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圣诞，怎么就成了我们的节日？(时事评论)

庄礼伟

圣诞节是基督徒纪念耶稣诞辰而形成的节日，在圣诞前夜，他们要去教堂，肃穆地迎候这个“宁静夜，圣善夜”。

在中国，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教堂、没有耶稣的圣诞节。然后，在一个远离圣诞节的日子，当我们回想起满城被商业绑架的圣诞气氛，回想起我们有口无心的“祝贺圣诞”，和电邮里群发的“圣诞快乐”，并联想到“后殖民”、“单边主义”、“文化霸权”等政治词汇，联想到炸馆、撞机、对台军售等等政治事件，我们会有点不甘心地发问──“他们的圣诞，怎么就成了我们的节日？”“他们的公元，怎么就成了我们的纪年？”

向纵深处看，西方更有许多东西我们是无法回避的（而我们能否也为这个世界贡献一些别人也无法回避的东西？）。我们无法回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立宪、代议制、电气化、工业化──它们都是源自西方的产物，我们无法回避市场经济，无法回避高科技和因特网，我们无法回避“和世界接轨”（其实就是“和西方接轨”），我们无法回避ISO9000无法回避GDP、WTO。我们测量自己的生活如何地好了，也要使用德国人发明的“恩格尔系数”。

这时候，我们有一种在精神上被剥光了的感觉：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成为说着中文的西方人了么？

西方在近代启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的进程，但人类的进步不能以人类多样性的丧失为代价。事实上，就人类的纪年方法而言，“西元”也只是其中一种。

今年是“耶诞”2002年。今年也是“佛诞”2546年。今年是犹太历5763年。今年还是“孔诞”2553年。今年还是“穆诞”多少多少年，等等。在中国大陆，采用西元纪年也只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今年还是农历壬午年，今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五日，乡野的老农在这方面比我们更有学问，因为这是他们的纪年。

这时候，我开始羡慕一些人，他们活在“公元”的世界里，却在内心深处守着另一种纪年。

在文化上，中国有着风格鲜明的传统和纪年体系，对于世界来说，这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人文资源。一年中西方有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万圣节、感恩节、圣诞节等等，而传统的中国人在一年中也有自己的时间刻度和嘉会安排，一年的节日以春节开始，以春节结束，祥和饱满。

春节之后，有元宵节，孩童们看尽“一夜鱼龙舞”，而他们也将慢慢地明白“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况味。

然后有清明、暮春时节，“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还有孔夫子和他的学生们，“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何等的放达！我猜想这帮疯狂的书生一定是光着身子“风乎舞雩”的。

然后有端午，龙舟犁开夏天的水面，长者们庄严地祭奠屈原的英魂。

然后是色彩浓烈的秋天，节日密集的秋天：七夕（七月初七）、中元（七月十五）、中秋（八月十五）、重阳（九月初九）。

七夕夜仰望星河时的惆怅与温暖，虽然不如“圣诞”时分伯利恒上空的寒星那么形而上，但它恰恰显现了当世极其匮乏、而中国传统精神中极其富有的人伦气氛。四季里的社戏、傩戏、祭祖、驱鬼、逐疫、送灶神，也远比一个万圣节丰富。

然后是把酒围炉、阖家尽欢的小年、大年。

中国人传统的、地方的节日，还有许多许多，都是贴近土壤的节日，都蕴含着独特的信仰和哲理，我们应当善待这些节日和文化血脉。我们不能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一天，除了一大堆GDP之外，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民族，变成了“伪西方人”。

当然，西方的节日可以成为中华文化的补充。

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依然倾心于在中国上下五千年里，从土壤中、从坎坎伐檀的河岸上产生的那些敬畏、疑惑、愤怒、释然、欢欣、谐趣，依然倾心于那些把传统中国人平淡生活连缀起来的嘉节时令、文化血脉。我将在冬夜仰望星空，但它不是天使传达“救主降世”的短信息时，伯利恒牧人所仰望的星空，而是五千年来我们的先辈托怀星汉、寄意寒星的星空，星星织构成雄浑的象形文字，永远让我们膜拜。

（庄礼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广东人文学会副会长，时事评论人，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地质遗迹是指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由于内外动力的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重要的地质遗迹是宝贵的自然资源，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基本要素。

国际上对地质遗迹保护工作十分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专门的地质遗产工作组，负责全球地质遗产保护工作。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地质遗迹保护工作十分重视。美国、加拿大、英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地质遗产保护工作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建立了完整的法规体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国际上对地质遗迹保护的通行做法大多是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地质公园．目的是将一些集稀有、珍贵、观赏价值并具重大科学价值为一体的地质遗产建成地质公园。既为科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场所，又作为科普教育基地，为促进地方旅游、贸易事业的发展创造机会，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真正起到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的作用。除了用于科研和对大众的教育外，地质公园在促进当地可持续发展方面还具有很大的潜力。它可用来提供就业机会和开展与其专业主题有关的新经济活动。随着世界地质遗产保护，特别是世界地质公园计划的实施，必将极大推动世界各国的地质遗迹保护工作的发展。

我国对地质遗迹的保护工作同样高度重视。保护区的建立对促进我国科学研究，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我国地质遗迹保护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至今还没有开展全国性、系统性地质遗迹调查，缺乏系统、完整、详实的地质遗迹的基本状况调查和评价资料；保护区的建设刚起步，现有地质遗迹保护区数量不能适应保护工作的需要，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地质遗迹未得到保护；人类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和工程建设使得许多地质遗迹资源遭受严重破坏并呈上升趋势；缺乏一个切实可行的全国地质遗迹保护规划和缺少专项保护经费，严重制约了地质遗迹保护工作的开展。

加强地质遗迹保护，保持优美的地质自然环境，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是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地质遗迹这一具有重大科学价值、教育价值、美学价值的珍贵自然遗产将得以有效保护。地质遗迹这一人类的瑰宝将永远闪烁耀眼的光芒。

（摘编自向岚《地质遗迹：人类社会的瑰宝》）

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和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自源文字体系,但唯有汉字沿用至今。这不应该是侥幸,而是源自于汉字的特质。早期文字大都是象形、表意的,追根溯源,现在绝大多数仍在使用的拼音文字,其表音符号很多都是衍生自象形表意符号。即便是汉字,占绝大比例的形声字的声符,也大多来自表意成分。在长期发展中,汉字表音的因素在汉字体系中大大增强,表现出明显的表音化倾向,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把汉字认定为“意音文字”,而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汉字中的“表音”要素,原本也是表意字,所以归根到底,汉字还是“表意”的。

那么,汉字的生命力何在?

若在汉字和汉语的关联中寻找原因,这首先是因为汉字的适用性。汉字能够很好地记录汉语,这是汉字不废的重要原因之一。汉字作为语素文字,一个字表示一个意思,在语音上没有什么变动,汉字和汉语匹配十分得当。

其次是汉字具有包容性。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一看就懂,但如果当年有录音机录下老夫子的话,我们可能难以听懂。因为语音是不断变化的,春秋时代的语音系统和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大不一样。然而,不管语音发生了何种变化,字仍然是这些字,意思始终不会改变,这就是时间的包容性。如果当年《论语》和《史记》是用拼音文宇书写的,那么现在我们根本无法阅读,这一点对中华典籍的传承十分重要。汉字承载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且比较容易解读的文献,这也成为汉字不废的重要原因。中国疆域辽阔,方言繁杂,汉字可以起到统一沟通的作用。汉字背后,还有汉字典籍和文化,正是通过汉字及汉字文化的联系,才使中华民族成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试想,如果历史上使用的就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要反映实际语音,那么各地的拼音文字就会各不相同。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字的差异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很快把汉语演化成多种语言,而不再是方言。比较一下欧洲或印度语言纷繁复杂的情况,我们就能认识到汉字的包容性。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汉字起着何等重要的文化认同作用,产生了何等强大的凝聚力。

最后是汉字具有文化积聚性。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沉淀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成为历史的活化石,它反映了中国早期的生产、商业、政治、战争、家庭、饮食等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隐藏着一部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可以作为历史考古的线索。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汉字已经成为中华文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成为不可抛弃的文化遗产。

(摘编自黄国营《中国汉字的开放性与生命力》)

材料一：

继高铁“霸座男”事件，“霸座”现象似有井喷之势。但与其说“霸座”现象井喷，不如说是媒体对同类现象的高频度呈现造成“集中涌现”效果；与其说现在是不文明症候群密集发作的“大爆炸期”，不如归结为自媒体时代公共空间的能见度提高了。说得更通俗些，不是霸座乱象绝对量骤然增多了，而是曝光率突然提高了。

“霸座”乱象并非今天才有，“霸座男”事件只不过是更为奇葩：当事人孙某的霸座和事后炫耀等低素质行为，与其博士身份、“精英人士”标签形成巨大反差。而霸座也随之被带入舆论视野，取代闯红灯、乱扔垃圾等，成了不守规则、不讲文明的新“典型”。

占座霸座行为在现实中挺常见，跟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很“贴近”，所以极易激起共鸣、引发共情。以往人们对这类行为可能更多的是曝光无门、报警无果，吐吐槽也就过了。但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和自媒体降低了人们曝光身边罔顾规则行为的门槛，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通讯社”；随着权利和文明理念濡染，人们的权利意识在增强，文明观念水位在提升，与之对应的，则是对不文明行为的接受程度不断降低。

人们对不守规则行为的容忍度变低了，曝光门槛也降低了，这种技术与理念共推下的进步会倒推公共空间恪守规则共识的形成和社会治理的完善。文明的养成需要舆论力量的倒推，最终实现“由力而起、由善而达”。这里的“力”，就包括媒体的曝光之力、舆论的监督之力。当霸座行为被越来越多地曝光、谴责和约束，社会文明自然也能“更进一步”。

（摘编自侃人《“霸座家族”遭密集曝光：人们的容忍度在降低》，《新京报》2018年9月25日）

材料二：

霸座，既违反道德，也违反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遗憾的是，从已曝光的霸座事件看，现场工作人员及执法机关多数只是加以劝说，劝说无效的，无非事后处以罚款，没有采取拘留措施。这种处置力度和处罚结果无疑将产生负面示范效应——在一票难求的春运期间，几百元的罚款显然比加价购买座位票更划算这岂不是变相鼓励霸座行为？

在法治社会，在对破坏社会规则行为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理当及时亮出带有强制力的法律之剑。譬如，一旦遇见霸座行为，当受害乘客或列车工作人员劝说无效时，就该及时报警求助。执法人员依然劝说无效的话，就该果断地采取临时性强制措施，将霸座者带离现场。如果霸座者有辱骂或抗拒行为，则应以妨害公务论处。这样方能打压以赖欺人的嚣张气焰，尽快让受到侵害的权利和社会秩序得以恢复。

只有法律硬起来，恶人才能软下去。只有本着不以恶小而纵容的态度依法处置并惩戒这些霸座行为，方能形成威慑，让有非分之想的人们心存顾忌，让法律更有尊严，社会更加有序，风气更加良善，公众更有安全感。

（摘编自史洪举《谨防惩戒霸座不力产生破窗效应》，《人民法院报》2018年10月23日）

材料三：

霸座在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站不住脚，但为什么会陆续出现这种现象？占座者在面对旅客、车长和乘警的指责、纠正时，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坚持自己的错误行为？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壹心理专业课负责人曾旻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这一行为。他认为，往往是自恋水平异常的人才会做出此类举动。过分自恋者会完全沉浸在自身的世界里，他人的声音是听不进去的，一旦遇到反驳自己的声音，他们会用更大的声音和理由去反驳回去。

“霸座的人通常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在流动性极强的高铁旅途中，下了车双方可能就再不相见，在这个小空间内道德约束是不强的，霸了座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所以人们更容易‘放飞自我’”。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向记者说道。

（摘编自《高铁霸座，乘客权益该如何保障》，《中国城市报》2018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