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民的命运

（波兰）姆罗热克①

让我们开门见山吧。这个故事发生在本国遥远偏僻的地区，那里的天气跟首都的天气一样。寒来暑往，刮风下雨，阳光普照，与大城市没有什么两样。从气候特点来看，你分辨不出两者有何不同。但是，令人吃惊、甚至恐惧的是权威人物的首创精神。他们为了了解本地天气状况，决定在这遥远的地方建造一所气象台。这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是划出一小块矩形地盘，四周用白色栅栏围起，中间有一个仪器箱，架在细长的支腿上。

挨着气象台是干事的房屋，他的工作除了照看仪器外，还包括书写天气状况的准确报告，这样，假如有人询问情况，权威手头就有了必要的信息，不至于茫然不知所答。

干事是一个非常尽心尽职的年轻人。他写的报告清楚简洁，并且一直准确可信。假如有雨，他会尽可能从每一角度记述雨情：几时下雨，雨量多少，时间多少……否则他不会罢休。假如阳光明媚，他也会不遗余力准确无误地给予记述，是一就说一，是二就说二。他懂得全国上下都在勤奋工作，创造财富为他发放工资，所以他感到自己必须专心工作。他永远也不会无所事事，因为在这个地区，天气总是变化无常。

临近夏末时，暴风雨频繁起来，又是刮风，又是下雨，他翔实地记述下来，把报告交往上级办公室。暴风雨还是接踵而来。

一天，一位年老而经验丰富的同事拜访他，这位同事目睹了他的工作情况，临走前随口说：“朋友，我觉得你报告的调子是否有点低?”

“此话怎讲?”干事感到惊奇，“你可以亲眼看一看，是在下倾盆大雨嘛。”“不错，是在下雨。当然，谁都能看见。但你应该明白，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吗？要采取科学态度。请注意，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出于友谊才提醒你。”这位老气象学家穿上胶鞋走了，一边走，一边直摇头。年轻的干事独自留在那里，继续写他的报告。他有些焦虑地凝视着天空，接着又写了起来。大约就在这时，他出乎预料地接到了上面权威的传唤。虽不是最高权威，可仍然是一个权威人物。他带着把伞进城了。权威在一所漂亮的房间里接待了他。雨点打在屋顶上，滴答作响。“我们之所以召你来，”权威声明说，“是因为我们对你报告的片面性感到惊奇。这段时间，你报告的调子太悲观。丰收在望，而你却喋喋不休地报告雨情。你不明白自己工作的性质吗?”“可是在下雨嘛……”干事说。“别找借口。”权威面有愠色，拳头砰的一声落在桌上的一叠纸上，“这儿有你最近所有的报告，你不能否认。你工作干得不错，可优柔寡断。我要你明白，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失败主义情绪。”会见后，干事把伞合起来，夹在胳膊下，回到了气象台。这一举动意愿虽好，但他终因遍身被雨淋透，得了感冒，不得不卧床休息。不过，他不承认这是因雨所致。

翌日，天气好转。他喜出望外，立刻写下了报告：“雨停了，必须承认，下得并不太大，只是断断续续下了几点。看现在，阳光多么灿烂!”确实，太阳驱散了乌云；天气渐渐暖和过来，大地冒着蒸气。干事一边欢快地低声哼着曲子，一边忙着自己的工作。下午，一阵冷风吹过，乌云又开始聚集。他走进屋，生怕患上流感。下一份报告又该写了，他写道：“太阳运行如故。哥白尼早已证明，日落只是表面现象。它实际上总是光芒四射；只是……”

写到这儿，他突然停笔，感到非常不畅快。当第一道闪电划过天空时，他摆脱了机会主义想法，只写道：“17点，雷雨。”

第二天，又是一场暴风雨。他作了报告。第三天，虽没有暴风雨，可下了场冰雹。他又作了报告。他浑身洋溢着一种心安理得，甚至是心满意足的奇怪感觉。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邮递员又给他送来传唤令时为止。这次传唤令是从“中央权威”那里发出的。

他从首都返回后，心里再没有什么疑虑了。连续几天来，他的报告都是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偶尔还响彻着辩证的论调。例如：“虽然短期偶然出现的阵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灾，但是什么也摧不垮工程兵和救援分队的战斗精神。”

随后的报告描述了风和日丽的天气。有些甚至是用韵文写成的。然而，大约两个月以后，他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一定会使权威百思不得其解。报告说：“该死的暴雨。”下面是用铅笔潦草地写着这样的话：“村里寡妇生下的男婴发育良好，尽管人们都认为他活不长。”

一项调查表明，他是喝得醉醺醺之后写这份报告的，买酒的钱是他变卖气象仪器换来的。自那以后，什么也妨碍不了本地区阳光明媚的天气了。他在绕着田野行走时被闪电击死，当时手里还拿着一只卢尔德神钟②，他企图把乌云驱散。他基本上还是个诚实之人。

裱画徐

马犇

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徐姓的裱画师。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善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好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队长把鸭子统统交给了我。每天天一亮我就要去放鸭子。我把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水底长满了水韭菜。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为什么鸭子要长一只长长的脖子？原因就在这里。鱼就没有脖子，虾也没有。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

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那本从县城里带回来的《宇宙里有些什么》。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父亲从县城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这张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这张《世界地图》验证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形，而是椭圆形的。

看完了地图，我们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前开始讨论。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①、苏修^②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大队的党支部反映一下。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吸引了所有的人。人们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

王爱国又提出了一个令人害怕的问题，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白天还好，万一是夜里，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我们只能不停地坠落，永远坠落。王爱国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感受到了无边的恐惧，我们几个小的紧紧地挨在一起。但是，王爱贫马上说，地图上清清楚楚世界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也是大西洋，我们怎么能走到大西洋里去呢？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心存感激。然而，王爱国立即反驳说，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王爱国的话又把我们甩进了无底的深渊。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还是王爱贫挺身而出了。“如果船掉下去了，那么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我们看了看身后的鲤鱼河。水依然在河里，我们看到了希望，心安理得。王爱贫挽救了我们，同时挽救全世界。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里？”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父亲对着漆黑的四周看了几眼，用手掸了掸身边的萤火虫，犹豫了半天，说：“我们不说地球上的事。”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大骂了一声：“都说你是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鸭子围绕在我的四周，我要带着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我是第二天上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队长提起我的耳朵，把我拽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在那儿，父亲也在那儿。父亲无比谦卑，正在给所有的人敬烟，给所有的人点烟。父条一看见我立即走了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掉到哪里去了？”“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仔细望着我，摸了摸我的脑门，掴了我一个大嘴巴，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

“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选自毕飞宇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文字有删改）