一腔豪情。从“五四”第一代老共产党人，到“一二九”运动出身的青年干部，其实都是一批充满士大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是他们撑起了这个党的魅力和光芒。李慎之在怀念匡亚明先生的时候说：
我一向以为***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了客观环境与政治路线的原因不说，有一点是因为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大多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们的骨子里都秉承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他们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的襟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气节；立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样，才能使他们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李慎之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即使后来“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他也不悔初衷。1998年，我出差北京，到他府上拜访。我们谈到了革命，谈到了年青时代的选择。我过去有一个误解，以为当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成绩平平的“愤青”。李慎之对我的无知简直有点愤怒：“哪里！当年”一二九“运动中走在最前面的，都是学校里成绩最优秀、在同学中最有威望的。那些不学无术的家伙，都去抱三青团的大腿了！”我问他：“假如时光倒退六十年，您还会坚持您原来的选择吗？”他垂下目光，沉思片刻，声音低沉地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要抗日，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要抗日；要民主，国民党搞专制，共产党反专制。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你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路。”
是的，当年的宝塔山下、黄河之滨，云集的是像李慎之这样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青年，是那一代士大夫中的热血精英。他们为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而来，充满着崇高的献身精神和烈士情怀。李慎之将这些共产党人称为“老派共产党员”。好一个老派！老派共产党员，就是中共党内的理想主义者，以弘道为己任的二十世纪士大夫。
新派共产党员，为利禄而投党，党只是他们升官发财的工具；而老派共产党员，一生恨爱，统统融化于间，他们对党之荣辱、理想之执着，难以为后人所理喻。那是用青春的热血和一生的苦恋所凝聚起来的情感，是容不得任何人去亵渎和颠覆的。削肉还母，剔骨还父，是何等的刻骨铭心！
没有这样的刻骨铭心，也就没有晚年的李慎之。
（选自2004年4月号《二十一世纪》）
【小题1】 文章说“到晚清民初，这些士大夫摇身一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但纵然西装革履，依然包裹着一颗士大夫的灵魂”，请概述“士大夫的灵魂”的要义。（4分）
【小题2】 如何理解文中划线的句子？请简要分析。（5分）
【小题3】作者说李慎之是“最后的士大夫”，又说他“首先是共产党人”；这身份界定是否矛盾？为什么？（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舜文化

《尚书》云：“德自舜明。”《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虞舜）始。”舜帝是“德”的化身，简言之，舜文化就是舜帝身体力行所创造的道德文化，它是一种原生性的道德本体文化。因此，舜帝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鼻祖。

舜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的融合已经完成，亦即炎、黄民族的融合已经完成，在部落联盟的体制沿袭了数千年后，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个体的人，也已经进入了由部落联盟——诸侯国组合起来的“古国”大社会。因此，在社会生产之中，需要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关系和双方都能接受和遵守的准则，才能维护诸侯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和谐。作为诸侯国联盟首领的舜，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需要，身体力行地创造、想方设法地推行了这些准则，并使整个社会都遵守这个“道德”规范，成为人类由文明产生阶段进入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我们说孔子是儒文化的创始人，然而，孔子的功绩在于集文化之大成；儒家文化实际上只是孔子对舜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纵使是儒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仁”，也只是孔子在总结商周文化基础之上的画龙点睛。儒学三重道德——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宇宙道德的源头来自于舜帝的道德文化。楚简中的《唐虞之道》写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由此可以证实，儒家三重道德的基本构架就是发轫于舜帝所创建的道德文化。

各民族的文化都以本民族的特有形式发展起来，形成本民族的传统。舜文化产生在炎、黄民族融合之后，所以，它代表的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利益，这也是舜文化得以继承和不断弘扬的原因。舜帝虽然居“三皇五帝”之末，但是，舜帝开创了“德治”文明的崭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和历史意义。

以农耕文化为内涵的炎帝文化，以政体文化为内涵的黄帝文化，以道德文化为内涵的舜帝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的三块里程碑。农耕文化、政体文化、道德文化是中华远古文化的源头。又特别以舜文化为博大精深，它涵盖了社会、自然两大学科，其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艺、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舜文化是以儒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唐代著名思想家韩愈在他的《原道》一文中梳理儒家的传授关系时说，是“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孔孟传之于后人。

中华传统文化之根脉是舜文化。舜文化是儒家道德价值之根脉。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舜文化这个道德文化的源头，就不可能使中华民族保持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和民族亲和力；没有舜文化的润泽，就不可能培养出国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没有舜文化的熏陶，就不可能造就出以国家强盛民族兴旺为己任的一批又一批国家精英。

【小题1】下面对“舜文化”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舜文化是中华民族由文明产生的阶段进入文明发展阶段的标志。

B．舜文化是在社会转型期为适应社会发展由当时的舜帝创造的文化。

C．舜文化以道德文化为内涵，它涵盖了社会、自然两大学科。

D．舜文化是民族大融合进程中产生的具有原生性特征的道德文化。

【小题2】对文中“舜文化是以儒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一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

B．儒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

C．儒家文化脱胎于舜帝所创造的舜文化。

D．儒家文化是舜帝创造的舜文化的核心。

【小题3】下面对文意的分析和概括，正确一项是

A．舜文化的滋养和润泽是中华民族自古至今保持国家强大凝聚力的根本保证。

B．舜文化是为了适应诸侯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团结而应运而生的和谐文化。

C．舜文化得以继承并且发扬光大，其原因是它代表了炎黄子孙的共同利益。

D．农耕文化、政体文化、道德文化是中华远古文化的源头，其中道德文化最重要。

阅读下文，回答后面题目。
作为一种方法论，中庸之道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每一个元素和成分之中，成为构成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每个置身于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社会成员，无论你愿不愿意，承不承认，你都无法摆脱那与生俱来的中庸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因此，正确地认识中庸之道，并加以合理的运用，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文化责任。
中庸思想起源很早。《尚书》中就已经记载了很多关于古代圣王执中、行中的例子。如《盘庚篇》的“各设中于乃心”、《洛诰》的“时中”等。我们可以把《尚书》中强调“执中”的政治智慧，看作是中庸之道的思想源头。“中庸”一词，语出《论语·雍也》。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乃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长久以来，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了。孔子推许的“中庸”，其含义到底是什么？其境界到底又有多高呢？朱熹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庸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庸则是说这样做是不可更易的常理。概括而言，中庸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常理。另一种解释来自汉代的郑玄：“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意思是，中庸，就是中道之运用。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参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中，内也；上下通也”、“庸，用也。”则“中庸”的本义就是中道的运用，郑玄的解释更符合中庸的本意。
中道本身是极高极难的标准。孔子有言：“过犹不及”，意思就是凡事都要尽可能追求最为恰当合理的处置，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比如勇敢，过了就是鲁莽，不及就是懦弱，只有恰如其分的勇敢，才符合勇敢概念本身。事实上，中庸本来是一种道德修养境界，但是孔子把它普泛化了，在这种普泛化的过程中，中庸也自然而然地转换为一种方法论了。一件事我们可以尽可能追求最优解，但是每件事都要追求最优解，实在是太难了。
这样一个最优解，怎样才能做到呢？孔子的教导是：“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叩其两端就是指从事情的两种极端的状态入手，认真推敲研究，仔细体会把握，寻求和两种极端完全不同的最优解。需要说明的是，孔子所倡导的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被误解为折衷主义，事实上，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和折衷主义完全不同，叩其两端的方式，更加接近于现代逻辑中的试错法。
为什么孔夫子要悬置这样一个大家都很难做到，却又不得不努力去做的高标准的理想主义的方法论呢？缘由大约有三。其一，儒家以倡明先王之道为己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容易把先王之道理想化。中道的思想作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的成功秘诀，被儒家抬高到理想化的程度，更是情理之中的事；其二，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古代农业社会大环境下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单一性，以及由单一性而必然存在的重复性，乃是儒家倡导凡事追求最优解思想的社会背景；其三，同时，农业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慢节奏也为儒家凡事追求最优解的理想化方案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性。
（摘编自王泽民《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骨髓》）
【小题1】下列对于“中庸之道”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郑玄认为中庸就是中道之运用。朱熹则认为中是一种做事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庸则是说这样做是不能更改的常理。

B．“中庸”一词，出自《论语·雍也》，但中庸思想起源得很早，《尚书》中“各设中于乃心”、“时中”等语句中的“中”就是中庸思想。

C．在《论语》中，孔子先是把中庸看成一种道德修养境界，但后来又把它普泛化，在这个过程中，它转换为一种方法论，表现为做事追求最优解。

D．中庸之道是构成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作为一种方法论，凡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元素和成分，无不深深渗透有中庸之道。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3分）

A．中庸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与生俱来，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置身于中国文化视野，无论你愿意或承认与否，都是无法摆脱的。

B．过犹不及，意思是做事过头就跟做得不够一样；孔子此言体现了他的中庸思想，说明他做事尽可能追求最为恰当合理的处置。

C．叩其两端，是孔子倡导的寻求最优解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和折衷主义完全不同，有些近似于现代逻辑中的试错法。

D．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单一重复，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慢节奏，为儒家倡导凡事追求最优解思想提供了社会背景和时间上的可能性。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朱熹和郑玄对中庸的解释，在“中”的含义上没有差别，在“庸”的含义上有一定分歧，郑玄的解释更符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中庸”的本意。

B．如何做到最优解，孔子谦逊地表达了自己的不足，但他的智慧在于能从事情的两种极端状态入手，研究把握，寻求和两种极端完全不同的最优解。

C．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遵循中庸之道是获得成功的秘诀，而儒家又以倡明先王之道为己任，这应该成为孔子倡导中庸之道的一个重要缘由。

D．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骨髓，正确认识并合理运用中庸之道，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文化责任，研究倡导中庸之道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打猎
阿成
在达斡尔族护猎员的带领下，我们开着一辆伤痕累累的吉普车，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大甸子。开始，我们以为护猎员是到森林里去，隐蔽在树林里的某处等待偷猎者的出现。其实不是，是在大荒甸子上寻找偷猎者。
正是收获的季节，金色的玉米地像莫奈笔下的油画，像梵·高笔下的秋天，十分的迷人，很辽远，很开阔。开着像战车似的大吉普车疾驰在七沟八梁的大荒原上，那种感觉非常的不寻常，非常的男人，当然，车也非常地颠。可以这样说，要是让我们在陆地上做出那种剧烈的被颠的动作，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几个人抱着枪坐在被桑开得飞快的吉普车里，很快就有一种美国大兵的感觉。吉普车前面的玉米秆已高过吉普车的机器盖子了，两边的玉米秆刮着机器盖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在大坡地上横穿的时候，感觉吉普车要翻过去了。开始的时候，那个窄脸的诗人忘情地抱着猎枪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角色，摆出一副美国大兵的样子，还很得意的。但是，没想到车子会这样颠，终于，那位窄脸的诗人有点害怕了，干哑着嗓子跟着桑说，桑，停下车吧，把枪放到后备箱里去好不好？
很显然，车这么颠，他担心猎枪万一走火，呯一声，直接就自毁了。
其实，上了车，桑就跟两个抱枪的诗人说，枪管不要冲着自己，也不要冲着别人，小心走火。
桑是这儿的护猎员，他的任务，主要是阻止偷猎野鸡之类的飞禽。桑说，野鸡一般下午三四点钟才出来觅食，这时候它们都跑到玉米地里找粮食吃去了。偷猎的人一般都选在这个时候打野鸡和沙半鸡。
我们听了都直点头，反正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桑说，野鸡和沙半鸡非常傻，比如你打其中的一只，枪响之后，另外几只也不会跑。我说，不对啊，桑，不是有个脑筋急转弯儿嘛，树上十只鸟，打掉一只还剩几只？桑说，要是麻雀，树上就一只也没有了。但沙半鸡，打掉一只，肯定还剩九只。好运个胖脸的诗人说，这一点有点诗人。
我们在这个大甸子上跑了两个多小时，什么也没发现，无论是偷猎者还是允许打的野兔，都没看到。
桑看到我们有些失望的样子，便说，好，咱们开枪打打麻雀吧，过过枪瘾。胖脸的诗人说，行，不管咋说，我们一人扛一只麻雀回去也挺好的，像英国漫画一样。
正打算停车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枪声，桑立刻开车朝着枪响的方向疯跑。车都快颠翻了，我们一个劲儿地劝他慢点开，可怎么劝也劝不住。此时此刻，我们已经颠得满脸憔悴，一脸苦难，这才知道当个护猎员的辛苦。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偷猎者，最后，桑只好放弃。
就在我们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桑突然发现，在前面的玉米地里有六七只沙半鸡正在觅食。桑立刻把车停下来，拿起了猎枪说，我给你们试验一下。说着冲天上开了一枪。那几只沙半鸡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仍旧在那里觅食。我们都看傻眼了。桑换上子弹，从容不迫又朝天上开了第二枪，几只沙半鸡依然岿然不动，照例在那里觅食。好运个胖脸的诗人像祈祷着似的举起了双手说，主啊，赐给沙半鸡以麻雀般的智慧吧！
……
在回去的途中，要经过一片湿地，此时夕阳烧得正旺，红彤彤地挂在西天，景色非常瑰丽。这时，我们在远处的芦苇荡里悠然自得地游着的三只野鸭子，一只大鸭子后面跟着两只小鸭子在款款地游，桑说，这是王八鸭。他的语音刚落，就听叭的一声枪响，那只大鸭子立刻被打死在水里了。桑立刻停下了车，下来向四处看不看，四处一点动静也没有。桑立刻仇恨地说，这是有人在跟我玩呢。
那个窄脸的诗人叹了口气说，你们看，那两只小鸭子在母鸭子旁边游呢。
这时候，桑打开吉普车的后备箱，从里面取出“水衩子”窗上，独自一人绕了很远的路才上到了那片沼泽的“硬地”上。我们远远地看到，桑每一脚下去都有一米深的稀泥。毫无疑问，这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有生命危险。
半个小时以后，桑从芦苇荡里把两只小鸭子抱了回来。
桑长得很帅，一脸的络腮胡子，是一个充满柔情的、硬朗朗的达斡尔族汉子。
（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____）

A．小说描绘了北国的优美风光，寥廓的天空，广漠的荒原，金黄的玉米地，为小说奠定了着两浪漫的感情基调。

B．小说展现护猎员的日常工作，揭示出他们生活环境的艰苦、生活的艰辛、强烈的责任感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C．小说采用白描的手法，对主人公桑只是简笔勾勒，以他日常的言行去表现他的个性，但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D．小说最后描写了桑冒着危险抱着两只小鸭子回到岸边这一细节，充分展现了桑的柔情，并揭露了偷猎者的残酷无情。

E．小说娓娓道来，语言平和朴实，人物对话隽永含蓄又带点幽默与诙谐，景物描写充满诗意，像一首淡雅含蓄的小诗。
（2）小说中多次写到颠簸的吉普车，请结合小说内容简要分析分别有什么作用。
（3）小说中的“桑”这一形象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分析。
（4）小说的标题是“打猎”，但文中却几乎没有正面写到打猎，作者为什么这样处理？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