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王大珩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25日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当时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把5月7日称为“国耻纪念日”。父亲因此给我起了“膺东”这个小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20世纪初曾留学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母亲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欠发工资的事常有发生，家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父亲看我有点灵气，从小就引导我学科学，激发我爱科学的兴趣。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看到筷子半截斜插入水杯中，出现挠折现象时，父亲就指出，这叫折光现象；在小学时，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亲自做地磁观测；在初中时，带我进行气象观测实习。在父亲的教育辅导下，我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

193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的教育熏陶下，我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长辈们的道德为人、爱国思想、对事业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进取精神。

在留学英国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几乎是工人和被雇佣者的生活，有机会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过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也见到过市侩气十足的学术人物；同时还体会到一些处世之道，即只有通过自己的钻研实践，才能成为知识里手；只有做出贡献，并争取出人头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并在学问知识上得到互益。同时也理解到，在解决问题时，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现象，发现、分析问题而不受陈规约束，这也是科学发展和前进所必行的。这些思想上的认识和收获，对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正值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经济上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当时，英国的公司曾打电报来，欢迎我再回公司任职。与此同时，吴有训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引导我到解放区去创办大连大学。在这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我选择了到解放区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党的培养下，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更加理解了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相适应的道理；人民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人，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并深感由于专业决定，个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事业要靠群策群力来完成，一切要服从祖国的需要。

这些思想引导我努力做到先公后私、不计个人名利、爱惜人才、培养后进、团结协作以及顺应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等，同时也要敢于同错误做斗争。在多年的实践中，我认为一个人的机遇，是靠主观和客观多方面条件促成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说到底，还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因素。1994年，我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成就首届大奖，在颁奖大会上致辞中曾谈到，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同志们集体智慧的体现，同时还因为我的夫人在生活上和健康上对我的精心照顾，以及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承担了主要家庭责任，使我得以全心致力工作。

现在我已年逾八旬，身体还算健康，愿以喜看祖国日益昌盛，迎接21世纪的欣喜心情继续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摘编自《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

守住文化的私人性

顾土

①在我小的时候，文化的余绪尚存。我经常看见父亲持箫，母亲吹笛，声声相和，在月光下打发闲暇，舒解心怀。我也见到许多长辈，或琴或筝，一艺在手，不时吹拉弹拨。记得邻居中有一位是曾国藩的后人，父执中有一位在旗^①，擅胡琴，他们二人每周必填词唱和，你来我往，一概楷书。那位姓曾的邻居曾经让我欣赏过她的词作，大约有好几千首，旗人作古后，她便痛付丙丁^②。

②读书仍是那个时代私人占有的最大文化，无论藏书还是阅读，都是私人的事情。关起门来，湖一壶茶，或正襟危坐或歪倚斜靠，读上一本好书，欣赏一天的新书，是莫大的享乐。

③那时，书法也是老一代人私人生活的必需。他们多数不算书法家，但写出来的字大都摆得出去，虽然没有自成一格，或颜或柳或赵，兼着一点隶书魏碑的底子，但透出那么一股文化的气息。诗词楹联也是很多人咏志抒情交往的渠道，读起来你就明白，合辙押韵工对是他们文脉里的根基。

④更早以前，诗琴书画乃至治印，都是我们的古人，尤其是有文化的士子必备的人生才艺，一不为了演出，二非炫耀，三没想到牟利，多数人纯粹是在私人空间里表达情绪而已。俞伯牙鼓琴，高山流水，为的是知音钟子期；嵇叔夜一曲《广陵散》，是自己受刑前的绝响；翻开唐诗，大量的也是私人间的送别、赠与、酬和。古人另外还有个习惯，就是写笔记，记人记事，考据辨正，加上琐闻杂姐。写笔记无关著述，无非消闲造日而已。清代纪晓岚曾说：“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诛、铭、挽联一类相对来说带有公布意味的文字，古人自我欣赏的成分其实也很重，何况大多写过后根本没有机会示人，纯粹是那时的“抽屉文学”。曾国藩就喜好给别人写挽联，还特别乐意人家在世的时候提前写就，当然不敢出示，只作为自己的雅癖，还有点“缺德”。

⑤前人的诗词书画印谱笔记刊印的也不少，多为自我把玩、自得其乐、自存留念，也赠与亲朋好友、师长同年，志在酬唱，意在交游。当然也有因此出了名的，也有赚钱赢利的，尤其是近代诞生了报刊、画廊、博物馆，刊布日见其多，但作为职业的还是风毛麟角，也没多少人当这是专业，绝大多数人依然视此为私人空间。直到上个世纪下半叶，旧时代培育起来的人纷纷谢世，诗琴书画的个人传统日益没落，艺术内涵也渐趋衰微。至于笔记，好像五十多年前已近匿迹。

⑥从前，只要读过书的人都具备起码的知识功底，诗写得再不济，也合乎基本的格律，也知道用典也明白骄偶也清楚哪里用了拗句，更分得出雅与俗；字写得再不成书法，也有笔力和规则，修养之气溢于一笔一画之中，规范之心聚敛于起承转合之内。这种标准也使他们轻易不敢将私人的事情贸然张扬，羞耻之心、畏惧之心、仰承之心，令他们更乐于隐藏回避，钟情于文化的私下把玩。

⑦如今，文化的私人性是否依然存在，我很怀疑。

⑧读书已经不再是私人的事情，有人偏好替别人开列书单，而更多的人必须依靠别人指引，倚赖市场烘托，才明白该读什么书，才知道应如何读书。网上处处充斥着读了一半或者尚未开卷或者干脆根本没读懂就已经急于发表的见解。

⑨尽管艺术成了热门，但无论是否职业演员，凡是会一门技艺的，都在拼命考级，一级一级攀升，而且个个喜欢比赛，人人爱好出头，曝光似乎才是最终的目的。艺术不再是私人的文化享受和情绪排遣，却成了炫耀、上镜、晋升的工具。

⑩书画当今并不冷清，尤其书法简直还有泛滥之势，可是，当众挥毫、以字逐利、四处题写再加办展览、出挂历、上报刊，才是写字绘画的终极目标。梁实秋曾经描绘过他那个时代已经出现的两种人，一是写字的，一是办画展的。他说：“写字的人有瘾，瘾大了就非要替人写字不可。看着人家的白扇面，就觉得上面缺点什么，至少也应该有精气神三个字。相传有人爱写字，尤其是爱写扇面，后来腿坏，以至无字可写；人问其故，原来是大家见了他就跑，他追赶不上了。”他还说：“我参观画展，常常感觉悲哀，大抵一个人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不肯把他所能得到的友谊一下子透支净尽，所以也就不会轻易开画展。”如今，写字的人早无扇面可写，但在马路上、书面上、纪念仪式上题辞成了嗜好；开画展的人还特别走俏，不必透支，趋之若骛的非常多。因为这两种人的本事往往在书画之外。

⑪诗词似乎也不萧条，虽然更像顺口溜，还不如二人转，一看就是数来宝的根底，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甘藏拙，非要见诸报端、刊印成册、借此炫示才罢休。

⑫大概是历次运动的熏陶，什么大字报、批判稿、决心书、思想汇报，都要摆出来当众表演，以示忠心，结果养成了不知文化羞耻的习惯。以后，市场经济的猛然来临，已被严重损伤的文化涵养使人面对物质利益和巨大的传播效应时根本不知如何自持，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亮出来叫卖，什么内瓢都可以袒露出来与人争输赢。社会环境也为文化的全然裸露推波助澜，舆论更是为文化的公然贩卖喊好叫价，任何文化终于因为失去审视标准失去环境制约失去舆论规范而一律成了经营的道具。

⑬文化一旦失去了私人性，自我修养的作用也就丧失，自我愉悦的目的也随之废弃，而修身养性原本是文化对人的最大益处，赏心悦目原本是文化对心智的最有力的启迪。我不知道，当文化只剩下公开的社会性时，还算不算文化？或许只是行政的工具，或许只是产业的一份子，或许只是公共场合的装饰品。

⑭文化，我总以为应该守住一点私人性，不然，就不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