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基因身份证

解读人类染色体组是最近这些年科学家的头等大事之一。科学家发现，基因研究成果能得到广泛应用，例如推广基因身份证。实际上，只要从手指上抽点血，再检测几片染色体螺旋结构切片，就能建成一张个人基因身份证。与此相关的是，美国和欧洲有为军人服务的DNA银行。最近，欧洲又新增罪犯DNA银行。即使在今天，做一次DNA检测的费用也不算低——约100美元，但这项措施有利于遏制罪犯。英国明确规定：所有暴力分子必须把自己的血样送交DNA银行。

科学家认为，基因身份证的作用不应该局限于证实本人，应扩大其所包括的内容，例如该人某些疾病发展的可能性。目前已知世界上就有约5000种疾病跟基因突变有关。人人进行基因检测，建立个人基因身份证，有助于增强国民健康。

医生都知道，与世隔绝的民族或人群更容易患上遗传性疾病，1944年在塞浦路斯发现地中海贫血病——一种严重的血液遗传病，病情越来越严重。到了1970年，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那么再过40年约有40%的塞浦路斯人将为病人输血，而且岛上的预算也得把大量的钱财用于治疗。为此，塞浦路斯政府不得不采取严格措施：对每个家庭进行调查，把那些具有“坏”基因的家庭归入资料库，并对年轻人进行婚前检查。如果新郎和新娘同时具有危险基因，那将施行一定的措施，甚至被禁止结婚。

问题是基因预测的疾病，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即使某些确定具有某种疾病因素的基因，也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但是，关于某种基因会引起某种疾病的信息，不可能不对人们产生不良影响。例如，当发现有可能引起乳腺癌的基因BRCA1和BRCA2之后，美国许多女姓纷纷检测自己的这些基因是不是发生突变。在那些查出“坏”基因的女性中，乳腺癌发病率达45%--85%。癌症恐惧症迅速蔓延，连健康女性也急忙做乳腺切除手术。

不健康基因的携带者还遇到一个问题：人们歧视残疾人和重病患者。设想一下，那些被确诊为携带BRCA2基因的女性的处境，她不一定发病，但雇主会重新聘人。

现在世界上许多医疗保险公司已经开始审核基因身份证，以期减少自己的风险。显然，那些携带“坏”基因的人付出更多的费用。总之，科学家担心基因身份证会产生负面影响不是没有理由的。

环境法的价值定位

①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巨大的成功和满目疮痍的地球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所有的人包括法律人，都真切地意识到了人类战胜自然的代价是何等之大，从而不得不虑及当文明的列车高速撞向地球之后车毁人亡的可怕后果。于是，一个新的部门法——环境法诞生了。新生的环境法是用来应急的，各种各样的技术规范被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

②不过环境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们又开始重新思考。结论是环境问题不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各国纷纷颁布了环境保护的综合法律，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和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均是这种理念的表现。

③可是环境问题依然在加剧，从区域性的转变为全球性的，采取局部地域的措施显然无济于事。环境是一个整体，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类不过是这一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意识到“人与自然乃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环境法，与奉行“人是万物尺度”的传统环境法相比，有了太多不同的价值判断。此时此刻，环境法开始转而研究法律的价值定位。在选择恰当的定位过程中，理想主义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出现了将环境法定位于伦理法的浪漫主义思潮。

④沿着整体主义的思路往下走的环境法，能走多远，又该走多远呢？关于此，学界争论不休，基本形成了三个流派：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中心，不仅包括当代人，还包括后代人，它强调的是非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对于某些过于直接、纯粹感性的偏好需要予以约束或节制。二、动物权利主义。这种主张以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为论证资源，要么认为动物因为有感觉和知觉，因此应该享有权利；要么以动物具有内在价值为依据要求法律将动物上升为权利主体。三、生态中心主义。其核心主张是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是指生物圈中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以及实现自我的权利。围绕以上三种理论又衍生出各种派别，但在与传统法律思想的交锋方面又团结一致。因为，以上环境法的每一种定位都是对传统法律的超越。

⑤传统法律理论认为，环境法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将一些道德上的诉求，比如当代人对后代人的关爱、人类对于动物的同情心、人与自然的情感和心灵的交流等，直接引入法律，不仅在理论上走入了误区，也会在实践中造成混乱，甚至有使环境法律虚无化的危险。这些善意的批评都极富建设性，它事实上是在提醒环境法学者，一定要在将道德与法律区分开来的基础上，再确定其价值定位。

⑥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区别，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但是，最低的限度在哪里？正如美国学者富勒所言，当我们考虑法律的道德问题时，“可以把这设想为一根标尺。标尺的最底端是社会生存的一些最显而易见的要求，向上延伸，则到达人类愿望的至高点。在这根标尺的某处有一根不可见的指针，它标出义务和美德的分界线”。传统法律理论对环境法的批判，其实质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道德诉求可以上升为法律规范；环境法所确定的义务和美德的划分在什么地方。

⑦实际上，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意义体验的外化形式，所以法律在终极层面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对于道德的依赖。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在于，道德可以将更为高尚的追求作为规范，而法律则因为要借助于国家强制力来实施，所以必须体现最大可能的认同。□，法律对于价值的体验必须与多数人对于价值的体验一致，这决定了法律在价值选择上的限度。法律作为强制性的规范，除了具备前述内在要素外，还存在外在的限制，这就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对该项意义之需要的满足水平，以现有制度为背景的创新必须是现实的、可以操作的。

⑧总之，环境法是现实的，对于价值的追求也是有限度的。对于环境法来讲，最为现实的选择是牵着道德的衣角，而不是穿着伦理的外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